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远东东方学中心的创立

19世纪末，社会和宗教组织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东方学日益增长的兴趣。时代要求对远东地区民族和国家进行更高层次的研究。1898年，在圣彼得堡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详细审议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正在创办的东方学院的办学章程。新学校的组建、学校大楼的建设、教学大纲的制定和师资的招揽等琐事，都落在了被任命为学院院长的蒙古与卡尔梅克语文学教授 А.М.波兹德涅耶夫的肩上。1899年10月21日（旧历），东方学院隆重开办。阿穆尔总督Н.И.戈罗杰科夫强调说，这是“一所高等学校，它以将学生培养成俄罗斯东亚和毗邻国家的外交和工业贸易人才为目的”[1]。当地企业家（А.В.达坦、М.И.苏沃罗夫等）、银行家、军事长官和海军指挥官组成了学院督学委员会，他们给予了学院很大帮助，初级商会商人、著名中国学爱好者М.Г.舍维列夫领导该委员会。

很快，东方学院成为俄国东方学领域的优质院校，它在东方语言的教授中建构了新的方向。实行四年制教学的东方学院设立了四个专业：汉日、汉朝、汉蒙和汉满语专业。学习汉语和英语是所有大学生的共同课。不久，东方学院开办了学习毗邻国家语言的夜校，根据所有学员的需求按照学院大纲进行授课。

由于А.М.波兹德涅耶夫的尝试，东方学院快速成型。作为圣彼得堡大学的一名普通教授，А.М.波兹德涅耶夫能够把创办新的学校的想法灌输给在圣彼得堡大学最有前途的东方学家毕业生，并拟定他们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领导共同工作的候选人。А.М.波兹德涅耶夫的学生有：日本学家 Е.Г.斯帕利文、中国学家 П.П.施密特和А.В.鲁达科夫、藏学家 Г.Ц.齐比科夫，他们成为其在俄国东部地区确立东方学科学地位的艰难工作中的最亲密助手。在东方学院创办的进程中，年轻的教授们不仅要完善自身的知识，还要着手制定教学大纲：诸如朝鲜学和日本学这样的专业以前在俄国任何地方都没有开授过。

作为东方学院第一任院长的А.М.波兹德涅耶夫尽可能地制定出更贴近现实的教学大纲。他喜欢说：“不要为了科学而科学，要为实践而科学。”所以，在东方学院学习外国语言要严格遵循实践目的，在完善大纲时要注意矫正。比如，在每一种东方语言的文选中，除了典型的口语和文学语言外，还包括私人通信、官方外交、行政、民事和刑事的公文，以及各种形式的商业法令和贸易信函。

“我们坚信，——А.М.波兹德涅耶夫指出，——数年后，东方的实践研究与整个实践科学一样，在我们这里的发展会是很宽广并日臻完善的，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抽象的科学一样；实践科学和知识在短时间内要形成自身独特的研究手法，不仅要将新的可靠材料作为抽象科学的补充，而且要取代最初的无可指摘的信息，并在其中加入自己深思熟虑的结论和思想；总之，要构建自身新的学术定位，而这将被视为对人类智力发展同样重要和有力的措施。这是很自然的。活动家的数量增长很快，相应的活动也增加了，其增加不止是数量上的，还是质量上的。目前，我们的社会生活已步入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俄国刚刚承担起将国民天才与生产劳动方式结合起来这一艰巨的任务。”[2]

东方学院最初没有任何教科书和参考资料。“对于熟悉欧洲国家东方高等学校教学大纲的人来说，同时代人写道：完全很明了，不仅像日本和朝鲜文学这样的课程至今在俄国还没有作为科学学习的课程，而且甚至可以确定，我们这里其他一切课程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了解它们也是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进行的。”[3]为此，А.М.波兹德涅耶夫要求所有教师编写个性化的课程讲义，为大学生们准备教科书。

从1902年起，东方学院开设了服务于阿穆尔军区和关东州的军官听众班：军队急需翻译人才。日俄战争期间，俄国反侦查机关表现不佳，暴露了俄国在培养军队翻译人员上的弱点。“虽然俄国的侦查体系整体上是非常完善的，——英国人写道，——俄国在中国东北却失利了……他们的侦查活动主要靠中国翻译的帮助，而中国翻译对俄国和日本军队的机构没有任何概念。总体来看，中国翻译是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的。正如我所说的，俄国人所拥有的合适的翻译人才整体上来看是匮乏的。对于俄国人来说，战争的前几个月欠缺很多必要的准备，显得困难重重。但他们的侦查体系在不断地改进，渐渐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比较顺利地发挥自身的功能。”[4]

关于这点，俄文报刊写道：“随着1904年战事的燃起，——东方学院的一位毕业生讲述道，学院的第一批毕业生全部被征召到地方长官司令部，后来又被转送到总司令部。整个俄国军队只有3个会日语的，——全部毕业于东方学院。А.Н.库罗巴特金将军请求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系派送通晓日语和汉语的大学生，但系里回应：我们没有这样的学生。于是，将东方学院四年级的大学生全部征召到军队中。”[5]

军官到东方学院就读有着严格限制：在远东服役的军官有2个名额，但申请者有26人。其余从总参谋部或者西伯利亚军官中选拔。东方学院招收听众的规定在哈巴罗夫斯克的阿穆尔军区司令部里引起了许多非议。《远东报》报道：“许多军官都想去学院就读，但结业并没有给军人提供任何权力和优势，有时大学毕业生还为复职而奔波。在没有特定入学条件下，在现有的考试制度与完全没有实践经历的情况下，等到毕业了，凡是上大学的人或许最终都后悔莫及。”[6]

评论指出，除学习外国语言外，军官们在东方学院还学习对继续服役完全没有意义的商业科学，当时在教学大纲中没有设置军事科目。[7]因此，军事指挥官坚决要求改革，并在东方学院开设专门的系别。[8]

后来的事实证明，东方学院军官毕业生中没有一位大展身手，他们的专业很难使他们升到参谋长的位置上。“大概，在整个俄国军队中，东方研究者——稀缺人才相比于其他军事人才，服役条件更为恶劣。实际上，通过4年紧张学习生活后，获得高等文凭的军官在复职后，部队领导会立刻向他们声明：你们脱离岗位。即使是在学习，——我们既不能给你们授衔，也不能给你们一个连。”[9]基于这种状况，军官们被迫放弃语言学习，而完全投入到军事服役中。

然而，在东方学院的学习对许多军官来说也不是没有好处的：他们经常以军事代表的身份为外交部门服务，在服役的同时也从事研究工作。Н.Д.库兹明就出版了几部著作（1903年出版）[10],С.В.阿法那西耶夫出版了有关朝鲜武装力量的著作（1906年出版）,[11]经常去日本执行任务的В.Н.克雷洛夫出版了关于日本军队的书。[12]编写日俄军事词典给В.Н.克雷洛夫带来了声誉。驻华军事代表助理В.Н.沙伦别尔格-硕尔列梅尔编写了现代中文版陆海军术语词典。[13]

从东方学院军官班毕业的阿穆尔军区司令部的军官们积极参加了对远东国家的研究工作。比如，总参谋部上校Л.М.鲍尔霍维基诺夫发表了高质量的的东方学学习成果。[14]阿穆尔军区司令部甚至出版了军事东方学家骑兵大尉Л.И.李奥尼、大尉А.И.才布舍洛夫、总参谋部大尉В.А.雅宏托夫等人的译著。

其间，阿穆尔军区司令部发行了月刊《中国和日本——定期出版物概述》，杂志上还盖着“不容外泄”的签章。这个出版物设置了下列栏目：“A.中国：I.武装力量。II.内部环境。1）政治和社会生活；2）经济生活；3）道路与通信工具；4）各种信息。III.外部政治。IV.中国东北。Б.蒙古。B.日本。I.武装力量。1）陆海军；2）航空。II.内部环境。1）政治和社会生活；2）经济生活；3）道路与通信工具；4）各种信息。III.对外政治。IV.殖民地。1）朝鲜；2）中国东北的日本人。简讯与书刊简介。”编辑利用外文出版物资料分析远东政治—军事形势。大概，该刊的最后一期为第264—269期合刊（1917年9月、10月和11月）。К.А.哈尔尼斯基译作《俄国人在中国东北》是该刊刊发的最后一篇文章。[15]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军人大学生得到了很好的训练并努力工作，但军队中的东方学人才仍然短缺。为此，在东方学院东方研究者军官培养班停办后，哈巴罗夫斯克也尝试过开办汉语军官班，但是该班的质量不高。П.В.什库尔金在这个班授课后，培训班工作才开始有了起色。[16]

就职于远东传教士团中的传教士也在东方学院学习。这个倡议是А.М.波兹德涅耶夫发起的，1902年夏他在圣彼得堡提出了该想法。9月17日，圣西诺得被批准入学。“毫无疑问，预先指定到远东传教士团任职的人，在东方学院能够获得关于远东各民族语言习俗的严肃而又广泛的实践知识，不仅对于正确认识远东各民族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编写值得翻译的福音学说和东正教箴言译文也是很必要的。”[17]

应时任阿穆尔总督А.С.别涅夫斯基的要求，东方学院承担起了对汉文与日文书刊的审查工作。“指的是审查汉文与日文版书刊，——东方学院会议记录中指出，——就圣彼得堡当时来说，无论是大学，还是科学院，甚至是外交部，都没有一个精通汉语和日语并且对上述国家的生活习俗和文学有研究的人。院长认为，此种情况下，东方学院有为政府效劳的使命，有责任审查所需图书、杂志和手稿。”[18]

因为新的学院不是拥有某种特权的学校，有钱人的子女对它的兴趣不大，因此中等师范学校或者实验学校的毕业生成为该校的主要生源。为了学懂最难的科学并改善大学的物质条件，该校建立了激励机制——设立了多种助学金。1901年6月15日，以步兵上将Н.И.戈罗杰科夫的名义设立了6种奖学金，奖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已筹集到。此外，按照Н.Л.关达基的建议，将东方学问题研究列入学院课程，以Н.М.齐恰国夫上尉的名义在东方学院设立了一个金质和两个银质奖章，其奖金由符拉迪沃斯托克人筹集。[19]其他远东城市也决定资助第一所远东大学的大学生。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居民于1902年10月28日[20]以尼古拉二世的名义设立了3项基金，布拉戈维申斯克也不甘落后设立了自己的基金，符拉迪沃斯托克交易所以财政大臣С.Ю.维特的名义设立了基金。[21]之后又出现了许多其他名目的基金——总共大约有20种。这些钱能够帮助许多大学生集中精力学习，而不用想着去挣钱，最终成为真正的东方学家。

暑假期间，东方学院的大学生能够去所研究的国家进行考察。比如，1901年，两名大学生与А.М.波兹德涅耶夫、А.В.鲁达科夫和Е.Г.斯帕利文教授一同去了奉天——为了研究中国义和团运动后被弃掷的“藏有中文、蒙文和满文手稿的档案馆和图书馆”[22]。1903年，12名大学生被派往中国的不同城市，2名被派往了日本，3名被派往了朝鲜。1908年，被派往远东国家的共有23人。大学生们的任务不仅包括语言实践，而且还包括研究毗邻国家的历史、生活习俗、工商业发展特点。根据考察结果编写的报告更多地带有调查性质。П.Ю.瓦斯科维奇的《从敦贺到新潟旅行日志》、К.И.德米特里耶夫的《中国北方铁路》和В.И.那达罗夫的《汉城—釜山铁路》等在当时众多报告中被认为是最好的。教授们指出了汉满语专业二年级的大学生А.В.司弼臣调查的独特性，关于他的长春之行，有这样的记载：“并且，他并不满足仅仅来自于个人的观察，但每次他都有机会向私人、官员和政府机构了解信息，与此同时，在解释自己的观察时也利用了大量中文文献资料。”[23]

大部分教学资料，以及东方学家——教授学术研究的成果都刊登在《东方学院学报》上。这份学术杂志是在学院办学的第一年出版发行的（1900—1916年发行了61卷80册）。最初，不拥有印刷所的东方学院刊印自己的学术杂志是很艰难的。排版是在市内4个印刷所进行的，之后才装订成书。其原因在于，在《东方学院学报》第1卷里并不是简单地标注页码。[24]到1900年，东方学院开始尝试创办自己的印刷所，为此在圣彼得堡和日本订制了全套东方语铅字。

东方学院把东方语铅字移交给了与其签订出版《东方学院学报》协议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苏辛斯基印刷所，但对印刷所的印刷品质量非议很多。于是А.В.鲁达科夫认为，与其指望他人，还不如依靠自身的力量。他不止一次地向国民教育部请求拨款开办印刷所，但始终被拒绝。当时，预先得到了地方政府支持，接替А.М.波兹德涅耶夫担任校长的 А.В.鲁达科夫开始节省东方学院的预算经费。就这样，1906年，东方学院在日本和德国购置了铅印、石印机和辅助铅字。此后，东方学院印刷所成为俄国唯一的能够出版7种东方语文献资料的印刷所：汉语、日语、朝鲜语、满语、蒙古语、藏语和卡尔梅克语……东方学院印刷所于1908年正式开办。[25]它同日本东京的成文堂铸字厂建立了伙伴关系，并从那获得了新版铅字。

东方学院印刷所的开办以及教师们积极将自己的讲义和调查结果转换成铅字，促进了出版业务的扩大。东方学院开始定期刊印该校教授和大学生的著述，并出版新的教科书。1916年前，《东方学院学报》每年都发行几卷，形成了一个厚重的东方学图书馆。东方学院的第一批大学生能够在学报上刊载自己的暑期考察报告或者专著。到1906年，大学生们发表了大约40篇长篇文章，他们中的一些人（例如：П.Ю.瓦斯科维奇、П.И.西夫亚科夫[26]或者 А.С.科别列夫）所著成果构成了独立一卷。А.М.波兹德涅耶夫从校长岗位上卸任后，《东方学院学报》不再刊登大学生的文章。

东方学院的教授经常为地方当局提供关于远东政治状况的信息，得到了军方的高度关注。因此，阿穆尔总督建议在《东方学院学报》上定期发表这些信息。从第2卷开始，学报就设置了专门栏目“远东当前大事记”。

А.М.波兹德涅耶夫也希望各专业的每位教师齐心协力，并使学院图书馆的图书量在一年内增加到了15000册。П.П.施密特是第一位图书管理员，他内向的性格和杰出的语言才能正适合这个职务。П.П.施密特立刻满腔激情地收集所需图书，但由于身处遥远的俄国边陲，很不容易。一个偶然的机会为图书搜集提供了条件：1900年，在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阿穆尔总督Н.И.戈罗杰科夫建议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学家到奉天考察并查看书库。А.М.波兹德涅耶夫立即响应了这个建议，并成立了以А.В.鲁达科夫教授为首的考察团，П.П.施密特也在其中。1901年5月，他们被派去了中国东北南部地区，并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珍贵图书，大部分被发现的图书都不为欧洲专家所知晓。很快，它们充实了学院图书馆。现在东方学院大楼入口处矗立着由Н.И.戈罗杰科夫赠送的中国石狮。

东方学院的听众和教师也丰富了图书馆的藏书。比如，1908年夏，施密特完成了对中国的考察：首先他去了烟台并与自己的学生见面，后来经天津来到北京，在那里的一整月都在阅读最新关于改革的中国文献和报纸。通过这次考察他也为东方学院收集了珍藏图书。[27]Г.В.波德斯塔文无偿地赠给图书馆819册图书[28]和一幅21页巨幅手绘版朝鲜地图，该图是М.Г.舍维列夫赠送给他的，这个珍宝估值为800卢布。[29]当时，Г.В.波德斯塔文还建议在图书馆开设朝鲜文献部。

Н.И.戈罗杰科夫总督赠送给图书馆一个无价的礼物，他的图书被放到了名为“戈罗杰科夫”[30]的特别文献部。珍贵图书的数量增长得非常快，所有的空间都被占满了。“学院图书馆的图书在不断地扩充，长时间以来图书馆里的空间狭小到几乎不能工作的程度。珍贵的中国档案一直保存在地下室的一个适宜保存它的房间内，但是在黑暗的角落里没有任何进行纸张加工的可能。图书馆里不包括教学用书在内的中文图书数量超过了2万册，其中还有较完整的珍贵稀缺出版物收藏品，不得不把它们放在箱子里并放到顶楼。日本文献部被安置在半暗的房间里。”[31]

继П.П.施密特之后，Е.Г.斯帕利文成为图书管理员，但他的时间并不充裕，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份工作中来。幸运的是，寡妇К.（З.А.）马耶登.Е.А.负责日本文献部的工作。精通象形文字的她也能够胜任图书馆中国文献和朝鲜文献部的工作。后来，А.В.鲁达科夫校长经常划拨经费用于购买最新的东方学图书，但图书馆空间不足，有500箱书散乱地、无人管理地堆放在外室和顶层阁楼。因此，А.В.鲁达科夫开始着手扩建多年来位于一楼两个房间内的图书馆。但很快他就发现，书架位置早就不够用了，于是决定把图书放到库房的一个空闲位置。

在东方学院中有一个很小的大学生图书馆，其藏书被放在一个大的书柜里。在那里，读者可以无偿地阅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报纸、哈尔滨的两套中东铁路机关报——《哈尔滨日报》（俄文版）和《远东报》（中文版），以及私人报纸《生活新闻报》。大学生们非常兴奋地在图书馆中阅读在哈尔滨新发行的杂志《亚细亚时报》第一期，它刊登了关于现代中国和日本的文章，并且介绍了关于远东的重大事件。

开办学院博物馆是А.М.波兹德涅耶夫的另一个倡议。“至于考古学，——А.М.波兹德涅耶夫写道，——中国东北正在消失的满文文献在这里具有重要的特殊意义。欧洲只有为数不多的这样的收藏品，未来的满学完全会因为俄国人在中国东北的行动而取得巨大成就并拥有无价的资料。在这里，除了图书馆和档案馆外，毫无疑问，也许还汇集了各种各样领域极好的收藏品。除了各种宗教派别的物品和崇拜物外，在倒塌的衙门内可以搜集到大量具有政权性质的官方标志：腰牌，各种形式、层次和特点的印刷物，审判和用刑的工具，——这一切，大概，在大量的物品中都能找到。”[32]实际上，无论是教师，还是大学生，都为东方学院提供了大量有趣的资料，这为民族学和工商博物馆的适时开办创造了条件。

东方学院第一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举行得很隆重。第一批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家П.Ю.瓦斯科维奇、К.И.德米特里耶夫、Н.Д.库兹明、В.И.那达罗夫、А.П.希奥宁、К.К.齐维列夫、П.В.什库尔金与Д.И.谢尔巴科夫获得了毕业证书。他们对А.М.波兹德涅耶夫说道：“在我们的教育资历、社会地位和物质状况存在千差万别的情况下，在潜移默化地受到俄国地域亲缘性的影响下，在我们中每一位的心里存在多种多样接受教育的兴趣取向下，您从我们学业之始就对我们的学习给予一视同仁的友善引导，并对我们预期活动的重要性给予提示，始终不渝地沿着无私奉献和追求的道路引领我们。”[33]

他们指出：“我们作为远东第一所高等学校的第一批毕业生，今天离开了东方学院，在这里学到了许多实践知识并得到了研究远东邻国的理论培养。我们作为毕业生诚挚地向校长致意，我们满怀深情地感谢母校，向校委会、尊敬的А.М.波兹德涅耶夫校长、学院教育活动的主要领导者表示深厚的敬意，感谢所有将我们带入社会和公务活动舞台上的人……在学院学习的岁月里，我们常常体会到友善的熏陶和浓厚的亲和，但也沉重地感受到近几个月学院生活的不愉快，这强有力地证明，对办学目的理解得不够而且明显有偏差。我们为此目的进入东方学院，但对于学生提出的各种要求学院完全不理会，学院上层领导也没有给予重视，这完全体现了学院办学经验的不足。”[34]

东方学院毕业生的就业是非常困难的。虽然有些毕业生被分配到了外交部，但许多重要岗位都被圣彼得堡大学的东方学家所占据。对于远东研究者来说，在中东铁路或者道胜银行工作是比较有前途的，但是那里的空闲岗位是非常有限的。大约有25%的毕业生完全找不到工作。后来，东方学院的毕业生抱怨，学院督学委员会对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完全不关注。

某些远东学者把东方学院首批毕业生的毕业视为本土远东知识分子的诞生。后来，哈尔滨的杂志《亚细亚时报》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文章写道：“远东边区研究人员匮乏，但东方学院在人才培养方案的设置上却忽视了这一点，为此本文提出了一个立足当下的问题‘关于国家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科学任务’。如果‘有文化修养’的代表者不能在自‘我’中一定程度上牢固树立对祖国和人类社会的正确世界观，那么任何‘有文化修养的人’都不能为国家的良性发展提供保障。”[35]

教师们继续关注东方学院在校生和毕业学生的生活状况。他们要求毕业生定期寄来关于他们工作以及独立从事语言、完善和补充东方学知识情况的报告。“我将这个月口语实践情况按照您的要求汇报给您，——不久前毕业的学生 Г.А.索弗克洛夫致信 А.В.鲁达科夫。——除阅读和区分相似文本外，我将课文翻译成中文，并记住典型例句和整篇文章。我凭记忆书写相似文章，同时应该纠正发音和拼写法。我单独用毛笔书写好的范文，暂时还不能书写出优美的独特的中国文字。由于用口语阅读报纸，我有条件关注中国的生活。同样，日本语的学习也可以仿效此方法，我做了系统的笔记。”[36]

东方学院一直关注师资问题，如果说第一批教师全部是来自圣彼得堡大学的毕业生，那么第二批教师中就有东方学院的毕业生了。А.В.格列本希科夫[37]、П.Ф.李文（郭里登什杰德）等教授成了杰出的学者。А.М.波兹德涅耶夫曾预言：“在实践东方研究方面……我们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并达到从未有过的完善程度”，这已成为现实。

东方学院几乎所有的教授都处于一个年龄段。年轻人充满了才气和傲慢，不畏惧学术权威。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学家深信，他们在远东的生活和活动为他们登上东方学奥林匹斯山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他们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与大学生间的关系，却非常复杂。尽管外界的自由主义之风强调要尊重大学生的需求，但东方学院的教授们还是生硬地对待这些懒汉。А.М.波兹德涅耶夫校长设立了一套学习突击检查的制度，经常将懒散的学生留下做额外的祈祷，以致常有不少学生为此失去助学金。学院的领导称他为“蒙古的枷锁”不是偶然的。彼此的不满不止一次地导致公开的冲突。这些成为А.М.波兹德涅耶夫转任国民教育部委员会成员并于1904年调往圣彼得堡的原因之一。他建议自己的弟弟Д.М.波兹德涅耶夫接替校长一职。然而，此后东方学院中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减少，新任校长不能立刻改变学校的内部状况，伴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东方学院被疏散到了上乌金斯克。那时，东方学院的情形导致了Д.М.波兹德涅耶夫直接侮辱大学生的事件。结果，学院的大部分学生退学，教学工作几乎不能开展，而教师们也只是忙于出版自己的著作。

东方学院搬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后，Д.М.波兹德涅耶夫因利益问题辞去了校长职务，并去了日本。东方学院急需一位不仅能够团结所有人，而且还能够推动学院实现新发展的领导者。按照多数教授的建议，这个人非А.В.鲁达科夫莫属。在任职期间，А.В.鲁达科夫远离了学院的其他事务，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和教学活动上。

1906年10月28日，А.В.鲁达科夫被正式任命为校长，但其实早在1905年10月31日起他就已经事实上领导东方学院了。至此，学生和教师间的紧张关系已经达到了极限，以致有威信的А.М.波兹德涅耶夫建议关闭自己创办的学院。以А.В.鲁达科夫为首的东方学院的教授们让地方长官相信，他们能够消解冲突，以折中的办法开除了某些暴动学生。1905年冬季，学院重新恢复了教学工作。А.В.鲁达科夫的沉着和公正使方方面面得到了和解。在与大学生们进行沟通时，他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让大学生们相信学院具备自我约束能力。1906年12月4日，东方学院教授委员会通过了向政府申请关于重新接收那些不合规范地被学院开除的学生的决议。我们看到，在办学过程中，“为使青年学生免遭政治审查，在任期间А.В.鲁达科夫开展了许多端正学生政治立场的教育活动。也正因此，学校再也没有发生学生因冲动行为而接受政治审查的事件。”[38]

在校长任上，А.В.鲁达科夫建议修改教学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其中包括将专业扩大到6个，并进一步深入学习大部分的课程。藏语被纳入教学大纲，学习藏语知识对于理解语言学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在做出任何一个决定之前，校长都要听取同事的建议，以保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偏离预定方向。后来，А.В.鲁达科夫在回忆那些岁月时写道：“在这个新职务任上，我不止一次地提出给予教学自治权的问题。此外，多年来，学院还在行政、学术和教学方面也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革。在操心改善我们大学生物质生活的同时，我借助地方捐助的资金着手修建大学生集体宿舍，最终靠50项捐助建造了直到现在还能容纳100多名大学生的一栋楼。之后我在校长职务上所做的事情如下：1）通过出版东方学专门著作活跃学院的学术活动，为此开办了附有东方语铅字的印刷所；2）深化教学改革；3）通过增加奖学金数额并借助于督学委员会的经费开办廉价大学生食堂，改善大学生的物质生活，并扩大督学委员会的活动范围。”[39]

1909年秋季，在东方学院建校1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40]А.В.鲁达科夫讲述了中国学在俄国的历史以及学院在远东国家研究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对于学院的未来发展，А.В.鲁达科夫校长精心制定了将东方学院改造为完全有价值的高等学校的完整方案。他请求在师资队伍的补充上给学院提供更大的自主性，建议学生不仅要深入地学习远东国家的语言，而且还要更多地关注它们的生活习俗和文化。认识到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重要性后，他请求拨出经费成立语言实验室。[41]他还研究了在东方学院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的可行性问题。但是国际上的军事政治状况导致这一预定计划没有完成。

虽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遇到了经费短缺问题，但А.В.鲁达科夫依然能够聘任到极出色的教师，为学院留下了几名有才学的毕业生，并且邀请到了以远东语言为母语的教师。А.В.鲁达科夫对自己的同事这样写道：“我总是把Е.Г.斯帕利文和Г.В.波德斯塔文安排在责任重要的岗位上，诸如教授委员会秘书、图书管理员和书刊检查员等职务，建立业务上的共同责任，并决不安排我完全不承认的出于私人交情的职位。于是，事实上时间证明了一切，误解平息了，渐渐产生了共识，我们大家能够在一起工作。这一切是真实的，是实际上发生过的事情。”[42]

实践制度的效果十分明显：每年大约有20名大学生被公派到语言学习国。教师和大学生定期在远东国家进修，并促进了图书馆新文献的补充，博物馆也充实了展品。根据由考察结果编写而成的报告分专业被保存起来。学院印刷所满负荷工作。每年都有许多新的教学参考书和学术资料被出版，其中包括预定在东方学院成立18周年时出版的教师和大学生文集、中国学家 П.П.施密特在文集中刊登的新文章。[43]

到1917年，东方学院的4个系共计有142名大学生。他们组建了合唱团、自己的乐队，并出版学术—文学和经济文集，从中得到的收入用于帮助有需要的大学生。此外，大学生们还成立了推荐补习教师的劳动部。大学生的入学标准有了些许变化：女子学校毕业的学生可以提出书面申请而入学。[44]

1917年初，东方学院的教师们庆祝了二月革命。在他们看来，二月革命能够极大地改善位于俄国遥远边陲的高等学校的状况。受教授委员会的委托，А.В.鲁达科夫往彼得格勒发去了一封电报“迫切地希望，在学术自治的原则上允许东方学院进行广泛的改革”[45]。当时，谁也不曾预测到，这种自由会成为现实。П.П.施密特在一封来信中沉痛地确信：“谁也不能说清战争和俄国革命什么时候能结束，但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无产者不需要任何中国学家。”[46]他开始准备调往美国，想在那里从事中国学教学工作。[47]

1917年4月17日，东方学院的领导层解除了自己的职权，于是А.В.鲁达科夫电告彼得格勒辞去校长一职，原因有很多。中国学家А.В.鲁达科夫担任这一职务已长达数年，尽管他的性情平和并且外表沉着，但大学生和一些教师过于热衷政治和社会运动使他很愤怒。他本人不愿染指政治。令人烦恼的行政职责使А.В.鲁达科夫无心学术，因此他被迫放弃了大量规划和最初的手稿，尤其是他穷尽一生搜集的一直没有出版的手稿《乌苏里边区的中国人》中关于各地中国人的信息。[48]1917年4月26日，А.В.鲁达科夫被解除了校长职务，之后成立了临时教授委员会。Г.В.波德斯塔文被任命为东方学院的最后一任校长（1919年）。[49]

1917年的十月革命让教师们很紧张。1918年1月，他们在彼得格勒召开的教师代表会议被驱散表示抗议，并决议不承认苏维埃。他们对海军上将А.В.高尔察克政府并不认同。由于远离中央和复杂的政治形势，处于自己治理自己的东方学院，具备了改革在1906年拟定的教学环节的条件。大学生有权学习一种东方语言，而不是像以前学习两门；在教学大纲中增开了统计学和法通论课程，增加了法律科学和商业科学的比重。

1918年夏季，《远东边陲报》载道：“在我国高校教学工作整体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东方学院绝对是个幸运儿。在布尔什维克政变的艰难条件下开始的教学年，尽管极为不利的物质状况使学院不止一次面临关闭，但还是顺利地坚持到了最后……”革命和国内战争使许多人背井离乡，而与以往不同，1918年是中学应届毕业生的高峰期。通常只会收到60—70份入学申请书，而今年增加到了202份，来到东方学院就读的有163名大学生和21名旁听生。因此，东方学院的职能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为高等学校的扩张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