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猷定家世、生平及交游的研究

关于王猷定的家世、生平，清人韩程愈《王君猷定传》所述较详，魏元旷《南昌县志》亦有记载，清人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王于一先生事略》、嵆曾筠《（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九十四、徐鼒《小腆纪传》补遗卷六十九、曾燠《江西诗征》卷六十五、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卷五、民国时赵尔巽所编《清史稿》均有传，清人陈田《明诗纪事》、陈维崧《篋衍集》卷十、裘君弘《西江诗话》卷十、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七、卓尔堪《遗民诗》卷一等王猷定诗前皆对王猷定生平有简短介绍，后人对王猷定家世、生平的介绍多源于这些材料，惜多篇幅简短，又有诸多语焉不详之处。

今人对王猷定家世、生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生卒年的探讨上，这或许是因为相关记载较多且差异较大之故。[6]目今所及，共有两篇文章专门探讨这一问题。一为杨剑兵《王猷定生卒年考辨》[7]，专门对王猷定的生卒年进行了考辨。文中引用了王猷定《毛母许孺人传》和陆莘行《老父云游始末》等材料作为佐证，推翻了之前有关王猷定生卒年种种不实的记载和推断，得出王猷定“当生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卒于康熙元年（1662）”的结论。该文首次梳理了有关王猷定生卒年的种种记载并得出相关结论，对研究王猷定的生平而言具有重要价值。二为吴可文《王猷定生卒年月补正——兼与杨剑兵先生商榷》[8]，该文引用《哭王于一》《王君猷定传》等文献，力证王猷定“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己亥（1599）二月初六（或二月上旬），卒于清顺治十八年辛丑冬季（以十一月可能性最大）”[9]。概而言之，两位学者对王猷定生年的结论是一致的，分歧主要集中于王猷定的卒年。笔者经过综合考辨，较为倾向杨文得出的结论，即认为王猷定当生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卒于康熙元年（1662），这也为未来王猷定相关问题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外，近几年还出现了两部王猷定年谱。一是杨剑兵、郁玉英的《南昌明遗民王猷定年谱简编》，二是廖小玲的《王猷定行年简谱》，对王猷定之生平行迹进行了编年，对研究王猷定而言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其中的粗疏讹误之处还有待后来者进一步考辨、厘清。

王猷定一生南北游走，所交甚广，“交游半天下，所至宜无不合”[10]，“客扬十余载，所交客满寰区……时或饮酒，涕泗并下，其亦所感者深也。岁辛丑，薄游武林，武林当轴莫不虚左事之”[11]。刘勇强认为，王猷定一生交游广泛，“其中虽不乏名流，更多的还是与他一样的遗民文人”[12]，这基本符合王猷定的交游实际。但仔细阅读王猷定文集便会发现，一生都在游走之中的王猷定，与清初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皆有往来，如归庄、钱谦益、顾炎武、屈大均、梁以樟、毛奇龄、龚鼎孳等。他们常常共同泛舟、诗文唱和，如《同江右王猷定、禾中朱彞尊越城泛舟，赴姜国昌廷梧暨承烈、启埈三令侄南华山庄宴集即事》、《秋夜同王于一、纪伯紫、杜于皇、余澹心、陈伯玑、冒辟疆、蒋子久、姜绮季、子翥、陈其年、椒峰，饮徐氏寓园，分得“洗”字》及《同祁止祥、张稚恭、王于一、许力臣、许师六、陈其年看玉兰》等等，都揭示了这一点。

今人很明显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并专门撰文探讨这一问题。如罗宗阳在《开清初散文风气之先的王猷定》一文中通过他与钱谦益、顾炎武、毛先舒、周亮工等唱和之文来揭示王猷定交游之广泛及士林对他的尊重。[13]方良《王猷定与顾炎武文字交往之评判》一文专门探讨王猷定与顾炎武的交往情况，认为王猷定作为前辈，不但没有对一直找机会向他求教的顾炎武有任何偏见，反而对后辈坦诚相待，并在此基础上对顾炎武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二人的交往坦诚愉快，王猷定对顾炎武后来成熟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一定作用。该文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王猷定、顾炎武交往的前因后果，试图通过“阐释王猷定与顾炎武文字交往的意义”，以“揭示王猷定的生命价值和历史存在”[14]，对后来的研究者有一定借鉴意义。方良的这种学术敏锐性值得我们后来者学习，而且为笔者深入研究王猷定的交游情况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翻检王猷定文集，发现王猷定文集中有《与顾宁人书》一文，从二人书信往来内容来看，顾炎武“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15]的思想极有可能受到了王猷定不作“无意之诗文”[16]的影响，顾炎武在当时也是奉王猷定为前辈，极为尊重王猷定的。这一点罗宗阳看得很清楚，否则也不会明确地指出王猷定“推崇当世之务，倡导经世致用”，认为虽然他“没有专门言事、议政的文章”，但是他在文章中相关的零星评论，“已可说是顾炎武等崇实致用思想的先声”[17]，这实属可贵。

周萍萍的硕士论文《王猷定及其散文研究》[18]虽然选取了袁继咸、顾炎武、毛先舒、钱谦益、宋琬、古月头陀等众多人物来探析王猷定的交游情况，但都没有深入展开论述，尚有许多可待挖掘、完善的空间。笔者《王猷定与宋琬交游考述》[19]一文从王猷定与宋琬交游的角度切入，探讨王猷定其人其文对宋琬为人为文的影响，弥补了此前学界关于宋琬的研究较少关注王猷定对宋琬的影响之缺憾，丰富了现有研究。《王猷定与周亮工交游考述》[20]一文立足于相关文献，对王猷定与周亮工交游情况展开研究，认为二人既有书信往来，亦有诗文唱和。王猷定曾为周亮工《榕卮》诸集作序，周亮工在王猷定卒后帮其整理、刊刻《四照堂集》，并为其作序，功不可没。无论是对王猷定研究、周亮工研究还是对明清之际文坛生态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不难发现，王猷定交游确实非常广泛，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广泛却无法等同于推心置腹。事实上，能够与王猷定真正达成心灵默契的人并不多：“于一为古文高自标置者三十余年，天下之大，真知于一者周栎园、宋荔裳诸先生外，不过数人。”[21]可见，天下之大，能够称为王猷定知己的不过周亮工、宋琬等数人。正所谓“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22]。故而，王猷定与周亮工、宋琬等好友的交游尤其值得深入探究。这样，不仅能够充分说明王猷定的择友观，而且也可以更好地审视出他最本真的生命状态。

入清以后，王猷定迫于生计，不得不经常“在路上”，结交甚多。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成为了知己，但更多的人只是“过客”，有时候甚至可能是逢场作戏。他曾发出喟叹：“世之沦落不偶，而叹息于知音之寡者，独君也乎哉！”[23]可见对他的心态和创作都不可避免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考察王猷定的交游情况，不仅要考察他的“交际圈”，更应该透过其“交际圈”审视王猷定的心态，从文献进入文心，这样不仅有利于对其遗民心态的把握，更有利于对明末清初社会大变革之际文人群体的把握，客观地审视明末清初文坛，得出严谨、科学的结论，丰富、推动现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