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猷定散文、诗歌及书法的研究

对王猷定散文、诗歌及书法的评论在明清之际即已开始。如王晫《今世说》中载“于一遭乱，居广陵，穷愁著书，力追大雅，海内能文之士翕然推之”[24]，王猷定在明清之际文学创作的影响力可以想见。清人裘君弘赞王猷定“明季与黄冈杜濬俱以诗、文名天下，世称于一、于皇”[25]，沈德潜谓其“遭乱居广陵，以诗古文自负”[26]，朱彝尊说他“以诗、古文词自负，对客龂龂讲论，每举一事，辄原其本末，听之霁心，盖兼有笔札、喉舌之妙者”[27]，徐鼒称其“工诗古文”“名著一时”[28]，震钧亦称王猷定“以诗古文辞自负”[29]等等，虽然这些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但对王猷定散文、诗歌、书法的整体评价已经能够充分肯定其文学才华且确有文名，为后人客观认识王猷定提供了珍贵的原始素材，为其诗文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一）散文研究

对王猷定散文的评价探究在清初便已有之，且赞誉颇高。如董以宁将之与钱谦益、侯方域并誉：“天下言文章者，自虞山钱氏而外，皆推南昌王于一、归徳侯朝宗。”[30]彭士望则直言王猷定“有文名于江左”[31]，李元度评价王猷定“为文多郁勃，如殷雷未奋；又如崩崖压树，枒槎盘礴，旁枝得隙，突然干霄”[32]，颇为肯紊。张符骧曾引钱陆灿之语痛吊之：“自王于一死，而扬州无古文。”[33]由此可见王猷定的文学成就在时人心中的地位。徐斐然盛赞王猷定“少即能文，东南主墠坫者，啧啧称道之，由是名声籍甚。轸石文不沾窠臼，独写性灵，其心花之所结撰，往往情文相生、沁人肺腑，而骨节姗姗、风神奕奕，读者有餐霞吸露之思焉。当是时，士竞为公安竟陵之文，诡琐俚碎，或类于优俳者之所为，得此不啻拨云雾而见青天也。自后名流辈出，咸知通经学古为高，先生其开风气之先者与”[34]，认为其文能“开风气之先”，评价之高显而易见。无独有偶，李元度肯定了王猷定对文学史做出的独特贡献，谓“自明季公安、竟陵之说盛行，文体日琐碎，先生与新建陈士业、徐巨源、欧阳宪万辈均能独开风气”[35]，王猷定的散文成就毋庸讳言。

清人何洯在《与宗子发书》提到的一个细节可以佐证王猷定散文在当时的影响力：“子发兄工古文，计可以糊其口，于笔墨无难也。然二三十年间，布衣之士，惟王于一作文一首，或可得数十金，后此于文，固无取焉。”[36]在“‘布衣之文’崛起而立”[37]的清前期，只有“王于一作文一首，或可得数十金”，王猷定散文的辐射力可想而知。此外，朱彝尊在《与查韬荒弟书》中写道：“文章之难，古今不数。仆频年以来，驰驱道途，幸不后君子之教。然自商丘侯朝宗、南昌王于一二子之外，其合于作者盖寡。二子又未尽其蕴以死。仆诚痛之。比来京师，五方之人操翰管而高视者何啻百计。求其若二子者已不多得，况夫与古人方驾者哉！”[38]将王猷定与“清初古文三大家”之一的侯方域相提并论并非朱彝尊一人，事实上，将二者并称在清初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如“侯朝宗、王于一，其文之佳者，尚不能出小说家伎俩，岂足名家。”[39]“夫以小说为古文辞，其得谓之雅驯乎？既非雅驯，则其归也，亦流为俗学而已矣。夜与武曾论朝宗《马伶传》、于一《汤琵琶传》，不胜叹息，遂书此语于后”[40]等等。由是可见，无论对王猷定“以小说为古文辞”持何种态度，喜将侯方域与王猷定并称是不争的事实，王猷定在当时亦确属“名家”之列，其文学地位不言而喻。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汪琬对王猷定“以小说为古文辞”颇有微词，但他评文的标准也为时人所诟病：“而长洲汪苕文琬，操绳尺衡量诸家，失之过严，去取多未嗛人意。其自著类稿亦多可议者。”[41]所以，对于王猷定散文的成就还是要以全面、发展的眼光来看，不能拘泥于一家之言。当然，无论是朱彝尊还是汪琬，其观点都为今人研究王猷定提供了不同的维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在清人眼中，虽然对王猷定“以小说为古文辞”持有异议，但确无法否认王猷定的“名家”之实，更无法否认王猷定与侯方域的散文成就不分伯仲：“侯公子《壮悔堂集》，其必传者也。与公子后先接踵者，豫章王于一猷定之《四照堂集》、宁都魏冰叔禧之《易堂集》、吴江计甫草东之《改亭集》，皆在伯仲之间”。[42]“能独开风气，名与方域相埒”[43]虽然这些还算不上对王猷定真正研究的文章，但已经基本能够确立王猷定散文在清初文坛的地位与影响。

近代以来，学者胡思敬认为王猷定之文得名在魏禧之先，深为时人所推崇：“于一治古文，得名在魏冰叔先，同时流辈皆极口推服无异辞。”[44]“集中与驰黄诸友论文书，要以明理为重，偶及异代沧桑，辄有无穷悲感奔注笔端，匪独文辞之足贵。”[45]这与汪廷珍“相与论吾乡古文，不数魏叔子，而称于一《四照堂集》”[46]的观点不谋而合，不仅将王猷定散文成就置于魏禧之上，而且兼及王猷定散文的独特风貌，虽然仍然难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但却为以后的王猷定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王猷定算是真正进入研究者的视野。1989年，谢苍霖《王猷定其人其文》明确指出“作为清初遗民文学和‘性灵派’文学的重要作家，王猷定理应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对以《汤琵琶传》《李一足传》《义虎记》等为代表的王猷定作品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被列在《国朝二十四家文钞》第一位的王猷定“至性真情的直接流露和真实写照，自不同于他人”[47]，对文学史做出了其独特的贡献，颇有为王猷定正名之意。

20世纪90年代，刘勇强在《王猷定及其〈四照堂集〉》一文中对王猷定散文中那些以《汤琵琶传》《李一足传》为代表的“最具个性而争议也最多的那些富于小说意味的记叙文”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一创作倾向，原本可能为古文注入新鲜血液、开辟一个紧追时代潮流的审美天地，终因抵制轻蔑势力过强，未能形成声势，消失于对‘义法’复归的声浪中。唯其如此，王猷定等人的创作才弥足珍贵。黄宗羲称王猷定的《汤琵琶传》《义虎记》等篇为‘近日之琤琤者’，信非滥誉。甚至不妨说，他的这类作品如果再多些，笔法再活泛些，其文学地位一定比现在更高。”[48]可见，他十分赞赏王猷定的这类争议颇多的传记文，且认为其散文“不拘一格”“别出心裁”[49]，不仅对王猷定的散文成就做出了客观的评定，同时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新世纪以来对王猷定散文创作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当推罗宗阳《开清初散文风气之先的王猷定》、方良《为留道义存天下——评清初文学家王猷定》等文章。2002年，罗宗阳《开清初散文风气之先的王猷定》一文较有影响，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如他认为，“从清代散文发展流程上看，转变明末文风、开清初散文风气的决非这三人（侯方域、魏禧、汪琬——笔者注）所独有。比他们早出10多年的王猷定，实际上早已站在转变明末文风、开清初散文风气的前列，在当时引起过很大反响”[50]。王猷定的某些治学思想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崇实致用思想的先声，“当顾、黄、王名声大盛之时，王猷定早已出道”[51]。这实为难能可贵。在肯定王猷定作品内容的同时，还指出其作品的开创性意义：“他的散文，独抒己意，学古而不泥古，感情强烈，气势磅礴，描写细致，关注现实，具有开拓性和明显的历史特征。”[52]罗宗阳的评价颇中肯綮，比较符合王猷定的创作实际，也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比较大，基本上能够代表今人对王猷定文学史价值、地位的论定。

2006年，方良《为留道义存天下——评清初文学家王猷定》一文，以甲申之变为界，将其人生分为两个阶段，认为时局的变化对其人生、创作均产生重大影响；同时认为其文学作品贵在“充满了激情，表达了那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其中的亮点感召了一代人，使他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遗民文学家”，堪称“苏北明遗民的杰出代表”[53]。该文给予了王猷定较高的文学地位，但对于王猷定散文创作的探究明显不够深入，尚存诸多继续探讨的空间。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虽然较之前有所丰富，但多停留在浅尝辄止的阶段，有许多具体问题如王猷定的散文渊源、分类及特点等问题尚需进一步深入探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待王猷定“以小说为古文辞”的创作风貌时，与古人不同，今人多持肯定与赞赏态度：“王猷定以小说笔法融入散文创作的时候，大力打破传统古文以叙述和议论为主的固有模式，而代之以精当细致的描摹，这种绘声绘色的描摹只有稍后的侯方域可与之颉颃。”[54]“清代文学传记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成绩，与大量采用小说的表现方法有重要关系。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的，是清初侯方域、王猷定等人。”[55]谢苍霖更是对清代汪琬等人的观点直接反驳，表达不满：“李白可以‘白发三千丈’，王维可以画雪地绿蕉，汤显祖可以教杜丽娘还魂……王猷定让老猿显怪、李一足成仙，难道就值得大惊小怪，喋喋不休吗？”[56]这些评论基本能够代表20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由是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能够站在理性、客观的立场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审视王猷定的作品，得出客观的结论，对推进文学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这一方面可以窥见不同历史时期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审视，另一方面也足以证明王猷定“以小说为古文辞”的创作手法在明清之际确实是起到了引领当时文坛风尚的作用，有着其独特的文学、文化价值。

此外，周萍萍《王猷定及其散文研究》[57]专门以王猷定的散文为研究对象，意义值得肯定，但对于王猷定的家世、生平、散文等相关论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拓展。另，笔者《〈昌谷集注〉宋琬序作者新考》[58]一文结合新发现材料，综合考辨，得出王猷定所作《安雅堂诗序》实作于顺治十八年（1661），《昌谷集注序》的真正作者是王猷定而非学界普遍认为的宋琬的新结论，无论是对王猷定研究还是宋琬研究，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除上述论文以外，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尹恭弘的《小品高潮与晚明文化：晚明小品七十三家评述》等著作均将王猷定作为明末清初较有代表性的文学家列单章加以评述。郭预衡认同清人王和周亮工的观点，即认为王猷定之文有“激郁缠绵”的特点，同时举《闲情阁记》《题宣宗画册》等文的例子证明除“激郁缠绵”之外，王猷定之文还“颇见情志”[59]。尹恭弘认为王猷定的散文是“小品的笔调和风格”，并以此为题展开叙述，认为王猷定是在“以晚明小品的笔调从事散文创作”[60]，“王猷定（误作王遒定——笔者注）的小品对奇人异事特感兴趣，往往倾注极浓的感情叙述它、描写它”并以《汤琵琶传》《元日冒雨寻诗序》等作品为例，说明王猷定“尚奇的审美情趣”[61]；还认为王猷定的作品擅长以小见大，“物件虽小，却有深刻的启迪”[62]，并用《寒碧琴记》《桓暑记》等文印证他的观点。郭预衡和尹恭弘都结合王猷定的部分散文篇章对其散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后人深入研究王猷定奠定了基础。概而言之，此期对王猷定的散文研究虽然有推进之功，但仍存在诸多可待深入、开拓的问题，待后来者进一步探究。

综上，可以发现，尽管王猷定在散文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但很遗憾，对于王猷定的散文研究，除去有清一代零星式的点评，近代以来真正对王猷定展开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虽然已经有相关研究成果问世，但很显然，这与王猷定的文学史地位和意义相比，远远不够。因此，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对王猷定散文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实有必要。

（二）诗歌研究

除散文以外，王猷定还有近三百首诗存世，其独特价值亦不容忽视。遗憾的是，相较于王猷定的散文研究，对王猷定诗歌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清人裘君弘说他“明季与黄冈杜濬俱以诗文名天下，世称于一、于皇”[63]，孙默评其为“最知名而诗最工者”之一[64]，陈田则赞其诗“骚情古意，跌宕萧寥，五律一体，尤哀咽动人”[65]，徐世昌谓其诗“沉郁萧森，五言近体雅近杜老乱中诸作”[66]，并非虚言，亦代表了有清以来文人对王猷定诗歌的认识。

进入到20世纪以后，有学者注意到了王猷定的诗学成就并给予积极评价，如刘勇强将王猷定看做是“深具民族感情的爱国诗人”，认为“在诗歌理论上，王猷定主张以情为本，不计工拙”，而且“特别强调诗歌关乎世运，应纪录时代变迁”[67]。虽然对王猷定诗歌着墨不多，但评价较为公允，尤其认为王猷定“不少诗句内涵丰富，对仗齐整，极见工力”，“显示出阔大超脱的胸襟”[68]，可谓一针见血道出王猷定诗歌的特点。总体观之，刘勇强的观点比较切合王猷定诗歌创作实际，对于研究王猷定的诗歌而言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当然，也有学者在提及王猷定的诗歌时，仅轻描淡写地用“王猷定的创作，诗歌成就不高，最见功力的是散文”[69]一笔带过，这未免有失偏颇。事实上，王猷定诗歌的光彩不仅不应为其散文成就所遮蔽，更应该将二者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客观地去看待，这样才有利于全面审视其文学思想、文学成就等相关问题，更好地揭示出易代之际文人的心态及对文坛风尚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对于王猷定的诗歌，现有研究成果甚少，目今所及，笔者尚未发现对王猷定诗歌的专门研究。基于此，本书即从王猷定的诗歌创作实际入手，结合其为他人作的诗序及其他相关文献，努力提炼出诗学思想并对其诗歌题材、内容等方面展开研究，以期充实完善王猷定的现有研究。

（三）书法研究

除诗文创作外，师学董其昌的王猷定亦以书法闻名于时。卓尔堪在《明遗民诗》中称赞王猷定“精楷法，以古文自雄”[70]。时人对王猷定的书法作品颇多赞誉，如王王《四照堂集序》中说王猷定“尤工书法，片纸只字，人皆竞宝，以此名闻东南”[71]。韩程愈《王君猷定传》更进一步称王猷定“天资善书，临池之技，可以笼鹅。而远近之慕于一名者，笔秃可数十瓮计也”[72]，方文曾有“眼前书法王于一”[73]之语。谢旻则谓其书法“擅名一时”[74]。李元度亦赞其“书法亦重一时”[75]，由此可见王猷定书法方面成就斐然，在当时已名气远扬，丝毫不逊于诗文方面。

此外，朱彝尊更赞王猷定“行书楷法，亦自通神”[76]，《清史列传·王猷定传》中亦有相同记载，当是据此而来。王晫《今世说》中云王猷定“书法亦遒劲，有晋人风度”[77]；沈德潜云其“书法亦在晋、唐之间”[78]；饶宇朴认为王猷定的书法同其诗文作品一样“必传无疑”：“君绩学纂言，工法书，自欣赏，棋酒莺花，生产益落，意豁如也……书法初仿华亭，丙戌以后笔力遒劲，奕奕有北海风气，其必传无疑，故并论之。”[79]震钧谓其“善书，得李北海笔法”[80]，很明显，以上种种评价皆是对王猷定书法作品的自信和了解，可以窥见其书法独特的风貌和师法。

当代学者刘勇强曾不无惋惜地慨叹王猷定书法作品“流传甚少”，坦言只在清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卷七中看到两页他的手书，写得“清圆秀润中有劲健遒逸之姿”[81]。笔者有幸在清人王端淑所辑的《名媛诗纬初编》中发现王猷定手迹，笔风大气磅礴，赏心悦目，确染不俗。此为顺治十八年（1661）王猷定代许兆详书写的《名媛诗纬初编序》，文末有王猷定的签章[82]。

由是可见，王猷定的书法在当时亦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些文献对全面、客观地研究王猷定仍然大有裨益。可惜时间久远，现存墨迹较少，无法对其展开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