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范围及概念界定

关于古代小说。本书所指的古代小说，包含“故事”，是基于神话、志怪的叙事作品，与现代的小说概念有所不同，可以说是广义的古代小说。“故事”一词，按照现今一般的理解，是指在人们口头流传的、有一定情节的、或真实或虚构的、带有一定启示意义的对过去之事的记忆和讲述。但在其诞生之初，“故事”之所指却别有多种含义，如：一、指旧事、旧业，《商君书·垦令》:“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2]；二、指前代的事例，《史记·三王世家》:“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3]；三、指先例，旧日的典章制度，《汉书·刘向传》:“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4]；四、指典故，宋欧阳修《六一诗话》:“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5]等。反倒是班固《汉书·艺文志》对“小说”的界定，更符合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故事”含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6]后世由稗官搜集记录的、反映闾巷风俗的“小说”内容，充分发挥了其“道听途说”的特点，大量奇闻异事被记录整理，虽然其中不乏夸张、妖妄之说，但许多早期的传说故事也因此而得以入册留存。王青先生指出，以现代小说的模式去研究作为魏晋时期志怪小说代表作的《搜神记》，无疑是“方凿圆枘，不得要领”，对这类“小说”，更应该“将其视为传说或民间故事”[7]。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魏晋志怪以稗官野史为根底，然而这种“实录”特征下的记事，却包含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寓言等故事，是我国“古代小说”的早期样式；而魏晋志怪谈奇录异的风气，也直接影响到唐人的“作意好奇”。唐及以后，“始有意为之”的现代文体意义上的古代小说正式登场，而唐之传奇作品在其中最为夺目；其后，才逐渐出现更多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笔记小说、话本小说等作品，虚构、作意等小说因素逐步得到强化，至明清而成为一代之文学样式。因此，本书对“古代小说”的界定，着眼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不以现代文体意义上的小说概念作为标准。

关于动物形象。本书所关注的“动物形象”，是基于神话的叙事作品，在神话、志怪等作品中涉及的动物神祇、具有动物外形的怪物、法术变化中被借用的动物等，都包括其中。起于神话的动物神祇，对先民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有重要的影响，以至在后起的寓言故事、志怪等作品中，动物形象或是完整的故事主角，或只是作为辅助器具，甚至只是作为一个怪异的概念等。尽管其中有些涉及的动物意象，对故事情节的影响比较微弱，但却是古小说发展过程中真实存在的环节，也是后期志怪加以沿用、对相关故事进行扩充的基础，因而不能简单忽略。以这些动物形象为关注点，本书重点对若干影响较大、传播较广的类型故事进行分析，对原始思维、佛道文化在其中的影响进行梳理，探寻动物形象的参与对这类叙事作品发展的影响。考察这类故事在受到不同文化、不同思维方式之影响下的演进轨迹，进而探讨其对后世文学、文化的影响。

唐以后，动物形象作为叙事作品的表现内容，主要集中在沿着志怪一路发展起来的部分传奇、志怪笔记作品中，人成为小说主角之后，动物形象或隐或显，逐渐退守于志怪笔记一脉，后在神魔小说中有所突破，志怪仍是动物形象发挥作用的主要阵地。因此，神话、魏晋志怪是研究动物形象在唐前发展状况的基础，包含大量动物意象、以搜奇猎异为特征的唐前志怪，是本书的重要考察对象。[8]唐及以后，动物形象集中出现在带有奇幻色彩的古小说中，而这类小说，主要是沿着志怪笔记小说一路发展起来的，我们将以此为关注对象，着力对动物形象在唐人传奇、志怪笔记、明清神魔志怪小说中的变迁发展进行审视研究。

综上，本书拟从动物形象在古代小说中的变化入手，探寻动物在构建叙事故事时的作用及意义，探究相关故事在产生之初、流传过程中所逐渐积淀的文化因素。通过动物故事在内容上的由简到繁、情节上的叠加与突破、动物角色之属性的固定与渐变等变化，尝试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异域外来文化对动物故事的渗透、影响，考察动物故事中所体现的诸多文化间的交流、融合与对立、冲突，进一步研究此类被民众熟知的动物及其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尤其是对以唐前古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文学创作的启示，及其对唐及以后我国叙事文学的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目标，本书将以目前所见、记载于各类古籍中之先唐“小说”类故事为研究对象，借鉴前人既有研究成果，依据动物意象及动物故事在不同的背景文化——原始神话主导时期、先秦智慧文学盛行时期、魏晋宗教文化繁荣时期——影响下的变化，以故事情节的变化和故事类型的成长作为切入点，借助若干故事个案，研究先唐动物故事的发展轨迹；探讨动物形象在唐人传奇、明清小说中的成长演进，分析其对此类小说在各阶段成长的作用。通过分析人们观念意识中对于动物形象的接受，和对动物形象进行的不断塑造，探讨本土原始观念、以法术见长的道教文化以及外来佛教文化，在不同的文化意识层面对国人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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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逸清：《动物文化与文化动物》，汪玢玲《中国虎文化·序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页。

[2].高亨注译：《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页。

[3].（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14页。

[4].（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28页。

[5].《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955页。

[6].（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5页。

[7].王青：《论中古志怪作品在民间故事类型学中的价值——以 〈搜神记〉 为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8].神话、传说、寓言诸概念之间互有交叉又各有不同侧重，本书重在研究动物意象在各类故事中的变迁，故而在上述内容之概念的区分上不作详细区分，连同唐前小说，一并以“故事”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