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自传文学的渐进期

——魏晋南北朝人的觉醒与人格标举

魏晋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人的觉醒”的时代，“魏晋风骨”这一说法也因此定型，成为时代精神的写照。名士风度影响下的魏晋时期的自传具有了更强的文学意味，于前代司马迁、扬雄等震撼人心的笔触之外，在开发自传谋篇立意的形式和深化自传的文学性上，都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新探索。有别于前人大篇幅的对于家族历史、人物生平的实录，魏晋的自传作者在时代风气、文化氛围和个人旨趣的影响下，逐渐将前人甚重的对于自身来历的记载，进行了刻意的省略，而将标举个人追求的人格境界和超凡志趣作为自传叙述的重心，在自传中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文武双全的英豪和隐逸孤高的名士形象，使之成为自身精神追求和人格理想的写照。代表人物有曹丕、葛洪、陶渊明等。如果说日后成为君王的曹丕在自传中还有对于出身来历和天赋英才的身份自豪感，那么葛洪则是用以抑写扬、明贬实褒的方式来书写自己的人格追求。陶渊明则更是独辟一境，将自传直接引入虚构式玄幻化的新境界，使之成为真正的纯文学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遂为虚构式自传的滥觞。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自传文学的渐进期，魏朝“三曹”之一、曹操之子曹丕（187年—226年）在登基之前也写有《典论·自叙》这篇自传，由于曹操的帝王身份是死后追封，所以，曹丕的《典论·自叙》才应该被视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帝王亲自书写自传的肇始。

在《典论·自叙》中，与其父《让县自明本志令》一样，曹丕带着同样的王者风范，以第一人称展开了叙述，开篇即描写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形势，点明自身成长环境，接着分述了自己在骑射、剑术、铸盾和文学方面的综合才能，将自己描写成文武双全、雄才大略的青年才俊形象：

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余与论剑良久，谓言：“将军法非也，余顾尝好之，又得善术。”因求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芉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余言：“吾法急属，难相中面，故齐臂耳。”展言：“愿复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却脚剿，正截其颡，坐中惊视。余还坐，笑曰：“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尽欢。[20]

曹丕这篇自传的创新价值在于，他在其中加入了春秋笔法的场景化的文学描写，行文生动，妙趣横生。这一点在与邓展的两次比剑均凭自己出色的文韬武略胜出的描写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示。刀圣邓展，精通各种武器，尤其以刀见长，官拜奋威将军，在官渡之战时作为曹操的贴身护卫。曹丕的武艺完胜当时的刀圣邓展，这样的表现手法，无疑将曹丕本人的武略抬高到一个在当时无以复加的地位。除了在自传中展示自己的天赋英才之外，文中描述了两次交手的过程和双方对话，细致刻画了两人心理及旁观者的反应，并以赛后与邓展的握手言欢，展现了曹丕帝王式的豪迈气概。川合康三先生认为：“强调自己是曹操唯一的合格继承人，这才是文章真正的主旨。”[21]这种推断不无道理。可以说，文学性手法的大幅加重，是曹丕对于自传文学发展最大的贡献，积极促进了当时对于自传文学性的开发。曹丕是中国自传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卓越贡献的人物，对于自传作为独立的文学类型存在，又向前推动了一步。

与曹丕以王者风范充分展示自身天纵英才的笔法完全背道而驰，晋代的自传作品，在名士之风的兴起，道家思想为中心的价值观念等多重社会文化元素的作用下，呈现出消极避世，自得其乐的思想倾向。晋朝著名的自传作品代表——葛洪和陶渊明的自传中，皆表现出这种倾向。而且，葛洪和陶渊明在自传中都是以第三人称指代自己，只是一实一虚的区别而已。据川合康三先生的研究：“西欧自传能称其为自传，据路逊努（Philippe Lejenne）的说法，第一人称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中国则不然。尽管明明写的是自己，在人称上却和第三人称没有区别。”[22]以第三人称指代自己，在中国古文中司空见惯，以第三人称书写自传的传统，也贯穿着整个中国自传文学的发展历程。因为用了第三人称，使原是由其本人书写的自传，获得了似与自我拉开一段距离来审视的冷静、客观、克制的叙事效果。

东晋（317年—420年）的葛洪（284年—364年或343年）在其传世之作《抱朴子》外篇第五十的《自叙》中，以曲笔自贬的方式，展示了自身的特立独行和异于众人的精神追求。

年十六，始读《教经》、《论语》、《诗》、《易》。贫乏无以远寻师友，孤陋寡闻，明浅思短，大义多所不通。但贪广览，于众书乃无不暗诵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既性暗善忘，又少文，意志不专，所识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时犹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纯儒，不中为传授之师。其河洛图纬，一视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书、及算术、九宫、三棊、太一、飞符之属，了不从焉，由其苦人而少气味也。[23]

洪之为人也，（有脱文）而騃野，性钝口讷，形貌丑陋，而终不辩自矜饰也。冠履垢弊，衣或繿缕，而或不耻焉。俗之服用，俾而屡改。或忽广领而大带，或促身而修袖，或长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期于守常，不随世变，言则率实，杜绝嘲戏，不得其人，终日默然。故邦人咸称之为抱朴之士，是以洪著书，因以自号焉。[24]

文中杂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但第一人称仅出现在与他人比较凸显自身特异性时，文章主要还是以第三人称为主。川合康三先生认为，在《自叙》中“葛洪弱者的自我定位，就不是外在因素要求的结果，而是他试图通过宣称自己劣于众人的退让，进而确认自己异于众人的存在。”[25]“这种有意置身于社会基准之外、甘心于不可救药的自我定位，在此之前还没有出现过。”[26]从而葛洪的这篇自传就成为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在文人心灵世界的一种投射，成为自传文学在时代氛围影响下，出现的一种新的自我定位的叙述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突出代表。这种正话反说的叙事方式，也由此出现在了晋代的自传作品中。

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的著名诗人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的问世，开启了自传文学的又一个崭新篇章。陶渊明出生于一个衰落的世家，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父亲早死，家贫，年轻时曾有“大济苍生”的抱负，曾做过几年的参军、祭酒的小官，但因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异常激烈，官场腐败黑暗，在门阀制度下，如陶渊明出身寒门庶族者很难得到重用，《晋书·陶潜传》中记载他曾发下“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27]的豪言壮语，加之其人性格“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序》）[28]，不愿“以心为形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29]，终在任彭泽令时毅然解绶去职，弃官归田，过起了躬耕自足的田园生活。陶渊明的诗和辞赋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开田园诗一体，为古典诗歌开辟了新的境界，平淡自然、直白如田家语的风格，极大地影响了后世诗歌的创作。遂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诗品·卷中·宋徵士陶潜》）[30]。而陶渊明这篇通过对五柳先生这一假想人物的描述来自况的《五柳先生传》亦是他的传世代表作之一。萧统的《陶渊明传》和沈约的《宋书》中都认为是陶渊明本人的“自况”和“实录”，可见本文是作者自抒志趣的文章。文中描绘述了一个爱好读书、不慕荣利、安贫乐道、忘怀得失的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 卷7亦言：“渊明以彭泽令辞归，刘裕移晋，耻不复仕，号五柳先生。此传乃自述其生平之行也，潇潇澹逸，一片神行之文。”[31]王瑶先生以为此文作于太元十七年（392年）陶渊明为江州祭酒以前，逯钦立先生则以为作于刘宋永初元年（420年）前后。《五柳先生传》篇幅不长：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32]

这种虚构式自传的登场，是自传作为独立的文学类型登场的标志。以虚构人物来曲折地作为“自画像”自抒其志，是从庄子书中遗留下来的传统——将人物设定为超越现实的存在。而《五柳先生传》中人物姓名、籍贯的无从知晓，这种语焉不详，恰是暗喻人物有超越现实的品格。五柳先生淡泊名利，超逸脱世，自由无碍的生活状态，正是陶渊明人格理想和生活状态的双重写照。“五柳”在之后成为隐士的代称，《五柳先生传》也成为古往今来中国自传文学的代表之作。因其沿老庄之传，以虚写实的手法，所以《五柳先生传》也可视为是中国历史上自传完成由史到文的过渡的标志性作品，由此确立了自传领域一种独树一帜的书写模式。在陶渊明之后，这种虚构式自传书写模式逐渐广受推崇，终至蔚为大观。川合康三先生曾指出：“五柳先生型的自传与西欧近代自传的不同点，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如篇幅的长短，作者、叙述者、登场人物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人生经历的回首怅望、还是人生理想的憧憬向往，等等），但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其自我认识的方法，不是面对自己的灵魂，自我审视，自我拷问，而是把自己放开，使之置身于共同体中，从而塑造出一个共有的人物形象。”[33]

在陶渊明之后，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的自传也是传世之作。江淹出生于南朝宋，年少时即因文章而声名显著，一生为官历南朝宋、齐、梁三朝。江淹的《自序传》是其《江文通集》前集的序言，仍是作为书籍的序言存在，但江淹在这篇序言里明示了自己对于道家学说的偏好，可见当时整体文化氛围对其的影响。因该文较重实录，并符合自司马迁已奠下的文人自传应有的几大要素，作为自传虽在体例上并无太多创新，但因出色的文采，也成为了自传文学中的明珠。

作为中国自传文学的渐进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传在时代整体文化的综合影响下，呈现出日渐摆脱作为史书附庸的地位，而向纯文学靠近的趋势，文学手法的高超运用诉之于自传，令自传绽放出文学的华彩，为其作为独立文学类型进一步走向繁荣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推进。文学巨匠的创造性开发，新的书写模式的确立，是这一时期的突出表征，为“自传”在唐代作为独立文学形式的正名和确立，以及在唐代臻于鼎盛，开创新纪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先秦至魏晋作为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形成期，无论是最初的由史入文，还是后来的虚构式自传，从文体的发生、写作方式、自我意识等诸多方面的探索而言都贡献巨大，令自传中文人的自我呈现展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深远的开拓空间，彪炳千秋的文人巨匠的创造性笔法和震烁古今的宏大成就，更令这一时期的自传文学佳作不断，风格多变，高潮迭起，为中国自传文学日后蔚为大宗奠下了根底。

中国的自传文学在发轫期和渐进期之后，于唐代迎来了其辉煌期，“自传”一词在盛唐末期的生成（陆羽的《陆文学自传》诞生），标志着自传作为独立文学类型的正式确立，并出现了从序、传、自撰墓志铭到说、状、书等几乎全部的中国古代自传文体类型，除了清代的“忆语体”小说（以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为滥觞，沈复的《浮生六记》为代表），可以说是众体皆备，作品众多，影响深远。不仅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将自传的文学性发挥到了极致，而且在自传的表现内容上更是精彩纷呈，令人叹为观止，较之前代自传有了超越性的发展。可以说，如果没有先秦至魏晋对于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确立和创造性的探索，唐代自传文学井喷式的壮观景象便无从发生，宋代自传文学新象迭出、独树一帜的瑰丽面貌也无从开启。

先秦至魏晋的自传文学的发生发展作为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形成和渐进，将自传塑造成为文人自我对于个体命运和文化选择的言说方式、集体无意识的时代氛围和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三者交相辉映、层峦叠嶂的复合型文本。这些带着脉搏和体温的文字，为考察几千年前的历史史实和民族思维方式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文学性之上，更是具有多重价值的经典文本。将中国自传文学的发展溯源到先秦至魏晋，探询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形成，是理解宋代自传文学创新之基点的通衢之要。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经济、文化、教育高度繁荣的历史时期，结束了唐代后期及五代十国的政治混乱，宋代君主剥夺了文士的军事权力，锐意以文治统治天下。雅文化的兴起，培育起崇尚雅好和博闻广识的文化氛围，并润物无声地渗透到了北宋文人圈。雅文化占社会的主导地位，尚雅和尚博的文化风尚席卷了整个北宋文人阶层。南渡后虽国力衰微，但这种文化风尚却丝毫不减，同时文人士大夫还普遍产生了恢复中原的爱国之志。

植根于这样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宋代自传文学也呈现出了一些有别于前代的开拓与新变，并对后世自传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虽则唐代自传已臻中国自传文学的鼎盛期，融入了对于生死的深度思考（自撰墓志铭的诞生），同时佛儒道三教并存的文化氛围下，唐代自传的思想价值取向也呈现出极大的多元化，在文体上也呈现出由单一叙事文向多种文体交相融合的发展趋势，除了清代诞生的“忆语体”，可谓众体皆备。然而较之唐代自传，宋代自传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主要在思想内容和文化意蕴的开发上，进行了饶有兴味的探索和提升。在独特时代氛围的濡染下，进一步深化了自传文学的雅趣之美（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传》），同时加入了前代罕见的女性视角（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在南宋末年国运衰颓之际更融入了感天动地的爱国情操（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谢翱《冬青树引别玉潜》《登西台恸哭记》，郑思肖《墨兰图》诗画）。宋代自传中呈现出的雅好趣尚、女性视角和爱国情怀这些新变，成为宋代自传在中国自传文学发展史上的特出之处和坐标价值之所在，象征着中国自传文学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于宋代步入成熟期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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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bert Folkenflic edited，The Culture of Autobiography，Palo Alto：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2] [日]中川久定：《自传文学》，岩波新书1979年版，第4页。

[3] [日]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蔡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4]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5]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295页。

[6]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725页。

[7]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295页。

[8]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00页。

[9] （春秋）左丘明著，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88页。

[10] （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钟基、李先银、王身钢译注：《古文观止》，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99页。

[11] [日]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蔡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12] （战国）屈原著，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校注：《屈原集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58页。

[13] [日]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蔡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14] （汉）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90页。

[15] [日]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蔡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16] （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61页。

[17] （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62页。

[18] 周启成：《古代文人自传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19] 周启成：《古代文人自传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20] 周启成：《古代文人自传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3页。

[21] [日]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蔡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22] [日]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蔡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23] （晋）葛洪著，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0页。

[24] （晋）葛洪著，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0—341页。

[25] [日]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蔡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26] [日]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蔡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27] （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461页。

[28] （晋）陶渊明著，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13页。

[29] （晋）陶渊明著，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13页。

[30] （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页。

[31] 黄坤、刘永翔编：《中华古文观止》，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406页。

[32] （晋）陶渊明著，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44—445页。

[33] [日]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蔡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