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北宋的游艺之乐与士大夫文人的人格理想

身为北宋士大夫文人的杰出代表，欧阳修在诸多文化领域成就斐然，堪称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既具有风气倡导之功，又与当时文化领域的诸多代表人物关系密切。诚如美国汉学家艾朗诺所说：“欧阳修是个关键人物。他非但首创把石碑铭文的书法当艺术品收藏，撰写诗话和花谱，他对词的发展贡献也非常大。换句话说，这些不同领域被同一个人塑造，无论是创始或是改造的动力都是通过此人的生命迸发出来的，而他恰恰是一位这一时代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人，又是其后这些领域中领头人物的良师益友。”[10]

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传》作为其自传写于熙宁三年（1070年），欧阳修逝世两年前。时年欧阳修64岁，任蔡州知府。从年表中考查，可知“六一居士”是欧阳修的最后一个自号，故可视为其最后的人格标榜和心灵皈依。

在这篇自传中，欧阳修为自己冠名的模式，已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以来形成的中国自传传统中的经典冠名模式大异其趣，体现着宋代当时“尚雅好真”[11]的文化风尚。且看文章开篇对于“六一”典故的诠释：

六一居士初谪滁山，自号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

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12]

对于六个“一”的诠释，蕴含着深邃丰富的审美文化内涵。《六一居士传》这种类型的自传之滥觞是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陶渊明随意以门前的五棵柳树为自己命名，采取了刻意隐姓埋名的方式，钱钟书先生认为：“如‘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姓氏’，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名声、夸门地者而破除之尔。”[13]相比“五柳先生”的命名方式中隐晦地与时弊反其道而行之的意味，“六一居士”的命名，明显是截然不同的意旨，洋溢着浓郁时代氛围濡染下的文人雅逸之怀。

而且，如果说欧阳修之前的号“醉翁”与白居易在《醉吟先生传》《醉吟先生墓志铭并序》中的“醉吟先生”的命名如出一辙的话，那么更改后的“六一居士”则丰富和强化了名号的审美意蕴和人格内涵。在自传中运用以具有时代特色好尚的风雅象征物为意象来烘托其志，是欧阳修对于中国自传文学发展的创新性贡献，亦体现了宋代社会与唐代迥异的时代风貌。

“这种空前强烈的、挑战式的创新自觉恰恰是宋人独立精神的一种体现。……宋人的艺术创新首先源自于彰显个性的需要。”[14]“其次，艺术创新亦是新兴的审美观念的必然要求。随着宋代社会的成型与成熟，它与唐代社会的差异日渐突显，人们的审美观念必然要随之改变。……全社会读书之风大盛，文雅之美、书卷之气上升为主潮流，唐代的尚武、任侠之风至此一变。”[15]

因而《六一居士传》中的第一个“一”——欧阳修藏书一万卷，在当时显然是文人纷纷效仿的典范，藏书量的宏富，与收藏者的学识修养息息相关，“从社会学角度而言，藏书构成了一种社会行为，而由于书籍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文化的物质载体、媒介，因而藏书行为同时也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而作为一种文化活动，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角度而言，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一行为直接与行为主体自身的文化素养有机关联、并且以其自己的文化意识，自觉地观照这一行为。……（宋代）藏书文化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度，不仅是一种普遍繁荣，在各个府、州，均出现了大量藏书家，而且藏书文化与其他文化要素相互结合，相互影响，促进了新的学术领域的扩展、生成和繁荣，形成了宋代学术的重要转型。”[16]也充分体现了宋代“尚雅”和“尚博”的时代精神。而欧阳修对于金石的收藏，不仅体现了这一点，而且在当时及至整个中国金石学发展史上更具有重大的先锋意义和独特价值。

朱熹曾肯定欧阳修对于金石学的奠基之功：“集录金石，于古初无，盖自欧阳文忠公始。”[17]作为中国古代金石学的奠基者的身份，欧阳修在《六一居士传》中没有明确表述，而仅仅作为六个“一”中的第二个，列出了其收藏量，《集古录》一千卷，以其巨大，令读者想见收藏过程之艰巨、耗时之漫长、统计之繁琐、保存之庞杂。然而这些于自传中省略的、隐藏在“一千”这个数字之后的信息，在他写给蔡襄的信中得以清晰地表述：

向在河朔，不能自闲，尝集录前世金石之遗文，自三代以来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间虽罪戾摈斥，水陆奔走，颠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忧患悲愁，无聊仓卒，未尝一日忘也。盖自庆历乙酉（1045），逮嘉祐壬寅（1062），十有八年，而得千巻，顾其勤至矣。然亦可谓富哉！窃复自念，好嗜与俗异驰，乃独区区收拾世人之所弃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辄自叙其事，庶以见其志焉。然顾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18]

过程虽艰辛，欧阳修却洋溢着自豪和自足，“可谓富哉”的自我评价，透露出对自己痴迷金石收藏十八年，终得千卷藏量的美好结果的自我价值肯定和褒扬。执着于时人忽略的审美对象，加以开发和挖掘，显示出欧阳修在文化审美方面独到的眼光和视角。在《集古录目序》中，他明确表达了对于金石收藏的坚定旨趣：“予性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故得一其所好于斯。好之已笃，则力虽未足，犹能致之。……或讥予曰：‘物多则其势难聚，聚久则无不散，何必区区于是哉？’予对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19]将《六一居士传》与欧阳修其他带有自传色彩的文本参照阅读，就可以更明确地揭示出欧阳修将“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作为“六一”的第二个“一”的真实原因之所在——彰显独特个性旨趣，展示高标人格追求。

《六一居士传》接下来的文字，谈到了在他眼中，徜徉于其他五个“一”之中，将他从难以忍受、疲于应付的官场冗务和世俗羁绊的压力下解脱出来，才是其真正享受的人生乐趣：

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诮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因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客曰：“其乐如何？”居士曰：“吾之乐可胜道哉！方其得意于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然常患不得极吾乐于其间者，世事之为吾累者众也。其大者有二焉，轩裳珪组劳吾形于外，忧患思虑劳吾心于内，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于五物哉？虽然，吾自乞其身于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恻然哀之，赐其骸骨，使得与此五物偕返于田庐，庶几偿其夙愿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复笑曰：“子知轩裳珪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于彼者已劳矣，又多忧；累于此者既佚矣，幸无患。吾其何择哉？”于是与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区区不足较也。”

已而叹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盖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尝用于时矣，而讫无称焉，宜去二也。壮犹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难强之筋骸贪过分之荣禄，是将违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负三宜去，虽无五物，其去宜矣，复何道哉！”熙宁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传。[20]

综观《六一居士传》全文，不难发现，在六个“一”的审美组合所呈现出的浓厚文化含量和高标旨趣之外，作为自传，为了呈现其思想内蕴，欧阳修自传还具有如下审美之维：

第一，通过假设的二元对立的雅俗视角，以主客互动、叙议结合的方式，在鲜活生动的对话场景中完成了自己对于人格追求和思想状态的表述。

第二，对于“逃名”与否的辨明，表现出欧阳修自传虽在体例上传承前贤陶渊明，但在精神内核上却毫不相同，其中蕴含着扬与弃的本质区别。作为体例近似的自传，如果说陶公是以隐姓埋名的命名方式摒弃伪饰虚夸的俗世时弊，那么欧阳修则是以特殊命名的方式高扬其审美旨趣和精神享受。

对于陶渊明“五柳先生”的命名中表现出的明显的“逃名”意识，欧阳修以“吾因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表现出与前代自传中的经典命名相比，更为旷达的取意点，并明示了自己对于“六一居士”这一命名的真实旨归——“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

第三，对于“乐”的阐释，欧阳修采取了“欲抑先扬”的手法，令行文至尾声意境愈加高远，耐人寻味。

“欧阳修是将‘乐’作为纯粹个体性精神活动看待的。此‘乐’是一种人格境界，只有‘知道’之人才能体会得到。但欧阳修也意识到，这种个体性的精神愉悦与主体的现实关怀是矛盾的，二者往往不可得兼。”[21]他先是对五个“一”的物之恋与其带来的极乐进行了美不胜收的描写，造成“何可一日无此君”[22]的幻象，末段笔锋骤然一转，直抒愿全抛官场冗务之累，执意致仕的思想，直言纵无五物，亦不改其志。作者的本意拨云见月，水落石出，通晓明白。恰如清代孙琮评点中所说：“此传自述其退休之志，不是耽玩此五物，观末幅可见。故篇中详辨既非逃名，亦非玩物，只是畏轩裳珪组之劳其形，忧患思虑之劳其心，所以决志退休，借此五物以自适其乐。入后又欲撇去五物，尤见脱然高奇。”[23]

第四，物我关系的奇妙设置对自我呈现的特殊效果及其味外味。欧阳修此文中的“自我”与其他五个“一”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若即若离的流动感，物与我的淡入化出，并置与交融，分与合，对物的痴迷执着与超然疏放，悖论背后隐喻着官场失意后的隐逸之图。苏轼有言：“今居士自谓六一，是其身与五物为一也，不知其有物邪，物有之也。居士与物均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丧于其间？故曰居士可谓有道者也。虽然，自一观五，居士犹可见也；与五为六，居士不可见也，居士殆将隐矣。”[24]欧阳修正是用“六一”的命名方式和“吾负三宜去，虽无五物，其去宜矣”中“自我”与五物时而合为一体，时而置身其外的方式，令其隐逸之志以味外味浮出水面。正如明代茅坤的评价：“文旨旷达，欧阳公所自解脱在此。”[25]

因此，作为北宋文人士大夫自传写作的杰出代表，欧阳修将雅趣好尚引入自传写作，这一对于中国自传文学的创造性贡献，不仅显示了北宋浓厚审美文化氛围下，文人情趣境界超越前代之高标，更加深和拓展了此后自传写作以雅趣好尚彰显自我形象的审美之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