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秦代：奏议文之确立

奏议，或称奏疏、章奏、奏书等。在中国古代社会，臣僚辅佐君主参政议政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主动提出奏请，一是参与朝廷论议。“奏议”一词，与臣僚之参政方式正相吻合。在中国古代臣僚上呈君主之奏请、论议类文章文体研究、文集编纂、书目著录中，“奏议”一词作为此类文章总名的用法较为多见，且更具影响。因而，笔者选择使用“奏议”一词，作为此类文章之名称。

奏议，有口述与书面两种形式。口头上奏，是为奏言，肇始不迟于商、周；书面呈文，是为奏书，定型不早于秦、汉。前者收入史书等典籍，或经润色，有书面文章的意味，可视为广义的奏议文的一部分，本书一般不予论及。本书所讨论的奏议文指后者。

奏议文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奏议文泛指一切上告君主之文书，包括臣僚奏书、吏民上书、使者上书、囚徒上书等；狭义的奏议文仅指臣僚奏书。本书所论奏议文指后者。

笔者认为，奏议文是中国古代社会秦汉至明清时期，中央臣僚以及中央派出的地方长官在行使其参政权、议政权时向君主进呈的陈请或论议文书。

中国古代奏议文何时确立？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学界尚无明确的观点。一般认为，奏议源自先秦时代，奏议文在秦代之前已生成。例如褚斌杰先生《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云：“如果从最早的文献考察，早在商、周时代，已有奏议性的文字留传下来。如《尚书》‘商书’中的《伊训》，……《尚书》‘周书’中的《无逸》，……从性质上讲，它们无疑是我国最早的奏议文字，只是当时还没有什么专称。”“从历史文献上看，奏议文字至战国时代则始称为‘书’。如《战国策》中保存有《苏代遗燕昭王书》《乐毅报燕惠王书》；《史记》中保存有李斯《谏逐客书》（此书写在秦王朝统一全国以前）等。李斯的《谏逐客书》是一篇名文，……为后世奏议文树立了榜样。”[1]丁守和先生《中国历代奏议大典·导论》云：“奏议起于何时，尚未有具体的考证。”[2]他主编的这套四卷本《中国历代奏议大典》言、文并收，选文范围宽泛，先秦卷占全书篇幅八分之一以上。笔者认为，先秦时代只是奏议文的孕育期，奏议文的正式确立是在秦代。

郭英德先生《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的变迁——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生成方式片论之一》云：“中国古代文体的生成大都基于与特定场合相关的‘言说’这种行为方式，这一点从早期文体名称的确定多为动词性词语便不难看出。人们在特定的交际场合中，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这种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于是人们就用这种言说行为（动词）指称相应的言辞样式（名词），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体。”[3]郭先生此论对于考察中国古代文体的生成有着普遍适用的意义，然而，文体的生成又有着各自不尽相同的轨迹，还需具体而切实的考察。中国古代奏议文的生成大抵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化过程，即从行为方式之“奏”与“议”向文本方式之“奏议”转化，然而，这一转化过程却并非约定俗成，而是有着至关重要的枢纽，这就是奏议制度的建立与君臣名位的确立。本章讨论的问题是：奏议制度的建立与奏议文的生成，君臣名位的确立与奏议文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