第一章 欧阳修自传的史学价值、叙事策略与哲思意蕴

作为北宋的“一代文宗”，欧阳修在诸多文化领域皆尽得风流，而尤以文章最卓然于世。《宋史》中有这样的评价：“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1]可见欧阳修对于宋代的古文，有着倡导之功。同时亦有着自己特立独行、境界高远的文艺追求，他直言不讳地申明：“况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2]并回顾自己的亲身经历，表达了对时文风气的不能苟同：“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苏氏文集序》）[3]这些极具个性风范的文字令欧阳修劲心刚骨的“一代文宗”形象千年之下仍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李春青先生对欧阳修作为其时代士人代表的深层原因进行了精辟的揭示：“欧阳修之所以是此期士人精神的体现者，主要是因为他在晚唐五代及宋初以来士人主体意识严重失落的情况下重新呼唤和高扬人格理想；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时文坛领袖，除了他的个人才华与天分之外，主要是由于他的一系列学术话语、文学理论与诗文创作，恰恰符合和代表了彼时士人阶层共同的心灵状态与价值期待，而其文化话语（文学理论）系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看作是士人人格理想的表征。”[4]“士人阶层对于纯粹个体性精神境界的向往之情同样是极为强烈的。他们希望能够经常驻足于绝佳纯真、远离尘俗的内在世界之中，享受心灵自由的美好体验，在这方面，欧阳修同样也是士人的代表。”[5]

欧阳修的自传《六一居士传》，正是其足以引领时代的高雅趣尚和精神世界的绝佳呈现，欧阳修在其中自述晚年生活的情趣——读书、鉴赏碑铭、弹琴、弈棋、饮酒等等，皆是当时士大夫阶层中甚为流行的雅趣好尚，他本人亦辑有《集古录》一千卷，是著名的金石学家，也是中国金石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在《集古录目序》中，欧阳修这样写道：“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彊。……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故得一其所好于斯。好之已笃，则力虽未足，犹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以为《集古录》。”[6]这可视为是欧阳修对完成《集古录》的心理动因和编纂雄心的阐述，其间洋溢着对自己在金石学方面的开创之功和宏大成就的自豪感。

这种自豪感在其自传《六一居士传》中有着清晰的呈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7]

“一”的概念的引入，别居深意，其中的每一个“一”，在欧阳修心目中都是自己独特的精神标识。特别是将自我也作为六个“一”的组成部分，雅好之“物”与“自我”的同值与并置，则不仅令全篇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哲思意蕴，更体现了作者将物我同等视之、物我合一的境界，钱穆先生在《读欧阳文忠公笔记——读文随笔之六》中这样写道：“我尝谓中国文学，贵在能把作者放进其作品中。此一传统，不仅文学如是，即艺术亦无不然。诗文字画，同此标准。”[8]《六一居士传》表达了暮年的欧阳修渴望回归自然，自在悠游，颐养天年，不恋功名的淡泊心态，同时也不免在文末流露出感伤悲凉的情绪。

《六一居士传》

欧阳修

六一居士初谪滁山，自号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

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诮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因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客曰：“其乐如何？”居士曰：“吾之乐可胜道哉！方其得意于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然常患不得极吾乐于其间者，世事之为吾累者众也。其大者有二焉，轩裳珪组劳吾形于外，忧患思虑劳吾心于内，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于五物哉？虽然，吾自乞其身于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恻然哀之，赐其骸骨，使得与此五物偕返于田庐，庶几偿其夙愿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复笑曰：“子知轩裳珪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于彼者已劳矣，又多忧；累于此者既佚矣，幸无患。吾其何择哉？”于是与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区区不足较也。”

已而叹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盖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尝用于时矣，而讫无称焉，宜去二也。壮犹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难强之筋骸贪过分之荣禄，是将违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负三宜去，虽无五物，其去宜矣，复何道哉！”熙宁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传。[9]

全文以问答体贯穿始终，将自我高标特立的精神世界与纷繁喧闹的凡俗世界的冲突与对立，呈现得眉目清晰。文末注以“六一居士自传”的明确说明，是标明了其隐逸之志的一种旨归，不仅一举拉回到第一人称，打破了之前第三人称叙事带来的间离效果，更让读者感到扑面而来的真实感，让整篇作品带着传主的体温，更加触动人心。

作为宋代的古文大家，欧阳修以其最擅长的文体撰写的自传，无疑是一部值得高度关注和深入探索的文本。从叙事学的角度考察，作为叙事文的《六一居士传》有诸多创新之处超越前代，非止在自传领域，该文亦是唐宋经典散文之一，体现出欧阳修在叙事技巧的运用和哲思意蕴的营构上高超的立意，值得从中西叙事学和传记理论的视角去细细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