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单纯的城市

伦敦
1587年2月19日

从法瑟林盖来的骑手到达后，庆祝的篝火便点燃了。听到骑手带回的消息，市民们敲响了报喜的钟声。礼炮齐放，点亮了每一条街道。令人难以忍受的愁云一扫而空，巨大的恐惧一去不回。只要玛丽·斯图亚特还活着，她就是每个伦敦人生活的威胁。自从伊丽莎白女王登基以来，玛丽便威胁着英格兰的一切。过去一年，公众要求处死玛丽的呼吁一浪高过一浪。只要玛丽还活着，一切就都处于危险之中。

首先，伊丽莎白女王已经年满五十三周岁。就算这位“全英格兰最好的结婚对象”还有追求者——自从安茹公爵[1]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追求女王了——也没有人会假装认为女王还会诞下孩子。她将成为都铎王朝的末代君主，而她的继承人玛丽·斯图亚特比她年轻十岁，而且“相当健康”。政客们或许会不停地提出其他的王位继承人选，但他们始终没有达成一致，也不可能达成一致。只要玛丽还活着，她就有可能继承表姑的王位。就连女王枢密院里反对玛丽最激烈的敌人——莱斯特伯爵[2]、伯利勋爵[3]、哈顿[4]、沃尔辛厄姆[5]——也曾试图在玛丽阵营那边留条退路，以防苏格兰女王比自己的女主人活得更久。即便最坦率的新教政治领袖也认为，让玛丽相信他们会转而效忠，这不失为明智之举。在这种情况下，地位更低者努力做好两手准备，而心怀不满的北方贵族和乡绅希望玛丽能战胜他们的敌人，恢复古老的天主教信仰和往日荣光，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自从伊丽莎白登基起，始终有一派势力在酝酿天主教复辟。封建特权和地方保守主义的余烬是他们赖以存在的基础，而不时煽动火苗的是西班牙的密谋者和布道神父。政府对北方起义的血腥镇压扼制了火势，但没有将其彻底扑灭。复辟者仍然暗怀一线希望，即王位继承人明显是一位天主教徒。只要玛丽还活着，天主教势力就会作为这个国家潜在的强大政治派别而存在，绝不会死去。

一些伦敦人曾在老玛丽女王[6]时代兴高采烈地去做弥撒，在闻到史密斯菲尔德[7]的火刑恶臭时强忍住恶心；一些伦敦人会重拾天主教信仰，表面上看不出一丝一毫的不情愿，因为这是保全生意和家人的最好办法；一些自耕农和乡绅在新信仰下过着富足的生活，却仍对往日时光心存留恋。就算对这些人来说，这一持续存在的天主教势力也是可怕的威胁。苏格兰已经表明，一个新教国家无法接受信奉天主教的君主，尽管整个宗教法令在苏格兰并不像在英格兰这样完全取决于王权。在英格兰，一代人以前，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女儿[8]确实试图恢复罗马天主教。但经过伊丽莎白最近二十九年的统治，无论是王国的边缘地带还是中心腹地，无论是南部和东部诸郡还是繁荣的海港城镇，抑或伦敦这座大城市本身，都已尊奉新教。有太多的贵族乡绅把自己的政治资本押在了新教上；有太多商贾的生存之道会因为政府推行的宗教的变更而受到破坏；有太多的自耕农和工匠前往墙上刷着石灰的新教教堂，聆听祭衣上系着白领带的新教牧师布道；整整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滋养他们的是英语的《圣经》、克兰默[9]的《公祷书》和福克斯[10]的《殉道者书》；整整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对天主教徒、徒、西班牙人和外国统治充满了恐惧与仇恨。假如玛丽·斯图亚特登基，考虑到她本人的出身及她的近臣的性格，她肯定会努力恢复罗马天主教，届时爆发的将不是怀亚特领导的短暂起义[11]，而是广泛且残酷的宗教战争。

不需要有人告诉伦敦人内战将是何种光景。一个世纪以来，英格兰始终摆脱不了一种恐惧，即都铎世系无以为继之后，王位悬空将导致群雄逐鹿，重演所谓“玫瑰战争”[12]时代的混乱无序。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长期冲突的历史经过文学演绎之后，由图书和戏剧传播开去，引发了民众的广泛焦虑。众所周知，这种贵族间的王位争斗，即便在最酷烈的时候，同宗教导致的内战相比，也不过是武装暴乱罢了。哈勒姆[13]和安特卫普[14]的故事已尽人皆知，大批商人和难民告诉伦敦人，佛兰德[15]和布拉班特[16]在最近二十年里发生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变化。现在满脸络腮胡的男人，孩提时曾被圣巴托罗缪之夜[17]的故事吓坏。对宗教迫害的恐惧并不仅限于孩子。鲜血四溢的巴黎下水道，漂浮着死尸的卢瓦尔河，烽烟弥漫的荒芜诺曼底，这些绝不是荒诞不经的故事。街上用悲泣从好心市民那里赚上几便士的乞丐，他们当中有人拖着假肢，浑身伤疤，这揭示了一个简单的真相：他们就算没有坐过宗教裁判所的牢房，也曾被关进伊普斯威奇的监狱[18]。所以，当牧师提醒教区居民，倘若一个国家的人民拒不承认合法统治者的权威，彼此刀兵相向，那这个国家就是被诅咒之地时，大家会双唇紧闭，严肃地点头；而当他们低头为“我们仁慈的女王伊丽莎白”的圣安祈祷时，他们的声音里也饱含真诚。

十六世纪，民众备尝混乱分裂之苦，对统一与和平的渴望极其强烈，而他们只能找到一个实实在在的对象来代表他们所渴望的社会秩序，那就是君主。所以，大多数布道者都会教导民众，即使是最邪恶的君主，他的性命也是神圣的。无论君主品质如何，服从都是毫不含糊的义务。曾献给普世教会的终极忠诚，逐渐转移到了世俗君主身上。这为将来效忠对象的进一步转移做好了准备，届时民众将忠于一个想象出来的抽象概念——民族国家。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在英格兰，君主的神圣性这一渎神的信条已经开始形成。十六世纪是属于君主的。

不过，在英格兰，基于一个纯粹个人的复杂原因，对君主神圣权力的普遍信条此时尚不明确。英格兰人认为，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乃是一只凤凰，在所有君主之中是独一无二的，无法用任何普通的标准进行衡量。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无比正确。伊丽莎白·都铎与英格兰人之间四十五年的君民之爱，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现在很难断定这种感情是如何开始的，也很难分析这种感情中包含怎样的成分。不过，在那些年中，这种感情升腾为狂热，其真诚毋庸置疑，尽管表达这种狂热的词句是那样矫揉造作、华丽浮夸。

毫无疑问，在君民双方身上，都能察觉虚饰、算计和自私。这些或许是风流韵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如果伊丽莎白·都铎想要统治英格兰——她拥有都铎世系君主的统治决心——就必须得到人民的爱戴，因为除此之外，她别无依靠。她登上的王位已经摇摇欲坠，国库空虚，货币贬值，人民穷困而沮丧，彼此敌对。王国刚失去欧洲大陆上的最后据点，也是金雀花王朝[19]最后一份荣耀的遗产——加莱[20]，无法掩盖败给法兰西人的事实。若干年之后将导致致毗邻的法兰西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分裂和绝望，其所有症状此时都可以在英格兰身上看出来，而且更为严重。一个世纪以前的玫瑰战争时期，也没有遭遇如此严峻的外侮和内患。英格兰在欧洲没有一个朋友或者盟友，身边敌人环伺，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乘虚而入。他们只是因为彼此间的猜疑才没有动手。在英格兰几乎所有的君主之中，伊丽莎白继承这个摇摇欲坠的王位的权力是最不稳固的，而且她还试图作为不婚女王进行闻所未闻的“单人之治”。她不得不一面抵御外敌的威胁，一面驾驭贪婪成性、野心勃勃的贵族和全欧洲最狂暴难驯、臭名昭著的英格兰人民。她所能依仗的只有女人的智慧而已。

当时，成功的君主正转型为高效而集权的专制者，就连最孱弱的法兰西瓦卢瓦王朝的国王，在其统治力最薄弱的时候，也能藐视和蒙骗三级会议，而伊丽莎白终其一生，都不得不在宪法的约束下进行统治。如果欧洲大陆的政治理论家知晓宪法的具体内容，一定会称其为荒谬的封建余毒。她毕生的统治都受到怀疑与限制。她的财政收入还不及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21]单从米兰公国[22]收缴的赋税。除了一些装饰门面的卫队，她没有任何常备军。除了实际上上独立的治安法官提供的警察，她也没有任何治安力量。在最危险的那些年，为了保护女王，她的国务大臣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建立了某些满心敬畏的历史学家所谓的“一张无所不在的间谍网”。然而，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英格兰反间谍系统其实相当简陋，只能依靠一些报酬微薄但颇具才能的探子进行调查。他们偶尔会得到线人的帮助，而负责联系他们的是沃尔辛厄姆的一位文书，此人还兼顾处理沃尔辛厄姆的许多日常通信。除了领导者的智慧和志愿协助者的热情，很难说这个系统比任何一流的大使为获取情报而应该维持的系统更大、更高效。这个系统会招来佛罗伦萨或威尼斯政府的嘲笑，因为它甚至不足以维持一座城市的治安。伊丽莎白·都铎根本无法凭强力统治英格兰人。她是在用聪明女人驾驭情郎的技巧来统治他们。

她从一开始便迎合他们，诱骗他们，为他们故作姿态。正是为了他们，她才把自己打扮得美丽动人，与他们保持着些许距离，置身于金碧辉煌的王宫之中。正是为了他们，她才让自己突然变得和蔼可亲、不拘礼节、令人着迷。她每年都要不辞辛劳地在崎岖难走的道路上颠簸几百英里，让更多的臣民一睹天颜。她每年都要坐着听完数十篇不知所云的拉丁文演说，观赏数十场愚蠢的盛装游行。她要在数十座领主宅邸中优雅地跳舞，还要随时找到正确的词句和笑容，来温暖臣民的心灵。凭借可靠的直觉，她将自己塑造成他们心中女王应有的形象，就像女人必须向情郎展现出后者所期待的模样。她经常显得傲慢而专横（女王就应有女王的派头），但也没有忘记有时要让他们感到嫉妒与不安。她会拥抱爱抚他们，也会掌掴教训他们。她有时会对善意的建议报以刺耳的奚落，警告他们不得干涉君主的事务，吹嘘自己可以没有他们，而他们不可以没有她。她会突然间狂风暴雨，但接着又会风和日丽，就像情人间的争吵一样，情绪转换之快，令人难以招架。总之，她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既不让臣民感到厌倦，又让他们感到放心，让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她对他们的爱是无可比拟的。在女王的言行中，有多少是后天习得的技巧，有多少是天生具备的本领，区区历史学家是无法说清的。毕竟，就连所罗门王也承认自己因为一个更简单的问题而深感困惑[23]。

如果伊丽莎白对人民的迎合并非全部出于自愿，如果她有迫切的理由需要赢得并维持人民的爱戴，因为她深知自己的王位全赖于此，那么随着岁月的流逝，人民这一方也会发现，忠君的热情是建立在越来越牢固的利己主义的基础上。当欧洲因为境内外的战争而四分五裂时，英格兰人却在平静地享受和平。这里没有王家征税官从他们的口袋里夺走勤奋劳动的果实。商品价格高，商业发达，货币充足。利润可以有把握地用于再投资，投入土地和航运，以及纺织品和金属制品的扩大再生产。英格兰的纺织业和冶金业第一次在世界占据了令人瞩目的地位。在英格兰，没有士兵拖着叮当作响的刀剑穿过街道，除了那些从国外战争中返乡的老兵。夜晚突然敲门的也只会是邻居或者马车夫。一个人可以平安地畅饮啤酒，持有自己喜欢的任何观点——当然，这些观点不能太离经叛道。英格兰人民安心地知道，女王期盼他们顺从，而他们只需要偶尔上一下教区教堂就可以满足女王的这种期盼。总而言之，伊丽莎白是英格兰人民记忆中最温和、最仁慈的统治者。在黑暗无序的周围世界的衬托下，英格兰显得尤为繁荣昌盛。不过，尽管人民或许可以忍受一个征税较少、给人民较大自由的政府，但光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让人民为这个政府热情献身。

当然，调情是一个双方都可以参与的游戏。某种程度上，作为对女王主动示好的回应，她的臣民会宣誓效忠，而这只是当时的夸张习俗，其中一些宣誓多半只是甜言蜜语，背后藏着对个人利益的诉求。不过，君民双方都不只是在玩一场感情游戏，除非我们误解了当时的所有记载。对于那些只是在女王陛下从大道上经过时才越过人群肩膀看到她的英格兰人来说，她依然是“格洛丽安娜”[24]，是为她的岛屿和人民施加金色符咒的仙后。她是活着的英格兰守护神，是人民梦想的化身。她神秘维护的贞洁是人民不受外国君主统治的保证，确保英格兰免受外面那些不幸之地的苦难，这使她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所有英格兰人。

对伊丽莎白来说，这也并非完全只是一场游戏。她从未有过丈夫，也永远不会有孩子。人们会好奇，她对人民的热情和人民对她的崇拜在多大程度上弥补了她的缺憾？那些喷着香水的廷臣、乡绅、自耕农、工匠、双手结茧的海员、粗野的劳工，他们热爱她，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保护了英格兰的和平和繁荣呢？女王在登基伊始告诉人民，太阳下的世间万物当中，没有什么比他们的爱戴更为宝贵；而在她统治即将结束时，她又告诉人民：“你们曾拥有过，未来也许还会拥有许多更强大、更英明的君主，但你们从未拥有过，也绝不会再拥有一位更爱你们的君主。”人民在多大程度上是仅仅因为相信这些言辞而爱她呢？伊丽莎白与她的人民之间的关系，正如所有伟大的风流韵事一样，最后的秘密始终未能揭晓。

如果玛丽·斯图亚特活着的事实对英格兰的威胁，仅限于女王驾崩后可能引发内战，那英格兰人民可能只会继续怀着隐隐的担忧，一面摇头一面无所作为。然而，自从苏格兰女王穿过边境进入英格兰之后，每一年都愈发清楚地表明，只要这位信奉天主教的王位继承人还活着，他们的女王就没有一天不面临生命的威胁。某些疯子——他们有的是狂热的教徒，有的则是雇来的亡命徒——只要凑得够近，能用刀子或手枪行刺——众所周知，伊丽莎白素来忽视自身安全，经常不带警卫出行——整个政府机构就会轰然坍塌。届时将没有枢密院、治安法官、王室官员（他们的职权将会随着女王的死亡而终结），将没有权力机关去惩罚暗杀者。事实上，在玛丽·斯图亚特接替表姑登上王位之前，全国都将没有明确的权威。这种暴行给王国内多数天主教徒带来的恐惧同其他人一般无二，但这无关紧要。甚至玛丽是否亲自批准了这一行动都无关紧要。在巨大赌注的诱惑下，一个丧心病狂的人就可以改写英格兰的历史。

自从北方起事以来，阴谋便开始酝酿，关于阴谋的谣言也流传开来，近年来尤其密集。或许这座城市过于疑神疑鬼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流言。或许，就算流言成真，也没有政府中的清教徒一派说的那样可怕，但危险却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半疯的年轻人曾夸口要行刺女王，结果在距离女王一百码内的地方被抓获，他手里还拿着一把手枪。接着，在弗朗西斯·思罗克莫顿那里发现的文件揭示了一个牵连甚众的天主教阴谋，密谋者计划起事，解救玛丽，刺杀女王，同时协助法兰西吉斯公爵[25]的军队入侵英格兰。随后，威廉·帕里冷血地透露，罗马教廷已经承诺赦免他刺杀女王的罪行，还会赐给他一大笔世俗财富，而他已经为了达成刺杀目的来到英格兰。从代尔夫特[26]传来消息，在其他人的刺杀行动有惊无险地失败后，一个来自勃艮第的男仆——他名叫热拉尔，是个秘密的天主教徒——在奥兰治亲王[27]的私人宅邸成功地枪杀了亲王，而亲王正是新教事业的第二大支持者。听到这个消息，逃脱了女王被刺厄运的英格兰仍然战栗不已。人们回忆起十二年前发生的法兰西海军上将科利尼[28]遇害一事，而科利尼正是新教“三巨头”的第三号人物。现在，三位新教领袖中只剩伊丽莎白了。所有旨在夺取伊丽莎白性命的企图都会让一个人受益，那就是玛丽·斯图亚特。那个秋天，全英格兰的贵族和若干郡的主要绅士庄严地签订了一份《联合契约》，以支持女王，使其不受任何觊觎王位者的阴谋所害。立约者将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对抗危害女王人身安全的行动，所有实施或商议此类行动的犯罪分子，以及他们的顾问、助手、教唆者都将被彻底铲除。必要的话，他们将用谋杀来回应谋杀。伊丽莎白的生命受到的威胁加剧了英格兰人对内战的恐惧。他们下定决心，下次有人再试图刺杀女王的话，玛丽必将罪无可赦。

他们不得不等了近两年，才等到下一次刺杀。这一次，安东尼·巴宾顿的阴谋不幸败露。这位安东尼·巴宾顿和他的朋友们确实打算刺杀女王，希望借此确保苏格兰女王继承英格兰王位。这一点当时无人怀疑，今天看来也是确凿无疑。当时的人相信玛丽本人深深卷入了这场阴谋，这一点在今天却受到了合理的质疑。不过，就算玛丽对阴谋全不知情，她的清白在伦敦人看来也不怎么重要。就像此前的所有阴谋一样，这场阴谋是并且只可能是为了玛丽的利益而策划的。只要她还活着，伊丽莎白女王就会处在危险之中。所以，听到玛丽被处决的消息后，伦敦人会敲响报喜的钟声，点燃庆祝的篝火，吹笛打鼓，走街串巷。“就好像，”一位当时的目击者说，“他们相信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所有人都将生活在和平之中。”

[1]安茹和阿朗松公爵弗朗索瓦（1555-1584），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和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小儿子，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的弟弟。

[2]第一代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1532-1588），英格兰贵族，伊丽莎白一世最信任的大臣。

[3]第一代伯利男爵威廉·塞西尔（1520-1598），英格兰政治家，伊丽莎白一世的主要顾问，两次担任国务大臣，1572年起担任财政大臣。

[4]克里斯托弗·哈顿爵士（1540-1591），英格兰政治家，大法官，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

[5]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1532-1590），英格兰政治家，伊丽莎白一世的首席国务大臣。

[6]英格兰女王玛丽一世。

[7]史密斯菲尔德是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区。

[8]英格兰女王玛丽一世，她是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与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唯一后嗣。

[9]托马斯·克兰默（1489-1556），英格兰宗教改革的领袖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其编写的《公祷书》成为英格兰国教的标准礼仪书。

[10]约翰·福克斯（约1516-1587），英格兰历史学家和殉道者，其所著《殉道者之书》是一部记述西方历史史上基督教殉道者的著作。

[11]小托马斯·怀亚特爵士（1521-1554）领导的起义，反对玛丽一世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联姻。

[12]玫瑰战争（1455-1485），是英王爱德华三世的两支后裔——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为了争夺英英格兰王位而发生的内战。

[13]荷兰西部城镇，1572年12月遭到西班牙军队围攻，1573年7月投降，抵抗者遭到屠杀。

[14]比利时北部重要港口。1585年，西班牙军队长期围困该城后将其占领。

[15]西欧一历史地名，泛指古代尼德兰南部地区，位于西欧低地西南部、北海沿岸，包括今比利时的东佛兰德德省和西佛兰德省、法国的加来海峡省和北方省、荷兰的泽兰省。

[16]西欧一历史地名，主要位于今比利时和荷兰的北布拉班特省。

[17]法兰西天主教暴徒对国内新教徒发动的恐怖暴行，开始于1572年8月23日晚间（圣巴托罗缪纪念日8月24日前夜），并持续了几个月。

[18]伊普斯威奇是英格兰萨福克郡一城市，十六世纪上半叶，曾有多位新教徒在伊普斯维奇被关押和处决。

[19]金雀花王朝从1154年至1399年统治英格兰。

[20]法兰西北部城市，法兰西本土距离英格兰最近的城市之一。1558年，吉斯公爵打败英军，夺回加来城，英格兰失去在法兰西本土的所有领土。

[21]腓力二世（1527-1598），西班牙国王，1556-1598年在位，在腓力二世治下，西班牙帝国的国力达到巅峰。

[22]1395-1797年存在于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国家，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1540-1706年由西班牙统治。

[23]《圣经·传道书》传说为所罗门王所著，思考了许多人生的问题。

[24]出自英格兰诗人埃德蒙·斯宾塞（约1522-1599）的长诗《仙后》。该诗讲述了几位骑士经历各种考验，前去寻找仙后的故事。仙后代表“荣光”（glory），因此得名“格洛丽安娜”（Gloriana）。人们认为仙后是伊丽莎白一世的象征，因此“格洛丽安娜”（又译“荣光女王”）成了伊丽莎白一世最著名的昵称。

[25]第三代吉斯公爵亨利一世·德·洛林（1550-1588），法兰西宗教战争的关键人物，神圣同盟领袖。

[26]荷兰西南部城镇。

[27]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1533-1584），尼德兰革命中反抗西班牙统治的主要领导者，八十年战争领导人之一，曾任荷兰共和国第一任执政。

[28]加斯帕尔·德·科利尼（1519-1572），法兰西贵族，海军上将，法兰西宗教战争中的胡格诺派领袖，法兰西国王查理九世的密友和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