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再次“出山”

第七章 “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首先想到了处于“软禁”中的邓小平。他派人悄悄把邓小平接到自己的住地，把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告诉了这位老战友。邓小平听了以后，兴奋之情难以言表，高喊了一声“老兄！”两双扭转乾坤的老革命家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此时此刻，真是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述他们激动万分的心情。叶剑英向邓小平详细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决策情况和经过，传达了刚刚开过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并安排工作人员，迅速解决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等问题。他要大力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准备请邓小平早日“出山”，恢复工作。

经过叶剑英的周密安排，邓小平搬到了北京郊区西山。一天，叶剑英对办公室主任传达中央指示，说是邓小平要住到西山，为了他今后的工作的方便，想给他一套文件，中央确定了由你直接给他送，其他人不要进去了，住在哪个地方，其他人也不要告诉。中央办公厅直接写你的名字，你把这套文件直接转给他。这个楼是25号。

此后，叶剑英办公室主任就把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发给自己的每套文件，送给邓小平阅读。叶剑英的这一举动，为邓小平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国内动态，密切注视国内形势的发展，随时出来工作，提供了方便。

邓小平，这位早在青年时代就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老共产党人，虽然在革命的征途上几起几落，却犹如火中的凤凰，愈加展现出更加锐利的思想锋芒和一往无前的拼搏精神。他要在有生之年，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新的腾飞，为中国人民的幸福欢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兴旺，作出新的贡献。

邓小平和全国人民一样，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四天，邓小平就写信给中共中央，表达喜悦的心情。他写道，“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

当时，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邓小平的处境都极为关注，多次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天，当叶剑英得知华国锋将要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负责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后，极为焦虑，认为会影响和阻碍邓小平恢复工作，立即于次日向华国锋提出：“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

以后，叶剑英、李先念等又多次提出要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叶剑英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赞扬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四人帮”打成邓小平“全面整顿的黑干将”的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帮”后，见到叶剑英派来的儿子叶选宁时，郑重地向华国锋和叶剑英提出了“耀邦三策”。

20世纪60年代前期胡耀邦作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挂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时，与正在湖南工作的华国锋曾经一起共事，属于老熟人。胡耀邦同叶剑英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建立起来的革命情谊，更是非同寻常。

胡耀邦1980年11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回顾说：

这里我想插一点我个人的经历，这个经历我对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没有讲过。1976年10月6日粉碎了“四人帮”，12日叶帅的一个儿子来看我，我头一句话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我还说，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说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我说，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然后我问他，你能够见到华主席吗？他反过来问我，你对华主席熟不熟？

我说很熟，同过一年半工作哩。

他说，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我说，如果你能够想办法见到他，请你把这个话转告给他。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

1986年12月，胡耀邦和警卫秘书李汉平说起十年前他与叶选宁的那次谈话，随即把那次谈话的背景和内容追记下来，原件保留在李汉平处。

2005年9月初，李汉平把原件交给胡耀邦长子胡德平。

胡耀邦这样写道：

1976年10月10日我同叶选宁的一次谈话

那年10月8日上午，选宁突然来我家，告诉了我已将“四人帮”抓起来了的大好消息，并代表他父亲叶帅问的好，养好身体，准备迎接党将分配的工作。选宁还说，他父亲还要我想想，对当前如何治理国家有什么建议，过两天他再来，听听我的想法。

12号他又来找我了。我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我说自古以来，有识之士，总是说，大乱之后，要顺应民心。民心为上。根据这种远见卓识的道理，我以为当前有三件大事特别重要：

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这三句话我是用心想了一天一晚的，因为便于记忆、传播，我费了好一番心思编出来的。

这几句话，当时我告诉了家庭几个懂事的人和几个知心的人。以后也没有多同人讲了，因为我觉得不值得再说了。

胡耀邦追记

对于粉碎“四人帮”后仍然坚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提法，叶剑英是不同意的。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郑重提出：“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

叶剑英的讲话是有所指的。这就是毛泽东在过去起用邓小平时讲过的邓小平独特的个性特点和干脆果断的工作作风，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某些人的非议：“有些人怕他，他办事比较果断”；

“人家有点怕你（指邓小平），我欢迎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对于叶剑英关于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提议，李先念坚决支持。

他明确表示说：“完全同意叶帅意见，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

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由于1976年周恩来逝世的时候，“四人帮”蓄意压制广大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在清明节后又制造了天安门事件，使广大干部、群众心中都憋了一口气。到了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四害”已经被铲除，人民群众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悼念周恩来了。于是，北京天安门广场再一次出现自发的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人们一方面向周恩来的英灵报告“四人帮”已经被粉碎的喜讯，一方面表达了要求让邓小平早日恢复工作的强烈愿望。

但是，尽管粉碎“四人帮”已经三个月了，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遭到“四人帮”诬陷的邓小平，仍然未能出来工作。对于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不能迅速出来主持工作、领导拨乱反正，许多老革命家和老同志与广大人民群众一样，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极为忧虑。

就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形势下，却出现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正式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是“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公开发表后，立即受到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强烈要求让邓小平早日恢复工作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抵制和反对。

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耿飚回忆说：

1976年10月下旬，华国锋同志在谈到报刊上开展批判“四人帮”的问题时提出，要注意把“四人帮”的罪行与毛主席的指示区分开，凡是毛主席所说的话、所作的指示，都不要批判。后来，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同志叫人把华国锋的上述意见概括成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并把它写进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命令宣传口通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等报刊发表，还要求宣传口组织各个新闻单位抓紧宣传“两个凡是”的观点。

这样，该观点便离开了批判“四人帮”的特定环境而变成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政策观点。

我接到这篇社论稿后，便和宣传口的领导成员一起进行讨论。大家认为，如果按照这“两个凡是”的提法，首先是会影响到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的问题。

但是，听了李鑫同志传达汪东兴同志的指示后，觉得还是应该按照组织原则，遵照中央的决定，把社论稿送到“两报一刊”编辑部去发表。

至于组织宣传“两个凡是”的工作，我们只是向各新闻单位的领导同志传达了汪东兴的指示，并未对此作出具体的要求和部署，以后也未进行检查。

1977年春天的一天，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到北京西山看望叶剑英。叶剑英对李德生说：“你去看看你们的老政委。”

李德生来到邓小平的住地，见到邓小平虽然面容有点消瘦，但自信、达观、刚毅，有一种坚不可摧的气度。

在会面中，邓小平侃侃而谈。他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群众运动力量很大，个人是微不足道的。

邓小平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的基本原理：人民的革命潮流是不可抗拒的，没有全国亿万人民的力量，就不会有“四五”天安门悼念活动，就不会有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叶剑英、陈云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公开提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受到许多与会同志的热烈赞同。

肖劲光在回忆录（续集）中，回顾了“两个凡是”提出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普遍看法：

1977年初，人们从粉碎“四人帮”后的兴奋之中渐渐冷静下来，热烈地企盼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能够拨乱反正，拿出治国大纲，迅速扭转形势。国家百废待举，究竟什么是扭转形势最根本枢纽，不仅群众不明白，党亦在一个探索的过程中。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这个方针在当时看起来似乎是继承毛主席遗志的，是理所当然的，却实际上是拨乱反正的障碍。

按照“两个凡是”，当时两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一个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改，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对此我是不赞成的，我和陈云同志谈过，和王震、王诤、耿飚等一些老同志也谈过。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受“四人帮”打击迫害的，说他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邓小平同志1975年整顿是正确的，工作有魄力、有成绩，应尽早恢复工作。而毛泽东同志在晚年有些事情是错误的，不能以凡是毛主席说过的就一成不变。对天安门事件，我们老同志也有所议论，认为不能说是“反革命事件”。

大家在一起议一议，谈一谈，感到大多数老同志的心都是相通的，所见也基本相同，思想上也越来越感到这两件事的解决势在必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陈云同志决定向中央上书，直言自己的意见，我们这些老同志自然十分赞同，又十分高兴，因为陈云同志德高望重，推举陈云同志挑头，代表大家向中央陈述这些意见，也正是这段时期大家在酝酿之中的事情。

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的前夕，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了，王震同志打电话邀我去商量要事。同去的还有王诤、耿飚等同志，大家在一起议论的中心议题还是那两件事。过了一会儿，陈云同志也来了，陈云同志发表了意见，大意是说中央工作会议要召开了，他写了一个书面意见，准备在会上作个书面发言。他对坐在旁边的我说：“请劲光同志给大家念念吧。”这篇书面发言，主要内容就是现在收集在《陈云文选》第三卷中《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等老同志郑重提议，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3月13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的书面发言中指出：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我国目前总的形势是好的。虽然有些困难，但这是暂时的困难。只要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共同商量，同心同德，经过努力，这些困难是一定会克服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陈云旗帜鲜明的书面发言，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反映了许多与会同志的共同心愿，引起强烈反响。由于有的人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陈云这个深受许多与会同志拥护的书面发言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

但是，原来坚持的“继续批邓”、“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意见，由于陈云、王震、肖劲光等同志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意见，引起了与会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深入思考。老一代革命家坚持原则的斗争，得到了大部分与会同志的热烈赞同。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尽管还没有解决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这两件大事，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能够将这两个重大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改变了一家之言的局面，毕竟是一大进步。

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部署了1977年的工作任务。

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沿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仍然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

同时，华国锋表示：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

华国锋还表示：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据笔者记忆：当时传达的华国锋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有关于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八个字。）

第八章 恢复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上，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邓小平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恢复邓小平的中央领导职务。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把拨乱反正的希望，把开辟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路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和各项工作中，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发挥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还没有恢复工作，就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了批评。他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开了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我对那两位同志说：今年4月10日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1977年上半年，邓小平在武汉期间的一次谈话中，更加鲜明地表示了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决不退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气魄。当时的武汉军区政治委员王平回忆说：那时，我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正在各部队了解情况。到了新乡，军区来电报告，邓小平同志到了武汉，请我们马上返回。在武汉，小平同志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讲了许多问题，使我们茅塞顿开。其中他谈到华国锋同志1977年初提出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他说，“两个凡是”是不对的，是违背毛主席的实践论和实事求是原则的。小平同志讲，毛主席一旦觉察到自己有错误，他是能够改正的。在历史上，毛主席也多次作过自我批评。比如，1973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就作了自我批评。毛主席说，他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因此，不能说凡是毛主席说错了、做错了的也不能改。他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还谈到当时让他出来工作的问题。有人提出，先要他作个检讨，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说，这个我不能检讨，让我出来就出来，不让我出来就不出来，不能拿原则作交易。他还提到，华国锋在当时情况下当主席是合适的，但是要防止有人给他出坏点子。

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的情况下，在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全会一致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全会一致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

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赞同中央政治局为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

全会巩固和发展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成果，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召开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充分准备。

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决定恢复我的工作，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感谢全会的信任。”

“粉碎了‘四人帮’，我实在高兴。我现在七十三岁了，想再活二十年到三十年，但自然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外国通讯社讲我七十四岁，给我加了一岁，实际是七十三岁。现在我的身体还好，‘零件’都还健全，还可以做几年工作。”

“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邓小平指出：

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的事业。

要形成“党内生气勃勃，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两条最根本的东西。

“关键是要搞好党风。”

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岗位后，在指导和推动全党拨乱反正，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舆论和中国人民一样，极为关注邓小平的又一次复出。

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的著名新闻媒体，都对邓小平复出进行了及时报道和热烈欢迎。

国际舆论和主要新闻媒体对于邓小平又一次复出的态度，说明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在对待邓小平复出问题上，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法新社7月22日报道说：今晚在宣布邓小平复职之后的几分钟内，全北京市就爆竹齐鸣，表示庆祝。在正式宣布这件事之前几分钟，所有的公共建筑物上成千上万支电灯一下子都亮了起来。在市中心、紫禁城附近的天安门广场一片欢腾。

在这湿热的夏夜，人们都走出家门，涌上街头。在横贯首都的宽阔的长安街上设立了街头临时厕所，大概是为周末举行盛大的游行作准备。街道上和火车站上发出一阵阵的汽车喇叭声和汽笛声，以示欢迎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和把江青等“四人帮”开除出党的消息。有些地区放了烟火。

今晚八时半，中国首都、很可能全中国都一样，在为邓小平重新上台而欢欣鼓舞。一长串载着游行者的卡车沿着宽阔的长安街向前行进。游行者手里拿着无数红旗，还放鞭炮。街道马上就挤满了游行的队伍，乐队敲锣打鼓。中国首都对邓小平复职感到的欢乐，表现得越来越热烈。

全城到处都是赞扬邓小平、华国锋和党的欢呼声，声音来自从全市各地集中到市中心特别是天安门广场的数不清的游行队伍。北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过在发生一件政治大事以后这么快就形成这样大的示威了。甚至去年10月打倒“四人帮”以后也没有马上出现这样自发的游行。

路透社7月22日发出的急电说：有组织的、成群结队的中国人今天挥动着小旗在首都的大街上游行，欢呼前副总理邓小平复职和把“四人帮”开除出共产党。第一支队伍是全国妇联的人，她们从紫禁城出发，敲锣打鼓，高呼“打倒四人帮”。游行队伍中大部分人挥动的三角形纸旗上写的是欢呼十届三中全会召开。

美国《新闻周刊》8月6日这一期提前出版，并发表一篇评论《邓的复职》，指出：北京的长安街可一点也不安静。上星期五（22日）下午8时过后不久，中国首都这条大街上的大喇叭开始大声播放革命乐曲。欢欣鼓舞的中国人一下子就从四面八方涌到这条大街上来。人们有节奏地敲打着钹和鼓，爆竹声刺破郁闷的夜空。几分钟之内，人数就猛增到几十万。在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里，庆祝的人群纵情欢笑。

甚至在变化多端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这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仅仅15个月之前，当时的副总理、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邓小平被剥夺了一切官衔，被戴上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但是在上周，在一项引起群众纷纷上街游行的公告中，北京电台和新华社证实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恢复了态度强硬、现年73岁的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使他上升为中国新的三人统治集团的成员。

从7月16日到21日秘密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还确认华国锋为党的主席，宣布要在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并且正式把江青和所谓的“四人帮”的其他成员“永远”开除出党。但是，重大新闻显然是邓小平引人注目地返回政治生活一事。公众的游行一直继续到周末，并且蔓延到上海和其他城市，这对一位恢复名誉的领导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自己出席了中央委员会会议。他很有信心地坐在华国锋的右边，并且受到了代表们的热烈欢迎。他几乎是理所当然地成了党的头号对外事务专家——或者至少是最富有经验的人。在经济事务方面，预计他将逐渐发挥关键作用。

1977年7月30日晚上，一直酷爱欣赏足球比赛的邓小平，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观看香港足球队同中国青年足球队的比赛。

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公开在大规模群众聚会场合露面，受到首都人民的热烈欢呼。

密切关注邓小平一举一动的日本新闻媒体，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报道了邓小平复出的消息。7月31日，日本共同社以《邓先生观看国际足球赛》为题，深度报道说：

邓小平副主席30日晚上观看了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的决赛并出席闭幕式，受到观众的鼓掌。邓副主席出席了三中全会，发表了讲话，但在群众面前露面则是去年1月在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以来的第一次。

邓先生坐在工人体育场正面的贵宾席上，在其右侧就座的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左侧坐着李先念和陈永贵两位副总理。以不断吸烟闻名的邓先生一就座便点烟，同吴德谈笑。当香港队在前半场三十分左右先得一分的时候，他亲自鼓掌，从容自若。其后，中国青年队为扳回失利而射门得分时，他赶紧将香烟放在烟灰缸上，起身鼓掌，又露出了明快的表情向吴德搭话。

比赛中间休息10分钟，邓先生一度退席。但当他又出席观看后半场比赛的时候，10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狂热的掌声。

对于观众来说，这是一个不仅观看比赛，而且也是注视约隔一年半之后在公众面前露面的邓先生一举一动的繁忙之夜。

法国新闻媒体对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同样重视。

法新社报道说：中国新复职的副总理今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露面，观看中国青年队对香港队的一场足球赛时，引起这里足球迷们的轰动和欢迎。邓先生在主席台就座时，8万群众热烈鼓掌。自从他在本月早些时候复职以来，这是外国人在公众场合第一次看到他。邓先生似乎并没有由于他去年受到贬辱而有什么改变，看上去他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

第九章 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

根据粉碎“四人帮”后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大会议程是：（一）华国锋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三）选举中央委员会。

华国锋说：这次代表大会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这就是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总结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斗争，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华国锋阐述了粉碎“四人帮”的历程。郑重宣布：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他还阐述了抓纲治国八项任务。后来，在“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上，华国锋把中共十一大路线概括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在中共十一大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邓小平致闭幕词，强调：

要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

要恢复和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党内和整个人民内部，认真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要恢复和发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要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大会完全赞同为粉碎“四人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完全赞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大会选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央军委名单：

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左”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甚至说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等等。因而中共十一大未能完成从理论上和党的指导方针上拨乱反正的任务。

随后，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一大批老同志，亲自出面宣传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强调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在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在这些老同志的带动下，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大规模拨乱反正。

10月，在胡耀邦和党内一大批老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下，《人民日报》发表《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为干部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和解放干部大造舆论。以此为开端，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方面，开始出现新的局面。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主要议程：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选举和决定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审议批准《1976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选举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根据中共中央提议，决定了国务院总理人选；选举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国务院总理提议，决定了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人选、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人选。

会议选举叶剑英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聂荣臻、刘伯承、乌兰夫等20人为副委员长。

根据中共中央提议，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选举江华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选举黄火青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议，决定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为国务院副总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根本制度之一。

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政协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的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发展成为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发展成为包括以上各个方面的、由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组成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政协全国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在北京召开，共有委员1988人。这是全国政协因“文化大革命”而停开十三年后首次召开的会议。

大会执行主席邓小平主持开幕式。

全国政协副主席许德珩作全国政协第四届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全国政协副主席韦国清作《关于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说明》。

全体政协委员列席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华国锋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和叶剑英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讨论了宪法修改草案和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草案。

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会议选举邓小平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选举乌兰夫等22人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时，高度重视人民政协工作。

在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期间，邓小平主持了对全国政协章程的修改工作，成立了以邓小平为主任委员的政协章程修改委员会。邓小平明确指出，人民政协是巩固和扩大中国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也是中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

在关于修改政协章程的一个批示中，邓小平指出：在修改章程中，不要把政协搞成一个权力机构。政协可以讨论，提出批评和建议。但对政府没有监督权，它的职能不同于人大，此点请注意。

邓小平的这一批示，极为重要，关系到人民政协的地位和作用，也关系到中国的整个政治体制。修改政协章程，如果不按照这一指示精神，就有可能发生原则性的问题。因为在征询关于修改章程意见的过程中，的确有一些人提出政协对政府应当有监督权的看法。假使采纳这种看法，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将不是单独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而政协也将变成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政府将同时既接受全国人大的监督，也接受全国政协的监督。

全国政协章程修改委员会严格遵循邓小平的指示精神进行工作，在反复研究讨论的过程中进行了宣传解释，终于取得圆满一致的认识，1982年底通过公布了新的全国政协章程。

新的政协章程，为政协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一是明确政协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和政治联盟。二是明确政协的基本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这些基本原则为明确人民政协职能，发挥人民政协作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政协围绕推进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积极议政建言，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加强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系，增进同各国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合作，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民政协的发展历程，可以归结为两大主题：团结和民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性质的集中体现，是人民政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依据，是人民政协继往开来的方向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