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清嘉兴府的地理环境及经济状况

嘉兴,古吴越之地,文献之邦,人文蔚兴之所,素有“江南水乡文化之源”的美誉。其地位于浙江东北部,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北枕太湖流域,南临杭州湾,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境内膏田沃野,湖泊纵横,为典型的江南水乡。

一 嘉兴的建置沿革

嘉兴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早在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就在此群雄逐鹿,争夺霸权。嘉兴原以“槜李”“语儿”“武原”“由拳”等名称出现于《春秋》《左传》等典籍中,其建置由来已久,自秦统一中国建立郡县制后,秦始皇在原越地设会稽郡,治吴城(今苏州市)。会稽郡下辖26县,其中含海盐、由拳两县,这是全国最早统一建置的行政单位,也是嘉兴有确切史料记载的建置开端。[2]在随后的历朝历代中,嘉兴一地的行政规划几经变动,直至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升秀州为府,始建置为嘉兴府。元代时又改称“嘉兴路”,直至明宣德四年(1429)朱元璋重新改嘉兴路为嘉兴府,嘉兴下辖县制由4县增至7县,此后400多年这一行政格局基本稳定下来。《大明一统志》对嘉兴的历史建置进行了简洁的概括:

嘉兴,春秋时地名长水,又名槜李,初为吴越分境,后为越境。鲁定公时越败吴于槜李,即此,战国时属楚。秦为会稽郡地,汉因之。东汉属吴郡,三国吴于此置嘉禾县,后改嘉兴。晋以后因之,隋废嘉兴、海盐二县,以其地属苏州。唐复置,仍属苏州,后属杭州。五代时钱氏奏置秀州,置嘉兴县。宋属浙西路,政和间名为嘉禾郡。庆元初,升州为嘉兴府。元置嘉兴路,本朝复为嘉兴府,领县七。[3]

据上可知,嘉兴在南宋时设府,境辖嘉兴、华亭、海盐、崇德四县。元至正十四年(1277),升嘉兴府为嘉兴路,华亭仍属嘉兴路,元至正十五年(1278)改华亭为松江府,华亭脱离嘉兴路管辖,华亭县分置上海县。元贞元年(1295),升海盐、崇德为州,仍隶本路,元乱为张士诚所据,后明太祖遣左丞华云龙率兵讨伐张士诚,守将宋兴及叶德新以城降吴。明太祖元年(1368)改嘉兴路为嘉兴府,复以海盐、崇德为县,华亭属直隶。明宣德四年(1429)巡抚胡槩以嘉兴地广,奏分嘉兴之西为秀水县,北为嘉善县,又分海盐之东北为平湖县,崇德之东为桐乡县。康熙元年因避太宗年号改崇德县为石门县。[4]自此,嘉兴府下辖七县,称一府七县,此后四五百年内嘉兴府县体制基本未再变动。

二 地理环境及经济状况

嘉兴是马家浜文化的发源地,其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经过历代的不断开发与人口迁移,嘉兴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尤其是隋代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对嘉兴的交通、农业及商业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嘉兴成为沟通南北的重要城市。

嘉兴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它处于苏杭之间,邻近松江,处在环太湖流域的中心地带。其地理的优越性还在于其良好的气候条件。所属区域为北亚热带半湿润区,属典型季风气候,夏冬季风交替显著。年平均气温15.7摄氏度,温差25.1摄氏度,多年平均降水量1193.7毫米。气候条件适宜于农业耕作,尤其适宜栽桑养蚕,为茧丝绸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基础。《嘉兴府志》载:“嘉兴,泽国也。左杭右苏,负海控江,土膏沃饶,风俗淳秀,生齿蕃而货财阜,为浙右最。”[5]寥寥数语道出嘉兴位于膏腴富饶的江南水乡的盛况。

平原地貌及适宜的温度给当地人们带来了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五代吴越在浙江立国,主要依靠杭嘉湖平原的粮食而生存。至唐代,嘉兴已成为国家粮食的重要产区。唐代李翰《嘉兴屯田政绩记并序》中云:“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6]因在粮食上的高产,嘉兴也成为粮食贡赋特重之地。明代邱浚曾言:“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7]明清两代嘉兴为国家的纳粮大户。明洪武年间,嘉兴府所辖三县(不含海宁)田粮税额片米869462石,其中嘉兴县为505967石,增加2.4倍,当时嘉兴府田地占全国总耕种面积的0.5%,而税粮却占全国3%,占浙江全省的31.3%。清代时粮食的负担不亚于明朝。清同治年间,嘉兴各县赋米征额为427000石,占到全省的42%,征银额56万两,占浙江全省的23.5%。

图1-1 许瑶光纂《嘉兴府志》书影

注:清光绪五年刻本,采自嘉兴市图书馆。

此外,嘉兴也是桑蚕丝织业的重要产地,嘉兴因气候、地形、水文等特点十分适合种植桑叶,早在春秋时期嘉兴一地就已开始了种桑养蚕的农业活动。《嘉兴府志》卷三十二记载:“生民之利莫大于农桑,嘉兴吴时野稻自生,是自古有年,农夫之庆也。宋时濮院为织锦地,是匹妇蚕之,五十也可衣帛也。民用充而国用乃足,吴稉以供白粮,贡丝以实筐篚,民事固可缓乎。”[8]在宋代,北方先进种桑养蚕技术的带入,使嘉兴的桑蚕业有了跨越式的发展,种桑养蚕在嘉兴已十分普遍,也成为农家主要的家庭副业。明代以后,随着政府采取恢复农业生产、鼓励种植桑麻的举措及伴随江南地区工商业及市镇的勃兴,嘉兴已成为当时江南蚕桑丝织业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其丝织业同时带动了丝织品贸易的发展,嘉兴王店、嘉善魏塘、桐乡濮院、乌青成为经营丝织业的主要市镇,濮院最盛,其地“肆廛栉比,华夏鳞次,机杼声轧轧相闻,日出绵帛千计,远方大贾携橐群至,众庶熙攘,于焉集往,亦嘉禾一巨镇也”。[9]

负海控江的地理位置为嘉兴的河陆及海陆交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境内广阔水域及平原的生活环境为嘉兴提供了丰富的物产资源,使嘉兴成为生活富足的“鱼米之乡”。农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嘉兴手工业的发展,明清时期嘉兴丝织业、造船、酿酒、制盐等行业无论是生产的规模、行业种类还是生产技术水平都处于全国前列。宋元时期,宋室的南渡,行政区划的提升及大规模河道的整治都带动了嘉兴经济的发展及人才的聚集,此时嘉兴已成为杭嘉湖平原上的经济重镇。

明代中叶以后,经过明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农村社会经济的高涨和工商业的活跃,嘉兴府市镇数量急剧增加,由宋时6个镇增至30个。在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的工商业市镇总数为316个,其中嘉兴府就有41个。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发达及人口的快速增长,农村大量人口涌入城镇,使城市迅速繁华起来,嘉兴俨然已有大都市的气象。《(弘治)嘉兴府志》亦载:“嘉兴,巨海环其东南,具区浸其西北,左杭右苏,襟溪带湖,四望如砥。海滨广斥,盐田相望,镇海诸山隐隐列拱,百川环绕,而鸳鸯一湖停蓄其南,诚为泽国之雄,江东一都会也。”[10]

至清初,虽遭战争的破坏,经康雍乾三朝的励精图治,嘉兴府经济得到恢复,市镇的数量除县城外共有93个,市镇间交错相通,往来便利,嘉兴的工商业再一次得到快速的发展,成为江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与此同时,嘉兴农村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类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及以丝织、棉纺织为主要农副业的开展都极大地带动了商业贸易的兴盛,嘉兴府更是赢得了“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人口快速增长,宋代嘉兴人口共计122813户,明洪武年间共有327532户,至康熙年间已达到551460户。[11]人口的聚集与增长为知识人才的出现提供了有力的储备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