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自传文学的发轫期

——两汉从官修史志到自述平生

现存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自传——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的自我叙述与鸿篇巨著《史记》的诞生息息相关。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置于他所著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130卷之末，是全书的序言，这也令这篇自传具有了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作为史学世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是西汉（前202年—9年）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该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论述。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东巡至泰山，并在山上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即所谓“封禅”大典。司马谈当时因病留在洛阳，未能从行，深感遗憾，抑郁愤恨而死。论著历史的理想和计划，便留给了儿子司马迁去实现。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天汉二年（前99年），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同时也继承父亲遗志（司马谈临终曾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5]）。是年十一月，出战匈奴的大将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令皇帝认为他是在诋毁这次讨伐的主力李广利，而李广利恰是皇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司马迁被捕入狱，判死刑。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被灭族。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忍辱苟活，自请宫刑。依据当时律法，这是他唯一可以保全性命完成著述《史记》之宏大理想的屈辱选择。汉武帝天汉四年（前97年）司马迁被赦出狱，任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中这样写道：“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6]发愤著述《史记》，这便是历史上举世著名的“发愤著书”这一典故的由来。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等作品中对于悲惨的人生经历都有所描述，可作为《太史公自序》的参照文本。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史记》完成。

《太史公自序》五分之四的篇幅，都是围绕《史记》的谋篇布局思想和具体内容展开，只有起始的五分之一的内容，是具有自传色彩的部分，然而正是这部分内容，奠定了《太史公自序》作为中国现存文献中自传文学滥觞的历史地位。

《太史公自序》开篇即追溯司马氏之始祖，及至其父司马谈，引其“六家要旨”，之后才谈到自己的诞生、求学、游历、仕宦、致罪、著书。这样的叙述顺序，为以后的自传开创了传统，规界了后世文人士大夫自传的一些基本要素——家世背景、出生时地、求学经历、仕宦之途。

作为自传的《太史公自序》，并非简单的司马迁个人人生经历的记载，而是一篇包含了广袤深邃的历史文化元素的精华文本，它反映了自传作为一种文学类型诞生时的文化心理动因和社会历史承载。

第一，文人士大夫恪守本职，传承历史，沿袭家世，光宗耀祖的文化使命感。众所周知，《史记》不仅是司马迁“发愤著书”的产物，更是他子承父命的产物，汉代史官作为文人士大夫的文化使命感由此可见一斑。《太史公自序》中的话很好地呈现了这一思想：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7]

第二，先秦儒家哲学的深刻影响植根于其思想中，产生了深重苦难是凤凰涅槃的命运先兆的文化心理暗示。《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重要的叙述：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於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8]

引文中的句式和叙述模式，与《孟子·告子下》中著名的论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从句式到语言、思想逻辑如出一辙。而综观司马迁在承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下“发愤著书”的彪炳千秋的巨大成就，足可为孟子名言之明证。

第三，先秦“三不朽”思想在其心中打下的深刻烙印。“三不朽”的说法最早见于春秋时期鲁国左丘明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和《国语·晋语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9]这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命题。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即树立高尚的道德；“立功”，即为国为民建立功绩；“立言”，即著述具有真知灼见的言论。此三者是可以永垂不朽，流芳百世的。司马迁在写给好友挚峻的书信《与挚峻书》中引用了这一说法，尽管对于立言和立功的顺序有所调整，劝好友放弃隐居，积极入仕。从日后司马迁遭遇深重苦难也要完成《史记》著述来看，对于“三不朽”人生价值观的尊崇，贯穿了其一生。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在谈到《史记》的写作时写道：“仆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改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10]其以立言方式追求不朽的动机，昭然若揭。

第四，文人对自我个体生命特异性的自觉认知。这是中国自传传统的重要特征，川合康三先生在其著作中有如此论断：“如果说西欧的自传是以一个人在回顾个人历史时发现自己与过去之我有异为契机的话，那么中国的自传则是以发现自己与人类社会大多数人的不同为基点。就司马迁而言，正是公众社会对自己的排斥，才促成了他对自己异于众人的觉醒。”[11]而这一心理机制的产生，又并非单纯缘于司马迁本人的人生经历，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源流，其根源是战国时屈原（前340年—前278年）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12]，在被周围世界的排斥、否定和孤立中，看到自我的独特价值所在，进而寻求可能的方式令自我的价值得以实现。结合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屈原的极力推崇，可见其将屈原的人格追求引为同调的价值取向。对于屈原的推崇，并非司马迁的个人行为，在先秦后，这成为文人士大夫的一种集体共识。因而可以说，对自我个体生命特异性的自觉认知成为催生自传形成的关键因素，并因此成为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主要特征，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而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作为现存的中国自传诞生的标志性文本，也成为后世中国自传文学的圭臬。《史记》的宏大成就，司马迁惊世骇俗的人生经历，极具感染力的撼人笔触，使《太史公自序》成为自传文学秀拔高耸的奇峰，后世的中国自传文学皆无法绕开其影响，并由此开创了借书籍序言书写自传的传统。

汉代是中国自传文学发展的发轫期，但这个发轫期已呈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司马迁之后，扬雄、王充、班固等汉代大家均有自传问世，且皆文采斐然，对于丰富和发展自传这一文学类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自传，亦多承司马迁之传，置于其著作之中，东汉班固的《汉书》的最后——卷100写有《叙传》上、下两篇，但其自传除了具备前文提到的士大夫文人自传的基本要素——家世背景、出生时地、求学经历、仕宦之途等简单描述外，还将大量笔墨放在了对于显赫的班氏家族的记述，同时还加入了对自己作品的转载。与《太史公自序》不同的是，班固对于自身曾追随外戚窦宪，后因窦宪失势身陷囹圄的人生起落，却未涉及，这种对私人化人生经历的刻意回避，开启了新的史书撰写传统，“史书的自序，就是这样从说明写作的原委，逐渐变为撰写者家族的传记。”[13]与司马迁同样作为史官世家出身的班固，对于私人化人生经历的省略，对于家族历史叙述的强化，除了昭示着从西汉到东汉，从司马迁到班固，从《太史公自序》到《汉书·叙传》，史书撰写的新方向——个人以家族的方式进入历史记载的史书序言书写模式的建立，同时还隐喻着自传文学发展的新变，即在史书的官方化色彩日渐浓厚的情况下，史家个人以家族的方式写入史书序言的可能也日渐变为奢谈（唐代史书改为官修，序中不再出现史书作者家族介绍），作者个人生命历程的叙述和记载将越来越无从容身于史书序跋，为了寻求其恰切的存在形式，必然要挣脱作为史书附庸的状态，而以独立的文学类型存在。

作为史书序跋存在的自传的诞生，对于史学本身的发展，也产生了奇特的影响。自司马迁将司马相如的自传多处录入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开始，在中国自传发展史上，就开启了一个新的史书撰写传统，即自传直接入史的传统。司马相如的《自叙》虽散佚，但其全貌却在《史记》中基本得以保留。自传进入正史，得以成为史实的一部分而千古流传，是自传的真实性和历史地位得到官方化认可和进入主流文化视野的突出体现。班固沿袭了这一传统，《汉书·扬雄传》是班固《汉书》中的经典篇章，记载了扬雄一生的学术活动及文学创作，交代了扬雄的人生及艺术旨趣，对其成就和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由此使人看到了扬雄一生文化活动的各个方面。全文大部分内容是直录自扬雄的自传，体现了班固对于扬雄自我评价的完全赞同，以及对于其自传作为正史的资格和价值的高度认可。而与班固生活在同一时代的王充，其《论衡》中的自纪篇，也是汉代自传的突出代表，其中记述的内容，被范晔《后汉书·王充传》多处采用，同样是自传入史的杰出代表。

继司马迁之后，汉代自传在内容和风格上一直进行着新的探索和开发。如王充和曹操的自传作品。在《论衡》自纪篇中，王充用如下的句子描述自己的状态：“见污伤不肯自明，位不进亦不怀恨。贫无一亩庇身，志佚于王公；贱无斗石之秩，意若食万钟。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14]这与颜回安贫乐道的精神状态极为类似，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相比，王充的“不争”中隐含着一种对世俗规则的蔑视。魏晋之后的自传中塑造的与世俗规则格格不入的人物，似与之一脉相承。而且在叙述形式上，王充也有其创新价值。其自传中不断以问答体来阐明自己为人处世的思想，这种自传书写形式上的创新，虽与其自传作为《论衡》一书的一部分因而也带有浓烈的说理性质密切相关，但这一形式的发掘，为后世自传的书写奠定了形式不拘一格，重视自我辨明的传统。川合康三先生认为：“较之自我审视、更注重自我辨明的传统，不仅是王充，在以后的中国文学自传中也延绵不绝，成为与西欧近代自传迥异的一大特色。”[15]

在东汉末的建安十五年（210年），魏国政权的缔造者曹操也加入了自传书写者的行列。《让县自明本志令》又名《述志令》，是反映曹操思想和经历的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重要文章，写于210年（建安十五年），曹操五十六岁的时候。尽管作为自传，《让县自明本志令》并非像之前的那些自传着重于对自我总体化的概括，而是对某一重要人生片段的纪录和总结，同时也表达和昭告了曹操自己的政治抱负，将自我标榜为汉室忠臣，以打消当时天下人普遍对其的猜忌，隐藏其真实的政治野心。在对当时历史史实的记载上，也极具史料价值。因而，曹操的这一自传，是一篇内涵繁复、真假参半的迥异于前代的自传作品。他完成统一北方大业后，政权逐渐巩固，继而想统一全国；但是孙权、刘备两大军事势力仍然是他的巨大威胁。他们除在军事上联盟抗曹外，在政治上则抨击曹操“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16]，“欲废汉自立久矣”[17]。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曹操发布了这篇令文，借退还皇帝加封三县之名，试图表明他的本志，反击朝野谤议。文中概述了曹操统一中国北部的过程，曹操作为杰出军事家的形象在他逐个击破、平定天下、恢复统一的记载中跃然纸上，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昭然若揭。与他的诗歌风格一致，这篇自传行文坦白直率，气势磅礴，充满豪气，虽则背后隐藏了真实的政治野心，但其中表现出的卓越政治家的气度、见识，以及劳苦功高、当仁不让的霸气形象，都体现了充满个性化特征的自传要素和文学风格。这篇文章作为自传的独特价值在于其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完全吻合了后来西方对于自传基本要素的定义，如“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18]；直抒胸臆，霸气十足的表达方式，充满鲜明的个性特征，如“性不信天命”[19]等，处处洋溢着王者之风，是研究曹操生平的重要文献资料。尽管它并非题为“自叙”、“自纪”等带有明显自传标签的自传作品，但从其内容判断，可以定位为自传作品。同时，作为自传，它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不再是书籍的附庸，而是作为彰显传主生平经历和政治抱负的单一功能的自传文，且突破了纯文人式自传的书写风格和模式。

总体而言，尽管发轫期的中国自传文学，普遍作为书籍的附庸存在于书的序言中，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很大程度上仅作为叙述书籍写作原委的组成部分的状态，“自我”并非其要烘托的重心，书的内容和立意才是，但其最大的成就，一是规范了文人自传书写的一些基本模式——家世背景、出生时地、求学经历、仕宦之途；二是借助史书的修撰，史官本人和其他历史名人的自传分别以序和传的形式进入正史，成为史书中光彩夺目的组成部分，与之一起不朽。凭藉史书万众瞩目的宏大影响与史官卓绝万代的高超才华的精彩联谊，中国的自传文学在汉代可谓跨过了通常新事物诞生之初寂寂无名、尚显稚嫩的萌芽期，直接臻于令后世景仰的高标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