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对于有着纯正抒情诗美学情结的中国读者来说，谈论诗歌的戏剧化似乎是一件败坏胃口的事情。尤其在晚近，“抒情”二字几乎作为“有情”的同义词，用以治疗中国人被现代化、工业文明减损并降格至实用功利主义的生硬、单面人性。文学研究上，王德威在萧驰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于新世纪初从沈从文、陈世骧、高友工的“抒情”追求中提炼，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广泛、开阔意义上的“抒情”[1]，引领了抒情诗学研究的大面积回潮[2]。但新诗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革新最急峻的文类，的确长出过一些奇异树，新诗史上一些严肃于诗艺探寻的诗人，在常态的诗歌审美理念、范式之外还自觉实践并开拓出别样的诗观，“戏剧化”“戏剧性”即为新诗史上涉及诗学主张和文本实践的探索，若从正统的“诗”观看，可谓一种旁逸斜出。

新时期来，新诗研究轮流凸显着现代性与本土化、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争辩话语。20世纪80年代，“去意识形态”的纯文学观念引导一批批学者在象征派、现代派、九叶诗派、朦胧诗派的线性历史中寻绎出一条富含意象、隐喻、语言张力等纯诗质素的“新诗现代性”脉络。各种蔚为大观的“现代主义诗歌”“先锋诗潮”论著，透出某种共同的潜本文意味，即“现代化”是观照新诗审美品性的一大主要视角。但另一方面，90年代掀起的本土化思潮，首先就从五四文学革命追根究源，新诗的合法性身份遭逢系列发难，部分学者质疑了白话诗革命割裂、弃绝古典诗歌传统的偏激倾向，竭力呼唤当下诗人尊重本土传统，重塑新诗形象。在这一本土化潮流的导向之下，新诗研究也出现了新的转向，一些学者潜入新诗历史场域中的细节，细探现代诗人不同形态的文本，打捞其中的“古典”因素，力证古今诗歌并未断裂的暗流。同时，发生学和场域学理论也启发了青年学者回到新诗的策源地，理出了新诗革命何以发生、怎样发生的枝枝蔓蔓。近年来，浪漫主义被还原出思潮的复杂性、抒情的正统性和想象的崇高性，新诗经典语象和格律声韵受到关注。在这些过程中，当代新诗多元发展、形态各异的文本，使“诗歌标准”数度成为一个纠缠不清的话题，晚近略归于平寂。

新诗研究历史及格局表明，对现代汉语诗歌作出是与非的二元价值判断显然是虚妄的。新诗发展的道途，有其历史规定性的必然，也难以排除多元的可能，“戏剧化”涉及新诗不同阶段中的审美开拓、功能建构、语境选择、主体气质和形式探索，值得深察和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