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中国学与满学

中国和汉语很快成为东方学院教学和科研活动的优先发展方向。1896年以一等文凭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А.В.鲁达科夫后来成为一位出类拔萃的中国学家。А.В.鲁达科夫毅然决然地接受了А.М.波兹德涅耶夫教授让其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的建议。“或许在这里，——关于自己，中国学家讲述道（第三者叙述——本书作者），大概不久前我做出的决定是成熟的，将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一项伟大的事业。简言之，它的实质可以这样界定：在这之前，汉语学习还没有一片深厚的学术土壤。汉语学习仅限于个别片段式的翻译。语言规律、语法知识还没有被认知。通常认为，汉语大体上似乎没有语法标志，而这个中国文字——数量众多的结构不严密、形状不规则的象形汉字，不遵从其他语言所具有的通常意义上的规律。А.В.鲁达科夫的目的就是要找寻这些规律，建构并解释它们，即构建汉语语法。”[50]

出于健全汉语知识的考虑，1896年7月16日，А.В.鲁达科夫被派往中国三年。他选择了完全不通晓其他语言的真正的穷乡僻壤居住。实习期间，他去过中国的很多地区，熟知每个图书馆和档案馆。比如，他带着一定任务在北京传教士团图书馆里待了一段时间，结识了生活在中国首都的一些有经验的俄国汉学家。他在短暂的时间中收获了许多有益的知识。

收集到的关于吉林省的资料使А.В.鲁达科夫出色完成了硕士论文。他研究这个选题是在阿穆尔总督Н.И.戈罗杰科夫请求东方学院校长А.М.波兹德涅耶夫将中文百科全书性著作《吉林通志》的核心部分译成俄语之后。《吉林通志》这本著作记述了中国吉林省的土地制度、赋税、军队建制、货币体系。这项翻译工作由总是对俄国与近邻关系非常关注的А.В.鲁达科夫承担。[51]1902年夏季，А.В.鲁达科夫完成了对吉林省的考察，在那里他收集了许多新的信息并大大补充了汉语手稿，完成著作《与移民有关的吉林省土地问题》。后来，А.В.鲁达科夫发表了有关吉林省军事力量的长篇论文。稍晚些时候，中国学家А.В.鲁达科夫又发表了关于这个重要区域经济及文化方面的成果。А.В.鲁达科夫经过三年时间翻译出了这本独一无二的长达560页的著作。

1903年10月26日，А.В.鲁达科夫在母校非常顺利地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12月8日，圣彼得堡大学校委员会批准这次答辩生效，这对于东方学院的年轻教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1904年1月17日，А.В.鲁达科夫被正式聘为教授。与此同时，А.В.鲁达科夫还被安排了教学任务。但是，此时的东方学院东方语言教科书极其匮乏，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学生的状况也特别复杂。А.В.鲁达科夫于1901年刊印了第一本教学参考书：《中国皇家海关的公文》。他为三年级开设了中国工商活动课程，[52]并且尽力多方寻找在教学中需要使用的补充性资料。之后，他又精心制定并扩充了课程大纲。[53]遗憾的是，由于缺少经费，手稿《当下中国的商务习惯》未被出版。

1904年，А.В.鲁达科夫出版了中文课本《官话指南——中国官话学习教程》，1906年又出版了《 Т.Ф.韦德的官话学习实践教程》。很快，А.В.鲁达科夫凭着个人经验对这部教材进行了大幅修订和补充。[54]他强调：“东方学院的汉语教学，为该语种的实践学习完全开辟了新的途径，因为在1899年前俄国对东方语言学习的教学完全局限于中国文言文的理论方面。因此，研究出教授生动的东方语言的新的教学方法是东方学院职业语言学家的主要任务。”[55]

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汉语的实际应用是空白点。那时，中国正处于清朝的统治之下，有许多官僚参与管理。汉语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官方语言确立了自己的体系。交际语言遵守着高低等级式的规范，书面语和口语分别表现着语言的特征。基于中国礼仪的表现特征，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在实践应用中大多是以较为谦逊的面貌呈现。

中国在政治革命运动之后又出现了语言变革运动。官话有了自己的位置，无论是在公务官方语言上，还是在日常会话中，都出现了许多新的概念、词汇和表达方式；书面语和口语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亲近起来。在大学讲台上，А.В.鲁达科夫认识到了学习官方语言的重要性，他的老师В.П.瓦西里耶夫曾反复强调这点。他出版了新的教学参考书——《满洲官话范例（源自“北满”衙门档案摘录）》（1908）。大二学生依据А.В.鲁达科夫编辑的选集《最新中文官方公文范例》着手学习中国公务语言。他努力搜集一切新而又新的现代中国语汇资料。比如，他刊印了《最新官方公文和国家法令范例》。他认为草书具有重要作用，并于1907年再版了相应的教材。一年后，他出版了新教材《中文书信集：汉文草书学习参考资料》。

在无中国助教的帮助下，А.В.鲁达科夫将В.П.瓦西里耶夫的教学经验融入了授课中。[56]已毕业的大学生、中国学家И.Г.巴拉诺夫回忆道：“他坐在教室的椅子上，要求每一个大学生或者军官，阅读他不懂的课文，翻译并进行语法分析。回答错误时，教授会给予纠正。他说，翻译应该保持原著的本色。我记得，在中俄边境事务往来的一份文件中涉及红胡子。当时翻译这个文件时，我流露出了对这些中国人的看法，在干本行工作中‘学会与练习’。但教授却认为，我在翻译中运用了别样的俄语词汇。最后他说，在用俄语转述时要选用最合适的中国象形文字，应译成‘干本行工作获得经验’。

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课程的讲解要求大学生事先要查字典并摘抄不认识的字，一句话，要求提前进行独立自主的预习。可想而知，一整学年，他教的我们班学生中几乎只有我，最多2—3个学生能够坚持这样的阅读和公文翻译，因为大部分学生通常会回避、否认这种有效的学习，而只是充当消极的听众去听课。所以，在这门课考试时，教授要求我阅读并翻译俄国边境警察同中国道尹（地方长官）签署的一个最初级且轻松的公文文件，总共只有一短行。我完成后他马上评价道‘棒极了！’他想以此来肯定我一以贯之的、在语言资料方面所付出的辛劳。”[57]

尽管时间很不充裕，但已经担任东方学院校长的А.В.鲁达科夫还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去完善自己的汉语知识。带着这个目的，他利用每个方便的时机去中国。比如，1908年、1910年和1911年，他很幸运地在中国南方工作，访问了上海和南京。这些公出使А.В.鲁达科夫完成了两部手稿：《当代中国的经济生活》和《中国文学语言的通用句法》。[58]

1910年，А.В.鲁达科夫教授将俄语译成了汉语并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官方与商业会话》指南。在书中有16句对话：在北京租房子，同官员交谈关于职务晋升的事，临别访问，木匠活儿的包工合同，借款用于兑租铺子，小时工等。在指南中，有俄文原文，其上附带标出了俄文音译的象形字。同年，中国学家А.В.鲁达科夫还出版了两部教科书：《附有汉译文的满语口语》和《口语版中文报纸摘要》，借以帮助大学生们掌握中文词汇。

А.В.鲁达科夫在文艺创作中也表现出了多方面的才能。有时，他以罗为笔名发表画作。对当地旅行指南的评论是其早期发表的一篇文章。[59]中国学家А.В.鲁达科夫很早就对法语产生了兴趣：用法语发表了中国学和语言学方面的最重要著述。也正因此，符拉迪沃斯托克学者的著述开始得到欧洲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包括法国，尤其是1911年8月25日А.В.鲁达科夫被法国授予令人尊敬的古罗马军团勋章，[60]这件事是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派成就斐然的重要证明。

1896年同样以一等文凭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А.В.鲁达科夫的大学同年级同学 П.П.施密特，也是一位颇有才华的东方学家。[61]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之前，为了更好地掌握汉语，他决定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1896—1899年，П.П.施密特在已创办多年的京师同文馆担任教习一职。年轻的教授观察力超强，并且有生动叙述一切的才能。因此，俄文定期出版物刊登了П.П.施密特关于中国印象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探讨了中国的未来。京师同文馆管理大臣很喜欢这位俄国教师，建议他留在北京，补给他进修期内的一切开支，但П.П.施密特还是坚持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62]

他担心汉语的授课质量，建议在东方学院聘用有文化修养的中国人教授实践课，并于1899年邀请清朝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商会李秘书在学院授课。А.М.波兹德涅耶夫同意了 П.П.施密特的倡议，并且建议，“教授和讲师一定要共同讲解汉语课，并且教授讲解理论规范，讲师说例子并同每个学生进行多次交流，因为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还没有较好地掌握正确的音调或者发音。”[63]

尽管在东方学院工作压力很大，П.П.施密特还是努力撰写汉、满语文学科硕士论文，并在1902年10月28日顺利通过了《附带原文以供练习的官方语法试作》的论文答辩。他的老师Д.А.别休罗夫和П.С.波波夫是其答辩评委。后来，有人指出：“以Н.Я.比丘林过时的‘汉语语法’为基础，独自地考察汉语规律并在众所周知的语法范畴中进行阐释的想法，是那么的超出常规与出乎意料，以致引起了权威答辩委员的坚决反对。”[64]很快，П.П.施密特的毕业论文被出版了。[65]他是第一批以教科书形式出版自己讲义的教授之一。[66]他没有放弃自己对语言学的热爱，并以此为选题出版了几部著作。[67]П.П.施密特尽力让自己的学生爱上书籍，给他们和其他的东方学家展示在中国得到的一些有趣的文物。[68]

И.Г.巴拉诺夫回忆道：“在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同П.П.施密特教授阅读中国故事《房德的命运》（П.П.施密特：《房德的命运——选自〈今古奇观〉中的故事》第一章，原文与口语译文。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印刷厂1909年版。来自于《东方学院学报》第29卷第4册的单行本）。在《东方学院学报》上，文本同时以北京官话和白话印刷，但没有刊印对这个故事的俄文翻译、词汇和语法说明等内容。所有的学生在读原文时都是一句一句地阅读的。在阅读时，教授经常将文言和口语进行比较，并且还要求大学生自己预先细心查阅字典并抄写不熟悉的象形文字。通常只有一个叫索鲍尔尼茨基的大学生能够完成这项繁重的工作，他辛苦地找来需要的词汇资料并将其抄写到笔记本上。”[69]

П.П.施密特也教授二年级大学生满语课，大学生觉得学习满语比学习汉语要轻松些。但1916年12月3日，满学教研室被撤销。东方学院会议纪要记载：“满语研究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但实用性不强。所以，如果在东方学院教学大纲中继续保留满学，那么其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东北的当下问题，而不是将其扩展到地质学、矿物学、植物学、生物学与考古学方面。这才符合东方学院实践东方学的办学宗旨，并且在研究中国东北地区时，必须先要正确认识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中国的一部分。对其当下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是东方学院的主要任务，尤其是要研究其目前的法律法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文化习俗等，另外人数众多的满族人更应是我们研究的重点。”[70]

“在这种情况下，捍卫满语教研室的实践意义，——П.П.施密特反驳道，——从个人角度看，我还没有寻找到这种可能性。但据此，在学习中国文学的同时，我完全不想否定满语本身的学术价值，因为许多重要的中文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了满文。”[71]出于这种原因，П.П.施密特要求大学生同时学习两种语言，可惜这一建议被否定了。

П.П.施密特教授在东方学院工作了近20年，他把大量精力都投入到了管理工作、完善教学环节、重修教学计划和大纲上。在阿穆尔边区研究会中，他度过了许多时光，并于1901年1月10日成为其成员。三年后，П.П.施密特被选举为管理委员会成员，两年后开始担任阿穆尔边区研究会图书馆馆长。他不止一次地在阿穆尔边区研究会做报告：《关于中国文字》《关于数和数字的起源》（1910年3月12日），讲述了关于学术考察的事情，分享了在比较语言领域的思想。[72]1906年5月26日，П.П.施密特做了一场题为《语言作为文化史研究的古代文献》的有趣的语言学报告，并获得了语言学家的认可。他指出，“许多语言的基础植根于远古时代”。语言也向我们证实，中国的丝绸和茶叶能运销俄国，同样古代上好的纺织品维松布和阿拉伯的阿拉克酒在整个亚洲也广受青睐。俄语词汇“很多”和“无数之多”，在无数多含义上，甚至完成了双重来回：从西到东和从东又到西。就连俄语中的“钱”很有可能也产生于汉语。在中国历史上，语言学解答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争议问题，尤其是与西方民族的交往问题。[73]由此，报告人 П.П.施密特得出结论：“讲座的主要结论是，对于文化研究来说，语言是很重要的工具，文化的进程取决于各民族间的密切交往。”[74]

阿穆尔边区研究会支持了学者们提出的多项倡议。1908年5月19日，П.П.施密特向提案处理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划拨用于学术考察的经费。[75]获得经费后，他按照阿穆尔边区研究会的提议访问了阿穆尔边区少数民族的居住地，“研究戈尔德人和乌尔奇 戈尔德人中流行的方言”。П.П.施密特将自己从那乃人那里进行语言调查所得结果在从马林斯克寄往阿穆尔边区研究会的信中作了说明。[76]考察归来后，他将105例上层和下层戈尔德人的民族学搜集品转交给了博物馆。[77]

著名旅行家В.К.阿尔谢尼耶夫与П.П.施密特很熟，非常仰慕他的学识，并不止一次地向他请教。“我告诉他，——В.К.阿尔谢尼耶夫在一封信中写道，——他可以按照正确的方式去查阅被我编写的词典，因为我已按照自制的音标录入词典。于是教授们决定，这不只证实我掌握了语音学，同样也证明了创造自制音标的必要性，而且他们认为这项工作比人们墨守成规地观察异族人的工作更有意义。教授们建议继续自制音标工作，将来以各民族通用的方式去录入它。”[78]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杰出的中国学家开始涌现，其中包括190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的东方学院第一届毕业生П.В.什库尔金与А.П.希奥宁。作为奥尔金区警察所所长的 П.В.什库尔金对中国很感兴趣，为了拥有在东方学院以旁听生的身份听课的机会，他于1899年11月申请调入符拉迪沃斯托克滨海省管理局。尽管学习汉语遇到了很多困难，但П.В.什库尔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并在暑假期间完成了赴中国的考察。他不厌其烦地在中国人那里工作，在实践中锻炼语言技能，与此同时还了解了他所感兴趣的民族习俗。这一切有益于他今后在翻译和研究领域的工作。

参加日俄战争和复员后，А.П.希奥宁被调往圣彼得堡，在那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暂时未担任外交官职务。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域工作的经历，帮助他完成了主要成果——汉语词典、蒙语词典和日语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