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选题意义：西晋士人与儒风关系辨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始，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深刻影响着士人的思想与言行，进而成为衡量士人的准的。汉末大动乱，魏晋玄学兴起，儒学受冲击而中衰。在此种情形下，士人行为与儒家行为规范多有背离，有识之儒士尤为痛心。西晋傅玄在《举清远疏》中担忧道：“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18]永嘉末年，西晋大臣王衍临终前沉痛反思：“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尤可不至今日。”[19]

西晋灭亡后，东晋不少儒士从士风与儒风相背离的角度，总结西晋亡国的经验教训，指出违背儒家教义、尚玄清谈是西晋灭亡的主要原因。例如：

应詹认为：“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20]

干宝认为：“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21]

范宁认为：“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遂令……礼坏乐崩，中原倾覆。”[22]

卞壸认为：“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23]

王敦认为：“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24]

不仅东晋士人如此看西晋的灭亡，南朝士人亦作如是观。梁陶弘景《题所居壁》诗这样写道：“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谈空。不言昭阳殿，化作单于宫。”[25]诗讽咏王衍、何晏亡国之责。梁太子詹事何敬容也感叹道：“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26]这样的观点一直影响到后世，从唐代使臣的《晋书·儒林传序》，到宋元之际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再到明代顾炎武的《日知录》、清代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这些史家几乎一致认定，西晋“清谈误国”。

追溯“清谈误国”论断之始，在东晋士人看来，“清谈”之所以亡国，主要是西晋士人行为不检，立身处世违背了儒家的价值观，致使礼崩乐坏。这是西晋士人与儒风关系的真实存在，诚如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叹息所言“晋少贞臣”[27]。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晋士人与儒风关系的全部，在背离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同时，西晋士人也有继承。正因此，西晋士人也活出了自己的精彩，创造了一代文化，他们“既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的辉煌，又表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堕落”[28]。

西晋士人与儒风的关系，正如钱币有两面一样，两者既有背离又有趋同，史学家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两者的背离对西晋亡国的影响，从中总结经验。事实上，在关注两者背离的同时，儒风对士人的正面影响、士人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继承也同样有研究的必要与意义，而这往往易于被研究者忽略。

首先，就儒家的思想地位而言，魏晋之际虽然玄学盛行，但儒学始终处于正统地位，是主流意识形态。曹魏时代，从曹操、曹丕到明帝曹叡乃至高贵乡公曹髦都曾致力恢复和提倡儒学、加强礼乐文化建设。西晋开国，从司马懿到武帝司马炎，一直延续并贯彻“以儒治国”的方略。即便是惠帝时代，国家重臣也以儒臣为主，诸如张华、裴、裴楷、傅祗、傅咸、陈准、荀藩、刘颂、刘寔、荀组、刘逵等[29]。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当时的政治气候、社会风气、文化氛围，也影响着士人风气。

魏晋玄学兴起，清谈为尚，玄学风尚成为主要的社会思潮。但对违背儒家传统文化的行径，士人并不一味苟同。《晋书·五行志》载：“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30]可见，任诞的行为并未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逆之”“非之”“耻之”者，大有其人。王永平《西晋时期士风之任诞及其批判与反省思潮》一文，详细分析了西晋社会不同阶层对玄学风尚的批评，指出“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种针对玄风的批评始终存在、持续不断，是一股社会思潮，不容忽视”[31]。这样的社会批评思潮虽不是主流，但儒家思想的影响是明显的。

其次，就西晋士人的儒学素养而言，他们或谨守儒家根柢，或崇儒融道，或援儒入玄，表现出深厚的儒家学养。受玄学思潮影响，西晋士人热衷清谈与玄理，这更多的是一种时代风尚与个人趣尚及生活方式，并不代表他们儒学素养的缺失。即便是清谈，在陈寅恪看来，其内容“还是以对时事政治的关心与个人立场的表达为主的”[32]。仔细探究儒学衰微时士人言行中的儒家文化因子，应该能更深地感受到儒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与代代相传的生命力。

西晋士人的儒学素养大多来自教育。从汉魏走来的西晋士人，其年青时必定经历过两汉经学的熏陶；在西晋成长起来的士人，也一定受到“崇儒”国策的沾溉，尤其是世家大族子弟。他们年少时大多有游学京师或入太学的经历，而魏晋的官学正是以经学的传授为主。世家大族的家学基本上也都以业儒相传，《世说新语》中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的家学教育，诸如管宁、华歆对子女后代的教育，荀氏、裴氏、谢氏家族成员间的学习探讨等。

士人的儒学素养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地传承、发展着儒家思想，这构成了儒家文化传承链上的重要一环，是不应该被忽略的。政治上，他们追求儒家事功观，有所建树。学术上，他们注重立言，解经注经，著书立说，阐释儒家思想，推动了经学的发展。文学创作上，他们阐发儒家教义、践行儒家文艺思想、承载礼乐文化、表达人伦亲情。日常生活与言行中，注重持身操守、秉持孝义之心、恪守清俭之风、谨奉致仕谦让态度。等等。研究西晋士人可以看到，西晋的儒学尽管衰微，但儒家文化仍在持续传承，这其中不乏西晋士人可圈可点的努力与贡献。因此，在儒家文化背景下，重新审视西晋士人，是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