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清嘉兴府的文化生态

嘉兴经济的发达也带动了文化的繁荣，当地百姓形成了一种崇文尚学的传统。《大明一统志·嘉兴府》中云：“慕文儒，勤农务，风俗淳秀，信巫鬼，重淫祀，素诱鱼盐之利，人性柔慧，民俗殷富。”[12]明清学者朱彝尊在《佟太守述德诗序》中对嘉兴一地风俗的描述甚为客观：

陆有蚕、桑、麻、麦、秔稻之利，水有菱、藕、鱼、蟹之租，行者乘船，户外居者织机绞宵中。乡之士大夫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耻为胥吏，罕习武事。其俗少阴狡讼者，始躁而终柔，有辜恩而不滋怨毒，故易为治。[13]

在明清两代嘉兴经济文化事业达到鼎盛，科举发达，人文蔚然成风，由宋室南渡后带来大批的世家大族更为嘉兴人文的勃兴提供了人才资源。《嘉兴府志》记：“永嘉以后，衣冠士族多渡江而南，艺文儒术于斯为盛”;“嘉禾之俗，人士好文而崇学，衣冠文物，焕然可观”。[14]可以说，明清时期嘉兴文化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批北方移民的南迁，经由北方大族的南迁、人口的聚集及经济文化的不断繁荣，嘉兴在明清时期形成人文鼎盛的局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崇文尚学，体系完备

“学校，政之本也。”[15]人才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学校之教育，嘉兴望族的聚集兴盛与当地对教育的重视及投入有较大关系。古代的教育体系主要分官学和私学两种，其中州学、府学、县学、社学为地方政府发展教育的机构，属于官学性质。书院则是作为官学机构的一种有效补充，为活跃思想、交流学术的讲学场所。嘉兴学风自宋代以来就相当兴盛，教育体系已相当完备，地方官学、书院、社学、塾学等机构在担负教育嘉兴子弟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嘉兴学校的设置始于唐代，《（光绪）嘉兴府志》记载道：“嘉兴的郡县设学，始于唐，嘉兴笃学亦盛于唐，陆宣公是也。”[16]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嘉兴县天星湖孔庙后置一学室，供当地学子攻读经术。宋太平兴国二年（977），知州安德裕在孔庙右侧建立州学。宋庆元元年（1195），州学改为府学。后至元二年（1265），府学毁于战火。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参议李文华在孔庙后重建明伦堂，随后在学堂周边还建了乡贤祠、启圣祠。嘉兴县学自宋咸淳五年（1269）县令以西城旧驿舍为县学，此后80年未重建，直至元至正十一年（1351），县尹陈伯颜重修大成殿，又经明宣德二年（1427）的校舍扩建，至明嘉靖十四年（1535）县学的体制才得以完备。《（康熙）嘉兴府志》对嘉兴教育之重视进行了概括：

禾学之设坊于开元太平兴国之时，而唐、宋人材，自宣公而后，亦遂骎骎乎日盛矣。先师祀典向兴，丛祠并列，兹为归之《学校》之篇。凡良吏之祀于土及士大夫没而祀于乡者，亦附焉。若社学、书院所以广教归以类从者，兹亦如之。为述千年来建置废典之迹，俾释莱之士游息其间者，不忘所自，始志学校。[17]

明清时期，嘉兴的各级办学机构已十分完备，府学、县学均设有学官掌校。明清两代，嘉兴府学设教授1人，训导1人，县学设教谕1人，训导1人。地方政府对学校的建设也非常重视，校舍的改建修缮为经常之举。平湖县学为明宣德五年（1430）所建，后因战火被毁，明清两代先后重修学宫40余次。秀水县学在明宣德五年（1430）所建，建立后在原基础上又不断增加了明伦堂、大成殿、文昌阁、尊经阁等建筑，降至清代，也曾多次修葺。

塾学和书院则是嘉兴颇具地方特色和影响力的民间办学机构。塾分为私塾和义塾，往往由地方望族或儒士兴办，为乡里的教育机构。望族的家族教育主要是通过家族兴办的家塾和书院展开。嘉兴一地的望族十分重视儿童的启蒙教育，在儿童五六岁时即由家族安排接受早期教育，启迪心智，为日后的科举考试做准备。明清时期，嘉兴一些中产以上的家族都设有家塾。晚清桐乡士绅严辰在《设立桐乡青镇两处义学记》曾云：“故承平时，家弦户诵。苟有中人产者，无不设塾延师，以望其子弟之名列胶庠，为宗族光宠。”[18]教育的发达有赖于经济的支撑，望族之家有着较丰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他们也具有教育上的先天优势，这也是诸多望族能够延续长时间兴盛的原因之一。有些地方望族结交甚广，他们为了子弟的成才广延名师，如松江名士陈继儒就曾先后受邀至嘉兴项元汴家族及包柽芳家族中坐馆授课。[19]明末时，一些学者为显示民族气节而隐居乡里，充馆授课。桐乡张履祥，明亡时回桐乡杨园村教儿童读书识字，他还提倡农耕，带领学生在学馆的田地里耕种。这些名师的教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嘉兴的地方教育水平。

嘉兴地方政府及一地望族对教育的重视还体现在资助并创办地方书院。书院作为官学教育的一种补充，具有个人思想释放及学术交流的双重作用，书院的多寡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反映一地学术的氛围及文化的状况。嘉兴最早的书院是在南宋时期成立于城府的宣公书院，后崇德县又建有传贻书院，桐乡县建有白莲书院。明代中期以后，嘉兴书院的建设十分活跃，不少地方望族参与书院建设，有些书院直接从家族的私塾转化为书院，如平湖靖献书院、天心书院即是由陆氏家塾转化而来，明清两代嘉兴书院的数量在整个浙江均位于前列。据地方志及相关文献统计，明代嘉兴府建有仁文书院、宣公书院、闻湖书院、思贤书院、东湖书院、崇文书院、傅贻书院、鹤湖书院、天心书院、介庵书院、正心书院等17所书院。（见表1-1）清代嘉兴府各县书院增至27所（见表1-2），其数量在浙西仅次于杭州，在浙东其数量也仅次于台州和宁波（见表1-3）。这些书院的设立，加强了学术的研究和交流，活跃了文化氛围，吸引了黄宗羲等一大批名流学者云集讲学，为科举考试储备了大量的人才，在很大程度上为明清嘉兴地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嘉兴籍进士人才在明清时期异军突起，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嘉兴府自身及周边这些书院的贡献。

嘉兴府在地方教育上的投入与重视使得嘉兴百姓普遍受到良好的教育，也使嘉兴一地形成了“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20]的浓厚学风，从私塾到地方官学体系，这些地方教育机构为科举考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有力地带动了嘉兴科举业的兴盛。

二 科举显达，簪缨不绝

嘉兴是江南水乡的历史文化名城，素称“文化之邦” “巍科摇篮”，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嘉兴文化的繁荣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开发积累而成。其中，南北文化的交融是促进嘉兴文化繁荣的重要因素。西晋末年及北宋末年因国家动乱，大批士族南渡定居江南一带，有力地促进了嘉兴的文化交融。南宋时迁都临安，政治中心的南移，不仅带动了嘉兴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得嘉兴的优良位置进一步凸显，成为全国文化教育的中心之一。

“崇文好学，尤慕文儒”的文化传统造就了当地百姓对读书的推崇，而在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更是激励了当地的士子在科举业中奋力拼搏，实现自己蟾宫折桂的人生理想。科举考试自隋朝创立以来，经由唐宋两朝的不断完善，科举考试已成为寒士阶层改变自身命运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成为检验一个家族能否长时间保持兴盛的标志。地方望族尤其重视科举，应试科举能力的强弱也直接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兴衰。汉唐以降，江南多望族世家，嘉兴作为江南流域的重要城市，崇文好学的风气及富庶的地域经济使世家大族的孕育有了优良的土壤。在汉晋时期，由拳、海盐就出现了陆、顾、张、朱四姓名族，其中陆氏和顾氏影响力非常大，被称为江东望族，至唐时更出现了陆贽、顾况两位名臣。陆贽家族科甲极盛，一门祖孙、父子、叔侄、兄弟共产生8位进士。至宋代后，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及北方大族的南渡，嘉兴更成为望族的聚集之地。据《浙江省教育志》统计，宋代浙江有进士7307人，状元29人；其中嘉兴有进士459人，状元7人。[21]在嘉兴的望族中，还出现了不少科甲连绵的望族世家，如嘉兴的闻氏家族，在整个宋代竟有25人登进士；崇德莫氏在南宋100余年内有18人中进士；卫氏家族在宋代共产生10名进士。在这些进士中，有半数是来自书香门第的世家大族。元代，浙江共录取进士138人，其中嘉兴有进士8人。

明清两代更是嘉兴经济及文化的鼎盛时期。经过宋元时期的文化整合，至明代，嘉兴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文化重镇。有明一代，整个浙江共产生3818名进士，其中嘉兴有进士581人；明代浙江状元共有20人，其中嘉兴有状元3人，其数量在整个浙江位列前三。[22]这些进士当中有不少是来自望族之家。现代学者多洛肯在《明代浙江进士研究》中统计发现，明代“五世进士”全国仅3例，嘉兴项忠家族就是其中1例；“四世进士”中全国有14例，浙江4例，嘉兴屠勋家族占1例；“三世进士”全国60例，浙江有14例，嘉兴占到6例，分别为嘉兴项笃寿家族、嘉兴黄家族、秀水沈谧家族、平湖陆淞家族、海盐刘术家族、平湖赵汉家族。[23]这些家族不少是父子、兄弟相继登进士的，其家学渊源深厚，在文化、教育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家族的文化传承有很强的代际延续性。这些科举精英在文学、艺术、史学方面均有一定造诣，如海盐郑晓撰《吾学编》六十九卷，记载了明洪武年至正德年间的史事，全书史料精详，叙述清晰，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明末学者李日华，工书画、善于鉴赏，著述宏富，在整个江南文化圈都享有盛誉；嘉善书画家、藏书家姚绶，师法吴镇，擅画山水，亦工行书、楷书，是明代早期文人画的代表人物。

清代嘉兴的科举业更胜于明代，进士数量已位居浙江前列。有清一代，浙江录取进士2808人，其中嘉兴有进士562人，占到全省总数的20%；清代浙江状元共有20人，其中嘉兴籍状元就有6人，占到全省状元总数的30%。[24]（各代进士数量见表1-4）在这些进士中，不乏累世科甲的文化望族，如嘉兴的钱氏、金氏、嘉善曹氏、平湖张氏等家族均为科甲连绵的一地望族。嘉兴钱氏自明代正德年间钱琦中进士后，到清代光绪年间，钱氏家族共计考中进士16人，清代出现钱氏祖孙进士9人，这其中包括钱陈群、钱载、钱楷、钱仪吉等大学者。嘉兴金氏家族在清代科举极盛，其家族子孙中先后有5人考中进士；其他还有乌镇陆氏祖孙、兄弟五进士；桐乡汪氏祖孙、父子五进士；平湖吴氏祖孙、父子三进士；嘉善曹氏父子、叔侄三进士等。嘉兴进士当中有10人参与了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其贡献之大，光耀史册。这些文坛精英还在当时诗坛及词坛贡献甚巨，其中顺治九年（1652）进士曹尔堪博学多闻，工诗词，与当时曹贞吉并称为“南北二曹”，他的诗作在当时也甚有影响，被称为“清八大诗家”；乾隆十七年（1752）壬申进士钱载，与厉鹗、严遂成、袁枚、吴锡麟等人齐名，被誉为“浙西六家”，是乾隆后期秀水派诗坛的一面旗帜。光绪六年（1880）进士沈曾植，学问根底深博，其诗歌创作达到“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结合的最佳境界，被陈衍誉为“同光体”之“魁杰”。

三 文献兴邦，遗泽后世

不断涌现的科举精英为嘉兴的文坛储备了大量人才，这批精英士子创作了数量可观的诗文作品，为嘉兴地方文献积累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嘉兴因此而被誉为“文献之邦”。明清嘉兴地方文献非常丰富，其主要体现在地方作品总集的汇编、地方志的修纂及家集文献的存留三个方面。

嘉兴地方文献保存十分丰富，各县均有诗文总集存留，据《嘉兴府志》统计，嘉兴自明清以来共存有17种地方文献，其中《槜李诗系》收录汉代自清初一郡之诗人4000多家，可谓地方文学作品的总集；后《续槜李诗系》又收清初至嘉庆间一郡1900多诗家；另有《槜李文系》收录了汉代至清代嘉兴府七县先贤遗文，共得作者1236人，遗文1906篇。嘉兴地方文献的收编非常细致，大到府、县，小到乡镇一级均有郡邑类文集收录，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一地文学创作的全貌。如《盐邑志林》为明天启年樊维城任海盐知县时，主持将海盐人的著作汇刻成书，成为我国现存较早的一部郡邑类丛书。乡镇级的地方文献还有《乍川文献》《当湖文系》《梅里诗辑》《濮川诗钞》等（见表1-5）。

除了嘉兴地方作品总集、选集的编纂汇总外，嘉兴方志纂修也十分频繁。地方志的修纂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其编订类目繁多，涉及政治、经济、文学、地理、风俗等各个方面，编纂过程需要整理、考订、增修、辑佚、校核、刊刻等步骤，非一人一时可以完成。自宋代有志书修纂以来，嘉兴共修志73次（含已佚），府志纂修达18次之多（见表1-6），其中明代修志6次（分别在弘治、正德、嘉靖、万历年间），清代修志6次（分别在顺治、康熙、嘉庆、道光、光绪年间）。县志纂修达55次之多（见表1-7），另乡镇志的纂修达到49次。地方志的修纂十分耗时耗力，不仅需要一定经济的支撑，同时也需要地方文化名人的提倡与支持，频繁修志表明嘉兴一地文化资源丰富，历代名家名作荟萃，地方志书需要不断增补，同时也表明嘉兴人重视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弘扬与保存，展示出嘉兴人对本土山川风物及文化的热爱与自豪。

家集文献是保存家族文化记忆的一个有效载体，它所收录的家族事迹及文学作品较为丰富，它记载着家族中祖先的历史、家族谱牒及文学创作观念等，是了解研究家族文学及家族内部关系的一扇窗口。潘光旦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列出91支嘉兴望族，其中大多为文学家族，为弘扬保存家学文脉并与当时文坛交流衔接，这些文学家族十分注重家族文献资源的保存与流传，家族后人往往将家族先祖成员的作品及相关文集汇集成编，以家集的形式传于子孙，以光耀、激励后人。经笔者考证检阅，目前已查阅到《李氏家集四十三卷》《合刻屠氏家藏二集十二卷》《平湖屈氏文拾》《石门吴氏家集》《秀水王氏家藏集十二种》《秀水董氏五世诗钞》《海盐张氏两世诗稿》《平湖张氏家集》《嘉兴三李合集》《秀水汪氏四家集》《小峨眉山馆五种》《澄远堂三世诗存》《桂影轩丛刊》《闻湖盛氏诗钞》《嘉兴谭氏遗书》《三朱遗稿》《慎行堂三世诗存》等20余种家集文献。家集的留存，反映了嘉兴望族注重家族文化因子的传承及家族精神教育的一大特征。这些当地望族以诗书传家，耕读相伴，崇文厚德，使家族的翰墨血脉得以延续。

四 积代衣缨，诗礼传家

“望族”一词最早出现于汉晋时期，宋代秦观在《王俭论》中提道：“自晋以阀阅用人，王谢二氏最为望族。”[25]此时的“望族”指在政治上拥有特殊权力和地位的官僚地主阶级，它是中国宗族社会关系的产物，其经济根源是建立在封建社会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基础之上的。“望族”的内涵及外延随着朝代的演进而有所不同。在科举考试之前，公卿贵族的权力以世袭而得，从而在阶层上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政治体系。自隋代开科举考试后，这一现状逐渐改变，但旧的官僚体系仍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士族与庶族之间的界限仍很分明，旧有的门阀观念依旧根深蒂固。明清时期，随着科举考试及选官制度的日趋成熟，大批庶族士子通过科举取得官职，他们在获得政治权力的同时也教育子弟秉承读书应试之风尚，发扬诗书传家的优良传统，以在科举考试中夺魁并维持其政治上的地位及优势，经由世代累积一些科考突出的世家逐渐形成了一地望族。这一时期的“望族”不同于先秦时代的“世禄”“世卿”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子弟”的士族，此时的“望族”主要是通过读书应考、科举入仕取得官职延续多代并维持其家世的文化型世家大族。

这些寒门士子通过勤学苦读走上仕途后，为使自己地位巩固，通常采取与世家大族联姻及督促子女教育的方式使得家族书香不绝，举业兴盛不衰。经数代的家族累积，这些文化家族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体系及家学特色，不少家族中藏书丰富，著述丰厚，有些还在书画艺术领域有较高的建树，成为当地人们敬仰的文化望族。

潘光旦先生首先关注到明清时期嘉兴望族兴盛的情况，他查阅了家谱、家集和嘉兴地方志等文献资料，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统计出91支活跃在明清时期的嘉兴望族，近年来龚肇智先生又在已有基础上进行了增补，增加了60支零星血系，共得145支嘉兴望族（不包括海宁）。其中，各县的数量分布分别为：平湖居首，共有31支望族，其他几县依次为：嘉善29支、秀水28支、海盐19支、嘉兴17支、桐乡11支、石门10支。这些家族绝大多数在科举方面成就突出，家族中进士举人数量较多，有些家族甚至为连绵多代的科举世家；也有少量家族虽科举不显，但家族成员重视家庭教育及文化传承，其家族成员的品德、学问均为世人敬重，故往往也被推举为一地望族。总体而言，以诗礼传家、重视科考、授以家学是嘉兴望族的基本特点。此外，笔者在检阅地方资料时发现两位学者未统计全面的两支嘉兴望族：秀水董氏及平湖屈氏。现将发现的材料补充如下。

（一）秀水董氏

笔者在嘉兴市图书馆见到《董氏丛书》稿本9种，共11册。这其中包括董棨《养素居画学钩元》，董耀《养素居诗草》《养素居文集外编》。董念棻《国语校字》，董宗善《老子屑》《保泽斋书目草稿》《国乐汇考》（董立预辑），董巽观《春雨斋词》。另于《丛书集成续编》集部第154册中见到《秀水董氏五世诗钞》，内有董世勋、董鸿、董涵、董棨、董耀、董念棻6人诗文。董氏家族为以诗书画而著称于一地的文化望族，《秀水董氏五世诗钞》的题跋中写道：

秀水董氏，文献之家也。夙闻以诗、书、画闻于时者五世矣。予既纳交于询五，乃语之曰：“云间王氏有《七叶诗》存，君家五世亦有诗，可得闻欤？”询五乃出其所辑《五世诗钞》以畀予，予读之，俊逸清新，使人忘寐，而海内承平，啸歌自适，楹书传世，不求闻达之高致，亦可于此想见之。习凿齿之论繁仲皇也，曰：“虽无名德重位，世世作书生门户，吾于董氏，今亦云尔。梼日未若，予又何幸而得友询五，且因之而得友其兄东苏耶？东苏善诗，又善画，询五乃善画。是皆能继志述事，各得父之一绝而不坠家声者也。今之若是者几人耶？”读竟，并以所知五代六先生之履历，注于姓名之下焉。[26]

董氏家族虽然在科举上并无太大的建树，但他们在诗文、书画方面在嘉兴声名显著，家族中董棨、董耀、董念棻与当地望族来往甚密，桐乡陆承镜妻吴玉书也曾是董耀的女弟子。

1.家族主要人物

今于夏辛铭所纂《濮院志》卷十八中见董氏家族中董鸿、董棨、董世勳、董涵、董耀、董念棻、董敏藻等人之小传。现将主要人物整理如下：

董鸿，字晴江，号愚堂，父世勋，工诗，性行高夐，以布衣老。鸿诗宗王摩诘、韦苏州，书法宗怀仁圣教序，浑厚如其人。世勋及鸿遗稿多散佚。杭县徐珂刻《董氏五世诗钞》、录存各一首。

董棨，字汉符，号乐闲，一号石农，又号梅花泾老农，住横屋街。父涵，号养中，治易能诗，精风鉴。棨行修学博，画得石门方薰指授，山水、人物、花鸟、草虫靡不精妙，尤喜写蔬果，点染生新，书法宗鲁公、河南，行草宗文敏、允明，兼工铁笔。性耿介而慷慨，有假达官贵人之名，以重金请绘者，辄却之。晚年构嘉会堂，濡毫吮墨，喜作格言以诫子孙，讽世规俗之诚，每有寓于图画中者，著有《养素居画学钩元》。

董耀，字枯匏，号小农，棨子。幼禀异慧，过目成诵，属文洒洒千言，弱冠补诸生，治虞氏易，兼通释典，后治朱子小学《近思录》，粹然以理学终老。从弟煜，号石亭，善花卉，兼工山水。卒年八十二。著有《养素居诗草》《养素居文集外编》。

董念棻，原名维城，号味青，一号小匏，耀子。少从顾访溪先生游，潜心经史金石之学，亦工骈文，吴光、沈秉成观察苏松常镇，时游其幕，多所赞。画工花卉翎毛，亦善画梅，有“董梅花”之称。书法宗褚虞，行草在思白、南田之间，卒年六十八，著有《国语校字》。季子敏藻，号鹿甡，善花鸟，早卒。杭县徐珂有传。

2.董氏家族人物系表初考[27]

（二）平湖屈氏家族谱系增补

龚肇智先生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中对平湖屈氏家族的家族成员及谱系进行了简单的概括，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到《平湖屈氏文拾》一卷及《屈氏先德录》二卷，并对屈氏的家族谱系进行增补。始祖为屈保，明洪武时自凤阳定远徙松江金山卫。据谱系所载，始迁祖为屈震，屈保之孙，正统间复迁平湖之乍浦。

1.屈氏家族图谱（此图据《平湖屈氏文拾》及《屈氏先德录》所载之家族谱系绘制）。

2.家族才女屈凤辉

屈凤辉，字梧清，平湖人。奚逢年曾外孙女，监生奚朝鼎外孙女，屈作霖长女，庠生屈宗到妹，举人屈宗建、增广生屈宗谈姊妹，屈何焕从姊妹，胡德炘子媳，举人胡之恒妻。著有《古月楼诗钞》二卷（未见）。《平湖经籍志》卷三十六评为：“工于咏物、清新可诵，见称于《水曹清暇录》”,《名媛绣针集》称其“五言诗冲淡，在韦、柳之间”[28]。清胡昌基《续槜李诗系》卷三十八中录其诗3首，阮元《两浙轩录》卷四十录其诗1首，汪启淑《撷芳集》录其诗7首，叶恭绰《全清词钞》卷三十二中录其词1首，徐乃昌《小檀栾室闺秀词钞》录其词1首。

屈凤辉自幼聪颖好学，喜读诗文，其兄屈宗到在《古月楼诗钞跋》中记：“余妹梧清，幼而性慧，好事仙佛，及读书识字，先君子手选汉魏三唐诸名家诗，俾络绎成诵，及髫龄即工吟咏，长字胡君湘雷，余中表弟也。结缡后，析疑问奇，相得无间，而红窗绣户，唱和无虚日。盖其素好然也。”[29]

其诗以咏怀居多，如《晓起》《落花》《秋夜和外君客中见怀》《人日喜晴》几首，多五言，风格自然冲淡，善于写景咏物，造语生新精妙，如“玉蝶槑舒萼，红螺酒满樽”“金钩小帘外，玉笛画楼前”，其诗作意象柔美雅致，语言清丽脱俗。她的诗词以日常所感及抒写闺情为主，如《晓起》：

梦觉一灯澹，晨光动前楹。余亦自此起，推窗见天晴。巾栉杂花气，活火烹茶声。好风东南来，山鸟一时鸣。日出照树杪，露叶含馀清。坐观群动象，因知天地情。[30]

诗句萦绕在“花气”“烹茶”“山鸟”“树杪”“露叶”构筑的美妙山林风光中，画面不杂烟尘之气，纯净冲淡而自然，带有禅意，体现出诗人淡泊宁静的心境。

除这类诗作之外，屈凤辉还作了不少闺情诗，这类诗作往往感伤哀怨，传达出诗人作为女性细腻柔婉的情思，如她这首《秋夜和外君客中见怀》：

寂寂秋宵月影沉，纱窗露冷透香衾。数声蟋蟀惊残梦，不是离人恨已深。[31]

前两句用“秋宵”和“月影”点染全文，“蟋蟀”“残梦”的意象传达出作者抑郁不乐的心境，末尾一个“恨”字更是将自身凄凉不快表现得淋漓尽致。整诗以“思妇”的口吻写出闺中女子寂寞怨恨惆怅的心情。屈凤辉的词作不多，颇婉约动人，有欧阳修所写花间词的风致。如《水晶帘》：

春雨濛濛草色齐。绣帘垂，暮云低。愁听林中、时有一莺啼。无奈落花留不住。乱红飞过小桥西。[32]

词牌《水晶帘》又名《江城子》，其词题材主要写男女之情、咏史及悼亡之作。从她的词中所用“春雨”“绣帘”“莺啼”“落花”意象可知，作者写的是一首伤春的小词，以女子的口吻表达对岁月流逝，大好年华不再的感伤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