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晋士人研究的历史回顾

本书将西晋士人的研究大致梳理为三段，通过对各阶段研究成果的简要综述，可夯实本书的研究基础，发掘可开拓的空间。

（一）东晋至明清时期：流于短仃，新意不多

从非严格意义上说，对西晋士人的研究可以上溯到西晋本朝。从东晋、南朝开始，一直到唐宋元明清，对西晋士人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三方面：西晋士风、西晋士人的文学创作及西晋士人的生平研究。

历代对西晋士风的关注与研究，重点是通过西晋士风探讨西晋亡国的原因。研究成果多为史学著作，如唐太宗的四篇《晋书》传论、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元胡一桂的《史纂通要》、明顾炎武的《日知录》、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一些经学著作在探讨原因的同时，还提出了解决的途径。如真德秀《大学衍义》说道：“盖自晋及梁，其乱亡如出一辙，皆学老、庄氏而失之罪，推原其本，是亦老、庄之罪也。然则有天下者惩魏晋萧梁之祸，其可不以尧舜周孔之道为师哉！”[33]在真德秀看来，儒学是救弊良方。宋代理学家在研究西晋士风时总是将士风与儒学联系在一起，这与本书的选题关系至切，然宋儒更多是将西晋士风与儒学作为对立面进行观照，这多少失之偏颇。

历代对西晋士人的文学创作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著作或诗论、诗话著作中。大体说来，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文选》、钟嵘《诗品》等著作对西晋士人的文学创作赞赏居多，也指出了不足。唐代从儒家的文艺观出发，对西晋士人的文学创作评价不高，从陈子昂“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修竹篇序》）开始，中唐及之后的柳冕、白居易、韩愈等都对西晋文士人及文学有所贬责。[34]宋、元、明、清时对西晋文士的作品评价也不高，或由人品及文品，如元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之六》评潘岳“心画心声总失真”；清代谢汝铨《诗海慈航》论潘岳：“安仁诗品，在士衡下，又党于贾后，谋杀太子与有力焉，人品如此，诗安得佳。”[35]或从自身的文学主张出发反对西晋的诗风，如明代许学夷《诗源辨体》批评陆机、潘岳、张协诗歌的“排偶”“雕刻”[36]；沈德潜《古诗源》评陆机诗：“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笔又不足以举之，遂开出排偶一家，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37]这些研究成果仍以传统的衡文为重点，注重评价西晋士人的创作成就及诗风特点。

两晋南朝撰史盛行，对西晋士人生平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不外东晋王隐、南朝齐臧荣绪等九家《晋书》及刘义庆《世说新语》等史料编纂著作。它们中不少出自私家之手，并随着唐修《晋书》等正史的出现而散佚。隋唐之后对西晋士人的生平研究，主要是对史料进行辑佚、集评、考证和整理。例如：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逐年整理西晋大事（其中包含士人的行事）；宋代《历代名贤确论》卷58、59收集了唐代李德裕和宋代苏轼、苏辙、司马光等人对十几位西晋士人[38]的评价；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封建考》卷13考证了西晋60多位五等侯，对其生平、历官做了简单交代；清代汤球辑佚东晋、南朝的《晋书》成《九家旧晋书》对西晋士人多有传记；钱大昕、赵翼、王鸣盛著作中涉及西晋士人条目也多为考史、评点；等等。

除《晋书》等纪传体史书外，本阶段西晋士人研究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碎片化。主要表现为对西晋士人的研究不成系统，只是片段的收集、整理、评点等，而且对西晋士人的研究只是作为魏晋或两晋士人研究的一部分。

田余庆先生认为：中国王朝时期，对魏晋史料系统地进行综合整理，做得最好的当推北宋的刘恕。之前之后无更多发明，即便是乾嘉考据风起，出现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家考史著作，“也多流于短仃，缺乏新意，没有导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大发展”[39]。此观点也可视为本阶段西晋士人研究状况的总结。

（二）20世纪初至改革开放前：开启热点，有所突破

20世纪20—70年代对西晋士人的研究成果主要与魏晋南北朝史、魏晋南北朝文学及魏晋南北朝哲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单独研究西晋时段的史学及文学、哲学的成果并不是很多，但至少对以往的研究是有突破的。

从史学角度看，20年代初，从梁启超、鲁迅、汤用彤、容肇祖等开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此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及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繁荣局面，这在邝利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论文书目引得》（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版）一书中可见。该书将20世纪20—60年代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论文书目，按民族、政治、财经、军事、社会、哲教、经学、史学、诸子、文学、文物、书籍目录等十二类编为索引。

这时期专门研究西晋的成果相对较少，但有明显的突破，主要表现为研究热点的出现与持续。从论著看主要是：西晋的占田、课田、户税制度研究；西晋的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制度研究；西晋的政局与八王之乱研究；西晋的人口迁徙与流民暴动研究。当时著名的断代史著作，如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开明书店1948年版）、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何兹全《魏晋南北朝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等几乎都包含上述内容。

从论文看，20世纪30—60年代初，知网上可查到的有关专门以西晋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论文约30篇，研究热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西晋占田制、赋税制，研究论文约16篇，大多发表于50年代到60年代初。二是关于西晋末年的流民暴动，研究论文约10篇。

上述热点问题也成为西晋历史研究的传统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20世纪西晋士人研究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将士人研究与历史问题尤其是热点问题研究相结合。例如：唐长孺《〈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出自《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从西晋赵至的传记探讨了曹魏时期的士家制度；唐长孺《范长生与巴氐据蜀关系》（《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则通过西晋儒士范长生讨论了当时的少数民族关系；洪序《西晋李重驳恬和一事发生时间的商榷》（《历史研究》，1958年第6期）通过《晋书》中的刘毅、石鉴、魏舒、荀恺等西晋士人的史料分析来考证李重驳恬和的时间，从而论述占田制。

从史学角度看，西晋的史学家也受到学者的关注。缪钺《陈寿与〈三国志〉》（《历史教学》，1962年第1期）对《三国志》记述历史人物时“取舍褒贬，有失公平”这一引起后人争议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白寿彝《陈寿、袁宏和范晔》[《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1期]分析和评价了西晋陈寿的史才问题。

此外，对西晋士人的研究还结合教育、政治、心理、地理等方面展开，虽然不多，但显示出研究范围扩大的趋势。如毛礼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1期]论及西晋傅玄的教育思想，翦伯赞《论西晋的豪门政治》（《大学》，1947年第5期）、曾繁康《西晋时代士大夫的心理》（《学思》，1942年第8期）、贺次君《西晋以下北方宦族地望表》（《禹贡》，1935年第5期）等则就政治、心理、地望展开了研究。

研究热点“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制度”与世家大族研究息息相关，与本书选题关系较为密切。这类成果也比较丰富，如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是研究九品中正制的第一本专著，其后有谷霁光《六朝门阀》（《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6年第4期）、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武汉大学编译委员会1951年版）等相继对“中正制”展开研究。王伊同《五朝门第》（金陵大学中国文化所1943年版）、毛汉光《两晋南北朝主要文官士族成分的统计分析与比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6年）、毛汉光《我国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琅琊王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7年）等开启了对中古世家大族及其个案的研究，并在后世出现了此类研究的高潮。

从文学角度看，本阶段与西晋士人研究相关的成果主要是断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单个作家研究。断代文学史以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版）、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等最富里程碑意义。此外，陈仲凡《汉魏六朝文学》（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徐嘉瑞《中古文学概论》（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年版）、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部分）（北新书局1932年版）、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版）、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中国文化服务社1945年版）、罗根泽《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章江《魏晋南北朝文学家》（大江出版社 1971年版）等断代史著作都极富学术价值，对西晋文人或多或少有所介绍，当然研究对象主要还是集中在傅玄、陆机、潘岳、挚虞、左思等少数士人上。

对西晋单个作家的研究主要包括生平和思想研究，如朱东润《陆机年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0年第1期）、姜亮夫《张华年谱》《陆平原年谱》（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陆侃如《左思评传》（《山东文学》，1963年第2期）、李长之《西晋大诗人左思及其妹左芬》（《国文月刊》，1948年第70期）、徐高阮《山涛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等。

对西晋作家的研究还包括对文学作品及作家的创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陆机《文赋》和潘岳创作的研究上，如周汝昌《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文史哲》，1963年第2期）、郭绍虞《论陆机〈文赋〉中之所谓“意”》（《文学评论》，1961年第4期）、胡国瑞《论陆机的〈文赋〉》（《文学遗产》，1960年第309期）及李长之《西晋诗人潘岳的生平及其创作》（《国文月刊》，1948年第70期）等。研究成果虽然涉及的文人不多，研究的内容不广，但毕竟西晋士人开始成为学者专门独立的研究对象，这是以往研究中不多见的。

儒家思想与西晋士人的关系，是本书选题的重要内容。本时期西晋学术思想研究往往是紧扣学术思潮（玄学）中的学派及代表人物进行阐释的，且与魏晋南北朝学术思想研究是统一的整体，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任继愈《中国哲学史·两汉魏晋南北朝卷》等，主要探讨了西晋学术代表人物嵇康、杨泉、裴、欧阳建、向秀、郭象等的学术思想和主张。

魏晋儒学研究成果不是很多，重在探讨儒家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位。不少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然占统治地位，如刘学智《简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地位和作用》（《哲学与文化》，2002年第6期）说“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没有中断，而且其本身也在延续、演变和发展着，并依然维持着其社会思想的宗主地位，这正是中国文化保持绵延不断、流风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思想主流是什么》（《史学月刊》，1957年第8期）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在思想方面，还是为儒家伦理主义、名教思想所支配，而不是为老庄玄学、佛教或道教思想所支配”“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思想主流仍然是儒家思想”。汤用彤、任继愈《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它的政治背景》（《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同样认为玄学没有“背弃儒家封建伦理的基本观念”“儒家的社会伦理思想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文化支柱”。也有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学说是中衰的，如皮锡瑞《经学历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张仁青《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版）。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地位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总体而言，本阶段“西晋”的史学、文学、学术研究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成果并不丰富，但是，相较20世纪前的研究，已小有突破，研究范围有扩大趋势，部分热点研究一直持续至今，一些研究开启了后世的研究热潮，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改革开放四十年：成果丰硕，与时新变

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界、学术界的大解放，无论是观念上还是研究方法上，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研究内容上，西晋士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长足的发展。检索四十年来西晋士人及相关研究成果，可见如下两个鲜明特点。

第一，西晋士人及相关研究成果呈爆发式增长。

这种爆发首先表现在西晋研究专著的出现上。以“西晋”为检索词在知网上检索[40]，改革开放四十年前几乎没有类似研究专著，而此期则有13部西晋文学研究专著，均出版于21世纪，可谓“零的突破”。以西晋士人姓名为检索词检索到的研究专著达77部，其中21世纪出版的专著54部。论著所研究的西晋士人按数量多少依次是陆机（14部）、郭象（12部）、皇甫谧（10部）、潘岳（7部）、傅玄（7部，4部出版于21世纪）、陈寿（5部）、张华（4部）、左思（4部，其中3部是与左棻、刘琨的研究合集，1部出版于21世纪）、“三张”（张载、张协、张亢3部）、刘徽（3部）、杜预（2部），羊祜、李密、潘尼、嵇含、欧阳建、褚陶各1部。众多研究专著的出现表明：西晋士人及西晋文学研究受到高度重视；西晋士人的研究范围在扩大，不再局限于陆机、潘岳等太康著名士人；西晋士人的研究出现新热点，即以郭象、皇甫谧、刘徽为代表的学者研究得到关注。

研究成果的爆发其次表现在论文上。改革开放四十年，在知网检索“西晋”，所得研究论文2700余篇。这个研究总量不是循序渐进所致，而是以激增回落的方式完成。据笔者统计，20世纪80年代，有关“西晋”的研究论文年均15篇左右，90年代年均20篇上下。21世纪第一个5年，年均37篇左右；第二个5年，论文年均已达67篇左右；2010—2015年，论文年均激增至104篇左右。从2016年起，研究论文有所回落，但至2018年末，年均仍在80篇上下。

单个西晋士人研究的论文也呈现出激增态势。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四十年，论文成果中所研究的西晋士人达90余人，论文近3000篇。相较之前的研究，这是极大的飞跃。单个士人研究相关论文达70篇以上的情况如下：张华约76篇、杜预约84篇、陈寿约109篇、傅玄约132篇、皇甫谧约134篇、刘徽约138篇、潘岳约225篇、左思约289篇、郭象约456篇、陆机约671篇。这样的排序与研究专著基本对应，据此可以说明的是：对西晋士人的研究呈极度不平衡现象，与这10位士人相关的论文近2000篇，余下的80多位士人相关的研究成果仅1000篇左右。还可说明的是，郭象、刘徽等学者的研究后来居上，与专著情形一样，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西晋士人研究的爆发式增长，在学位论文上也得以充分表现。20世纪以西晋士人及相关内容为学位论文选题的寥寥无几，21世纪则多达200余篇。在2005—2015年这十一年间，年均学位论文14篇左右，2008年和2010年高达20篇，2016年后也呈回落态势。学位论文与论文、论著的研究成果有所不同：一是研究范围偏窄，约90%的论文研究西晋文学（含士人与文学创作）。二是研究对象偏少且以传统研究对象为主，约30人，尤以陆机、张华、潘岳、傅玄的研究为多。三是士人群体研究占据一定比例，如白崇《寒族作家依附心态研究》、张爱波《西晋士风与诗歌》、蔡卿《论元康名士》、杨帆《蜀汉入晋文士群体研究》等。

附：改革开放四十年，西晋士人及相关研究论文数量曲线图

第二，西晋士人及相关研究成果呈现新的增长点。

西晋享国短暂，研究史料不多，改革开放四十年研究成果却爆发式增长，原因是多方面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应是主要原因之一，这种多元化相应带来了西晋士人及相关研究的新变及新增长点。

从研究对象看，西晋士人研究的新变首先表现为对以郭象、皇甫谧、陈寿、刘徽等为代表的学者的重视，其次是对士人群体研究的重视。前者如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王晓毅《郭象评传》；后者如徐公持《浮华人生：徐公持讲西晋二十四友》、冯源“西晋洛下文士”的系列论文等。对此，前文论著、论文的研究数据可为证，此不详加阐释。

从研究内容看，家族研究是本时期研究的热点。家族研究是士族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20世纪40年代，王伊同《五朝门第》、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对此做了精辟论述。改革开放后家族研究方兴未艾，代表性的论著如何启明《中古门第论集》（1978）、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1989）、江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1981）、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2002）、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2003）等。此后，家族研究成为持续热点，尤为学位论文所青睐。

本时期，以西晋为时段的家族研究成果不多，知网所见仅以下数篇：容建新《司马氏家族的兴起与西晋政治格局的关系》（1997）、胡志佳《惠帝羊皇后和西晋政局——兼论羊氏家族的发展》（2004）、范兆飞《西晋士族的婚姻网络与交游活动：以太原士族为中心的考察》（2009）、魏娜《西晋裴氏、荀氏和卫氏家族文学研究》（2012）、王伟琴《西晋河东裴氏研究》（2014）、王莉娜《荀岳墓志铭考：兼论西晋时期颍川荀氏家族》（2015）。但若以汉晋、魏晋南北朝、两晋为研究时段，涉及的西晋家族则约44个，研究论文约260篇。

成果中所研究的家族大多为北方的世家大族，无论是西晋时的高门，还是走向衰落的世家，抑或是即将崛起的势家，研究者都予以了关注。研究论文超过10篇的，主要有琅琊王氏、河东裴氏、颍川荀氏、泰山羊氏、陈留阮氏、太原王氏等北方大族。江东世家也有研究，主要以吴郡陆氏、顾氏、张氏为主，但研究成果远不如北方世家的多。蜀郡大族研究仅有谯氏家族的1篇研究论文。西北有北地傅氏家族数篇研究论文，辽东则无家族研究论文。

研究成果以个案家族研究居多，涉及的研究内容有家族的婚姻与仕宦、家风与家学、文化与文学、兴盛与衰亡、政治与教育等数方面，尤以家风家学、文学文化研究为多。这应与国家、社会对优秀传统文化、对家国情怀、对家风的重视与强调有关。学术研究植根社会现实，这是一种很好的务实学风。

本时期西晋儒学研究的成果也有变化。首先，西晋儒学研究从魏晋南北朝儒学研究中独立出来，出现了专门的研究成果。如程平和刘运好《西晋经学考论》、冯源《论西晋诗人的礼乐文化身份认同 ——以“雅颂”诗学观为中心》、孙宝《晋初儒运复振与文风新变》等。其次，无论是西晋的经学还是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执“中衰”一说，而是肯定其发展，吴雁南等主编《中国经学史》、田汉云《论六朝经学的发展历程——魏晋南北朝经学史论》、汤其领《魏晋经学探略》、张承宗《魏晋经学的演变》等都如此。最后，越来越多的西晋士人的儒家思想得到关注与阐释，尽管不少是从儒玄或儒道角度出发，但不可否认儒学思想的影响。例如：孙宝《杜预的儒家文艺观及其实践与影响》，任秀莲《张华“儒者气象”及“博物君子”人格心路探析》，秦跃宇、龙延《张华与王戎玄儒兼治比较研究》等。这些变化有助于进一步审视西晋士人与儒学的关系，探讨他们在儒家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从研究视角看，考古视角和接受史视角在本时期尤其是近十年来颇受关注。

改革开放四十年，越来越多的西晋墓葬得到发现与发掘，如1991年西晋刘弘墓的发现就是当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伴随着考古发现，利用出土文献进行相关研究的成果也在不断增加，尤其是近十年来。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此类研究论文成果90余篇，主要研究内容涉及石刻及出土文献（文物）的考释，墓主的生平与家世研究，与出土文献相关的西晋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礼俗、职官等研究。研究者或从具体考古发现着眼展开研究，如渠传福《〈山西定襄居士山摩崖碑为西晋胡奋重阳登高纪功碑〉补正》；或从考古资料的整体出发进行研究，如福原啓郎、王大建《西晋墓志的意义》。考古发现的摩崖石刻、出土文献与文物往往起到证史、补史并引发思考的作用。

本时期与研究相关的代表性的考古发现不但是这四十年的，也包含以往的发现，主要有河南安乡刘弘墓志、陕西华阴西岳庙《华百石都训造碑》、甘肃临泽的《田产争讼爰书》及湖南郴州晋简以及以往所发现的汲冢书、华芳墓志、荀岳墓志、晋辟雍碑、当利里社碑、居士山摩崖石刻等。这类成果在证史、补史方面收获较大，如汤淑君《西晋辟雍碑》所说“碑文又记载了皇太子再临辟雍是咸宁三年（277）及四年1月。碑文所记纠正和补充了史籍所记的年月次数及皇太子重临之缺失”；《华芳墓志》中关于王浚两个儿子的记载，杜志强《西晋名士刘宝生平发微》等都可补史之缺。相对而言，利用考古资料对墓主、碑主生活时代及相关事件的开掘研究嫌深广不够。葭森健介《魏晋时期的中央政界与地方社会——围绕西晋刘弘墓的发掘问题》一文，在探讨刘弘墓葬湖南安乡的原因同时，对当时两类不同的地方官员做了分析，拓展了考古资料的意义，在该类研究成果中较为突出。福原啓郎、王大建《西晋墓志的意义》也有同样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接受美学传入中国，研究者就开始了作家作品的接受史研究，至21世纪遂成为古代文学尤其是学位论文研究的热点，西晋士人及相关研究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四十年，西晋士人的接受史研究论文有100篇上下，重点是前人对西晋士人及作品研究成果的再研究和对西晋士人及作品影响与接受的研究两方面。前者是学术史的研究，包括对历代批评家和现代研究者研究的阐释，如穆克宏《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刘勰论左思》、谢丹《论潘岳四言诗在历代诗话中的接受与影响》、曾毅《王夫之的潘岳、陆机比较批评分析》、方北辰《缪钺先生与〈三国志〉的整理研究》、程海《“辩名析理”：冯友兰对郭象〈庄子注〉的解读方法》、曾春海《傅山对郭象〈庄子·逍遥游〉诠解的评论》、陈志刚《刘师培对陆机的推崇及其原因》等；后者包括西晋士人的当下和后世的接受与影响，如李剑清《从“赠答诗”看西晋时人对陆机的认同》、刘涛《两晋南朝陆机文学接受论》、王旭《明清时期左思〈咏史〉的流传与接受》等。

接受史的研究大大拓宽了西晋士人研究的范围，尤其是对现代学者研究的阐释。这类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正如陈文忠《深化接受史研究的三个问题》一文中所说“往往流于‘历代评论资料’的排比和梳理”，“只见‘接受者’的自言自语，不见‘接受对象’的独特问题，更未能从接受史深入时代和民族的精神文化史”。[41]

从研究方法看，在传统的文本研究、文献研究等方法基础上，二重证据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在本时期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

二重证据法，即地下新出土材料与地上纸质材料相互印证，该方法的广泛运用是与新的考古研究视角相一致的，也与现代资讯发达密切相关。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另一方面是考古发现成果的迅速传播，这些是二重证据法得以运用的有利及必要条件。如2016年5月，依托三维数字技术，山西定襄居士山摩崖碑被确认是西晋“胡奋碑”。随着该成果的公布，相应的研究成果相继发表。渠传福《〈山西定襄居士山摩崖碑为西晋胡奋重阳登高纪功碑〉补正》，运用二重证据法，推论此为西晋咸宁二年（276）胡奋平鲜卑之役后，重阳登高勒石纪功碑。类似“二重证据法”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这在前文“研究视角”的叙述中已述，可参看。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比较研究的方法蓬勃兴盛，西晋士人及相关内容的研究亦不例外，比较研究的论文有100篇左右。

从比较对象上看，有西晋同代士人比较，如左思与潘岳、潘岳与陆机、左思与陆机比较等。也有异代士人比较，但多局限在汉魏至南朝这一时段的士人比较，如曹植与陆机、陶渊明与束皙、左思与鲍照等。还有少量的时间空间跨度较大的士人比较，如潘岳与纳兰容若比较，傅志宇《傅玄与亚当·斯密税收原则思想对比》，万路路、朱必法《〈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自由观与郭象自由观的比较》，芦婷《潘岳和托马斯 · 哈代悼亡诗的对比》等。不仅有单个士人的对比，也有群体的比较，如何童《金谷诗文与兰亭诗文的比较研究》、程丽芳《萧瑟悲凉与清幽秀丽——论西晋与东晋山水诗美学风貌的差异及成因》等。从整体上看，用比较法研究的西晋士人不是很多，主要是傅玄、张华、陆机、潘岳、左思等人。值得一说的是，运用比较法研究最多的士人是郭象，研究成果占同类成果总数的五分之二还多。

从比较内容看，研究成果往往是就某方面展开单向比较，主要包括文学创作比较（包括文学作品、文学体裁题材、文学风格、文学观等诸多方面）、心态比较、思想比较等，如戴建业《左鲍异同初探——比较分析左思、鲍照的人生境遇与人生抉择》、高胜利《克振家声的宗族意识——从士族门第探潘、陆附势心态之异同》、钟书林《陶渊明与束皙文学创作之比较》、効天庆《曹丕与陆机的文体学思想比较论略：兼及魏晋文学思潮的发展轨迹》等。上述诸方面的比较中，以文学比较尤其是作品比较居多。比较研究可以凸显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的特点，加深对研究问题的认识。不过，西晋士人及相关内容的比较研究中，有些成果的比较主题嫌琐细、浅表，比较角度嫌单一、偏狭。一些研究论文只是就作品而作品的比较，不足以更好地认识西晋士人。

回顾研究历史，可以清晰看到西晋士人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总结说来，对西晋士人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个体士人研究和群体士人研究。个体士人研究的内容主要有：生平研究、人格与思想研究、文学创作与学术著作研究、接受史研究等。群体研究则主要包括士风研究、士人集团研究、文人雅集研究、家族研究等。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研究人员的日渐增多，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多元化，西晋士人与相关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丰硕，它们为后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而扎实的基础。尽管如此，西晋士人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开掘空间。

首先，从研究对象看，虽然研究的西晋士人数量有所增加，但研究的重点，主要还是集中在太康至元康时期的傅玄、皇甫谧、张华、陆机、潘岳、左思、郭象等少数士人上。就内容而言，主要还是太康至元康时期士人与文学、士人与家族、士人思想与人格研究。西晋士人的研究在对象与内容上是失衡的，重复研究比较明显。去除重复，寻找新的研究增长点，这是西晋士人研究今后需要注意的地方。

其次，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深化，也是今后西晋士人研究必须注意的。以西晋士人思想研究为例，不少研究者看到了玄学对士人的影响，看到了士人对儒学的背离，也有不少学者肯定西晋儒学是持续发展的，但却未对西晋士人与儒学关系做全面合理的阐释。

最后，西晋享国短暂，士人生活年代有的兼跨曹魏与西晋，有的兼跨东西两晋，这三个时代在社会风气、思想政治、学术文化等方面既相似又不同，西晋士人异代生活的遭际使他们成为一个复杂的群体。研究西晋士人应以发展的眼光，注意到社会环境变化对士人的影响及士人在不同时代的表现，但这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是有所忽视的。

综合上述三点，从儒家文化传承的角度研究西晋士人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儒家文化历经短暂而动荡的西晋能始终传承下来，一方面表明儒家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西晋士人有传承之功。研究儒家文化传承视野下的西晋士人，有助于全面把握西晋的儒学、学术、文学的发展状况，客观评判西晋士人的是与非、功与过，进而对东晋及南朝的“儒风与士人”研究起到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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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书中的士人，主要指的是西晋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集官员、文士、学者身份于一身，有的仅为官僚或仅是文士、学者。他们或出身豪门士族，或出身寒族。正文中主要从士风、学风、文风三方面对士人进行论述；附表中主要是从文学、学术的角度对部分士人的文学与学术作品（包括可考的、简单的家世情况）进行粗线条的梳理。正文与附表中的“士人”不完全构成对应关系。特此说明。

[2]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6《魏都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98页。

[3] 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下卷《企羡2》，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1页。

[4] 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下卷《任诞32》，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7—748页。

[5] 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下卷《轻诋6》，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29页。

[6] 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卷《赏誉38》，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42页。

[7] 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卷《赏誉5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0页。

[8]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84页。

[9] 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页。

[10] （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补编》，开明书店1936年版，第5212页）考证：吕忱为魏晋时人。

[11] 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下）》卷7，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69页。

[12]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

[13] 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卷上《言语99》，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0页。

[14]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9《礼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80、584、593页。

[15] （唐）姚思廉：《梁书》卷25《徐勉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80页。

[16]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48《孔稚圭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35页。

[17] 兰陵柳叶刀：《原来你是这样的西晋》（前言），当代世界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18]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47《傅玄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18页。

[19]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43《王衍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38页。

[20] （清）严可均：《全晋文》卷35，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54页。

[21] （清）严可均：《全晋文》卷127，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68页。

[22]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75《范宁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84—1985页。

[23]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70《卞壶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71页。

[24]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98《桓温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72页。

[25]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15，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14页。

[26] （唐）姚思廉：《梁书》卷37《何敬容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33 页。

[27]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49“晋少贞臣条”，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48页。

[28] 徐公持：《浮华人生——徐公持讲西晋二十四友·开篇语》，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29] 重臣名录见万斯同《晋将相大臣表》，《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开明书店1936年版，第3332—3336页。

[30]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27，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20页。

[31] 王永平：《西晋时期士风之任诞及其批判与反省思潮》，《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96页。

[32] 戴燕：《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33] （宋）真德秀：《大学衍义》卷13，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1页。

[34] 可参见肖占鹏《隋唐五代文艺理论汇编评注》，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5] 转引自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页。

[36] （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卷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

[37] （清）沈德潜选：《古诗源》卷7，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3页。

[38] 主要是裴楷、卫瓘、贾充、山涛、嵇绍、阮籍、张华、唐彬、杜预、羊祜、陆机、王衍等人。

[39]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04页。

[40] 注：本部分论著检索中，检索“西晋”得出的数据不包含有西晋士人姓名的论著。论文检索“西晋”时，数据中包含有西晋士人姓名的论文，但并非所有的西晋士人研究论文都含在“西晋”检索数据中。文中的统计数据不是十分精确，但也足以说明问题。特此说明。

[41] 陈文忠：《深化接受史研究的三个问题》，《光明日报》2017年3月13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