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玉泉山·不眠之夜
第四章 粉碎“四人帮”的酝酿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充分证明，江青集团是一个毫无党性，毫无原则，毫无纪律，毫无信义，只会以捣乱、破坏为能事的祸国殃民的阴谋集团。
在毛泽东逝世、江青集团加紧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形势下，彻底粉碎“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从根本上结束“十年内乱”，实现中国的安定团结，全力以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大国家，尽快追赶世界发展潮流，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共同愿望。
粉碎“四人帮”，就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利益，就是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就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粉碎“四人帮”的特殊斗争中，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作出了特殊贡献。曾经担任过李先念秘书的程振声写道：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9月11日，在中南海值班的华国锋处理完一些事情后，说身体不好，以要去北京医院检查身体为由，出来转到西皇城根九号李先念临时住处，事先也未打电话通知。
李先念对华国锋的到来感到有点突然，把他让到办公室，关好门交谈。两人坐下后，华国锋说：“我在守灵，是借出来检查身体到你这里，只能坐几分钟。”接着谈了“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的简要情况，他说：“四人帮”在（中南海）紫光阁架了电话和各省联系，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
李先念问：“你下决心了吗？”华国锋说：“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取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还说：“他们（指‘四人帮’）很注意我，我不能到叶帅那里，现在中南海有事，请你到叶帅那里去一次。”
李先念以惊喜的心情表示，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看法和意见，说一定尽快去见叶剑英。所以李先念在1977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去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
首都各界群众连续几天吊唁毛泽东主席，党和国家领导人分批轮流为毛泽东守灵。在李先念和陈锡联等一起为毛泽东守灵时，陈锡联再次表明了态度。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着去了。陈锡联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李先念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华国锋、李先念谈话后隔了两天，即9月14日 
，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说他要见叶帅。叶帅听说李先念来了，就叫秘书和警卫到门口去接。
叶帅问他，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呀？他说，我为什么不能来？
随后，叶帅将李先念让到屋里。两人坐后，叶问李：“你来是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李答：“看看你，老同志嘛，说奉命也行。”这时叶帅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李先念问叶帅，“你这里还不安全呀？”叶帅说：“很难说。”
李先念说，我是奉命来的，接着转达华国锋的意见。叶帅有点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哇啦哇啦干扰，李先念说，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当李先念写了“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时，叶剑英写下了“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李先念写了“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叶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陈锡联等人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
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了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个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
李先念从叶剑英处回来，当天就把同叶帅谈话的情况和叶帅的态度报告了华国锋，还告诉华国锋，为了保密和联络方便，要搬回中南海住，并约定每天晚上用都能明白的语言在保密电话中通报情况。
华国锋说：“我请先念同志找叶帅后，我们三人的想法完全一致了。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参加的有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话刚落，有的同志就说，对‘四人帮’也应该区别对待，其他人没有发言，显然不能再深谈下去了。这使我感到范围大了不行，只能个别串联。”
在为毛泽东治丧期间，李先念意识到江青要把毛泽东的文件抓到手，在人民大会堂还专门找华国锋一次，建议把毛泽东的文件控制起来，不要落在“四人帮”之手。华国锋告诉他，已派汪东兴把文件控制起来了，他才放下心来。
李先念搬回中南海后，借谈工作之机分别和国务院一些领导人和有关部委的老同志谈话，了解动向和对“四人帮”的态度。同他谈话的人，都是忧心忡忡，表示对“四人帮”不满。据陈锡联回忆，李先念告诉了他到叶帅那里转达华国锋的意见和同叶帅的谈话情况，并叫他去看望叶帅，他也去了。
毛泽东的丧事办完后，解决“四人帮”问题从决策进入到具体筹划和部署阶段，而筹划粉碎“四人帮”，既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又关系到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所以只能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由华国锋牵头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几个人分头进行。在国务院，华国锋和李先念商定利用看电影作掩护，进行秘密磋商。
据华国锋回忆说，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二人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9月26日，我和先念、吴德等人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电影放映时，我上厕所，先念同志也跟出来了。他问我有什么事情吗？我说，看完电影，你和吴德留下，有事商量。电影放映结束后，我们三人就到小礼堂旁边的小休息室，我把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问题向先念、吴德讲……先念同志马上表示支持，吴德同志也表示支持。”用李先念的话说，我们想到一块儿了，这正是我想说而未说的话，无论怎样先抓起来再说。……
华国锋说：这次谈话后，李先念经常打电话给他，“有时和我通电话，我正和人谈话，他就知道我干什么了.就说不打扰我了。”
9月29日晚，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政治局会议，同“四人帮”就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华国锋说，会前他将毛远新写给他表示要回辽宁的信内容告诉了叶剑英和李先念。叶、李说，这封信不能传阅，一批示传阅，“四人帮”就会闹起来，不好办了。最好的办法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讲一下，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多数同意他回去就算了。
会上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多数政治局委员坚决支持华国锋提出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意见，唇枪舌剑，寸步不让，狠压了江青一伙的嚣张气焰。但是江青还闹，说这是他们家里的事，让其他政治局委员先走，只把华国锋、汪东兴留下，继续纠缠。
李先念、苏振华离开会场后，转到另外一个厅，等了半个多小时，还不见散会，于是又转回东大厅。李先念对江青说，国锋同志身体不好，这么晚了，会不能再开下去了，以后还有时间。这样才散会。江青要留毛远新的图谋未能得逞。
这次会议表明，“四人帮”要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已迫不及待了。
这一年国庆节，因毛泽东刚逝世，中央决定不搞大规模的群众活动。9月30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各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散会后，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又到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看完电影后，又在小礼堂旁边的休息室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进入10月，“四人帮”频繁活动，大肆制造夺权舆论，磨刀霍霍，准备动手杀人。
在这种严峻形势面前，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一致认为必须抢在“四人帮”之前行动。
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继续宣传伪造的“毛泽东临终嘱咐”，影射攻击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修正主义头子”，在全国制造反革命舆论，发出了准备最后篡党夺权的行动信号。
华国锋当天分别找汪东兴、吴德讨论研究关于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准备情况。也就在这天，陈锡联带队到唐山慰问参加抗震救灾部队和医护人员提前回到北京。他说：“我到唐山看到《光明日报》的文章，马上赶回来，下飞机直到华国锋家里，讲《光明日报》文章的事，并说‘四人帮’准备好了，不能等他们来抓我们。还提醒他，王洪文家里一直藏着枪。”陈锡联把他的看法又告诉了李先念。
综合各方面情况，华国锋等商定10月6日动手解决“四人帮”问题，随即向李先念通报，征求意见。华国锋说：“动手的时间，我告诉了先念同志，他表示完全同意。”
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经过周密策划，精心组织，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开会，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同时派人对江青、毛远新宣布执行同样措施。吴德等同时对迟群、谢静宜等实行隔离审查。
李先念不是政治局常委，他没有到抓“四人帮”的现场，具体行动的组织工作他未参加，但他心急如焚地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据李先念随身警卫陈双文回忆，这天下午，李先念告诉他，近日有事，让司机随时准备好车。
当晚按照事先的安排，纪登奎等几个政治局委员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按照约定来会议厅屏风后等汪东兴的电话。他将参加会议的国务院值班室工作人员侯颖叫出来，询问国际市场大米价格情况，以缓解紧张的心情。
会议刚开了一会儿，汪东兴来电话，李先念亲自接，只听汪东兴说，他只哼了几声。随后把纪登奎叫出来，要他停止开会，通知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政治局紧急会议。
侯颖回忆说：“我正在给先念同志谈情况时，纪登奎也来到屏风后面，先念同志说，时间到了，赶紧走吧，纪登奎转身向与会人员说，会议不开了，散会吧，我们就都离开了会议厅。”然后他们各自乘车去玉泉山五号楼。
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是粉碎江青集团的关键性人物之一。陈锡联回忆说：
我于1976年10月4日赴唐山对抢险救灾部队进行慰问……4日下午到河北省委、沈阳军区各部队慰问。5日一大早到北京军区前线指挥所……
就在当天下午3时许，华国锋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我赶快回京，说《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情况非常紧急，要我马上回去商量事情。放下电话，我意识到：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时刻到了。我问吴庆彤：出去慰问的人能不能马上找回来？吴庆彤说：都分散到各点去了，一时半会儿恐怕找不回来。我说：不等他们了，北京有事，我们马上回去。他们是从天上回去还是从地上回去，由他们自己定。说完我们就匆匆直奔机场，于5日下午3时45分乘飞机抵京。
我从唐山飞回北京后，匆匆回到家里（当时由于地震把我住的房子震裂了，我就搬到位于东交民巷的国务院14号宾馆临时借住，与华国锋同志家很近），拿了《光明日报》，直接去了华国锋同志家。华国锋同志正在家里等我，对我说，《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这是一个信号。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篡党夺权。叶帅也来找过他，他已决定明天晚上行动，说着他做了一个抓的手势。
我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华国锋同志曾经几次和我在一起谈过“四人帮”的事情，我对他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支持的，我的态度他是了解的。他下了决心要抓“四人帮”，我说我非常赞同，坚决支持。
华国锋问我：部队情况怎么样？我说部队没有问题。我向华国锋简要汇报了赴唐山慰问部队的情况。华国锋说：你先回去，吴德、吴忠他们还要找你。
吴德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抓“四人帮”一伙，要动用卫戍区的部队。按照规定，调动部队必须要经军委批准。吴德、吴忠他们先后来到我家，我当面授权他们可视情况采取行动，不必逐级请示。
当天晚上，华国锋同志又步行来到我家，同我详细商谈了对“四人帮”采取行动的具体部署。我特意提醒华国锋同志，要注意王洪文，他身上有枪。为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华国锋同志还要我不要出去，就在家里等着，以便随时联系。
送走华国锋，我对身边工作人员讲：中央有要事，你们都不要离开，准备随时出动。
第五章 中央政治局决定：粉碎“四人帮”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集团虽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整整横行霸道了十年，貌似极为强大，实质上极端虚弱，极端孤立，极端不得人心。
实际上，江青集团只是一个貌似强大的“纸老虎”，人心丧尽，孤家寡人，一戳就穿。
当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研究彻底解决“四人帮”问题时，很快就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的吴德，是粉碎江青集团的重要亲历者之一。
在回顾毛泽东逝世后，江青集团加紧篡党夺权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酝酿彻底粉碎“四人帮”问题时，吴德讲道：
我们感到了紧张的气氛。华国锋同志的处境很困难，工作不下去了。种种迹象使他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
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给毛泽东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那时，李先念在家里养病。他一个时期以来心脏有些不好，不能多走动，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心脏就跳得不正常，在邓小平已经被批评，但还在主持工作时，李先念向邓小平请过假，提出到外地休息、养病，医生也写了一个报告，邓小平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了，但还未走。后来，毛主席逝世前后，华国锋曾对李先念说过，现在的情况和问题很复杂，“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希望李先念不要离开北京。
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从这里看出，华国锋与李先念谈话之前，叶帅可能与华国锋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
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
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国锋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
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还对我说过，他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华国锋告诉我，叶剑英同志为了商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曾两次到他的家里。
毛主席逝世以后，在治丧期间，我记得大约是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当时，华国锋对我们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我想华国锋同志当时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华国锋说：现在看来，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这场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如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就会断送我们党领导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我也察觉到“四人帮”近来的一些活动不正常，表示支持华国锋同志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我说：当然知道。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是少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是多数。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的支持，用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各地接来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占了多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遭到失败，被打成反党集团。
随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的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我们还分析了全国的形势，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里是没有力量的。
我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毛主席逝世不久，江青又是毛主席的夫人，要考虑到他们利用散布“毛主席尸骨未寒”来造舆论，但是也要认清“四人帮”的活动在加剧，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动作。我和李先念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解决“四人帮”的提议。
我们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和李先念都对我说过，通过这次商量后，华国锋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
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庆活动。由于毛主席刚逝世等原因，政治局决定；不举行游行、联欢等庆祝活动，只是召集一些工农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开会；政治局的同志可分头到工厂、农村去看望工人、农民。这次的政治局会议开得时间不长。
9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的会议由我主持，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显得很紧张。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等进来时脸都拉得很长，其他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包括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是这样。会议先由工农兵代表发言，他们主要是讲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工农兵代表发言后，我说请中央领导同志发言。
这时，其他的人还没有讲话，华国锋就急着站起来发言，并且讲得很短。我意识到华国锋这样做是要快点结束会议。华国锋一讲完，我就起来宣布散会，避免在这样的会议上发生什么问题。从当时会场上的形势看，“四人帮”是准备了要发言的。
现在有人传说会议的警卫工作有特殊安排。没有，会场的警卫工作方面没有表现出特殊情况。
会议散后，我们到国务院小礼堂看了一场电影。看过电影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又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李先念同志积极参加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前期工作，但对“四人帮”何时采取行动，他是不知道的。他当时非常关心，曾多次打电话给华国锋，询问有关问题。
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汪东兴同志也是出了大力的。
有一件事情可以讲一讲。1975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从那以后，毛主席就很少见江青了，为了摸毛主席的情况，江青就不惜屈尊拉拢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给张玉凤送礼，把张玉凤请到钓鱼台吃饭。席间，动不动就对人兴师问罪的江青，竟忘乎所以地议论起政治局的同志，她对张玉凤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也是个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
张玉凤回来就把江青的这些话向汪东兴汇报了，她请示是否将江青的谈话上报毛主席。汪东兴说这个事情不要汇报，有关中央负责同志的情况，不要听江青乱讲。
对于这件事，汪东兴曾经向我谈过，提醒我注意。为此我相信，汪东兴也是反对“四人帮”的。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这个班子的人员是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挑选并个别谈话后组织起来的，大概有五十多个人，组成了几个行动小组，一个组负责抓一个人。
据我所知，纪登奎不了解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情况。
有人说，抓“四人帮”是叶剑英给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直接下达的命令。这是没有的。我是卫戍区的第一政委，我不知道嘛。
10月2日，华国锋到我的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我进一步商议。华国锋要我深思：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应采取什么对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
华国锋当时还问我：“四人帮”在北京市有什么爪牙。
我说有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应该隔离。华国锋同意。
华国锋问：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
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同志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
10月3日，江青要去二七机车车辆厂与工人开座谈会，我陪着去了。在座谈会上，她没完没了地乱说了一通，又拉着工人一块儿合影，还怪我经常看手表。江青讽刺我说：你是京兆尹，大忙人啊！
江青开完座谈会后，假惺惺地提出要到工人家里吃顿饭。我只好临时安排食堂把饭做好后，端到职工家里让她吃。
从二七机车车辆厂回来后，我就到华国锋那里作了汇报。
3日或4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一个弟弟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
华国锋问我如果这个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来，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
我对华国锋说：有无把握，我得问一问北京卫戍区。
华国锋问：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
我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批邓”是不满的，对“四人帮”很反感。我是卫戍区的政委，了解吴忠的思想情况，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我相信吴忠是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我们一致行动的。
我向华国锋请示，如果吴忠不知道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有些工作不好开展。当时有的警卫工作是交叉进行的，如果双方不知道情况，可能会发生误会。华国锋考虑后同意了我的建议。
我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
吴忠向我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
吴忠告诉我，在坦克六师旁边，北京卫戍区驻有一个坦克团，如有情况，可以起作用。
吴忠还告诉我说，苏振华曾经约他到怀柔水库打招呼，吴忠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杨勇、苏振华纵队的旅长。苏振华说，不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同志就工作不下去了。但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苏振华没有谈。
最后，吴忠提出，对部队的调动、使用，有严格规定，哪怕是动用一个连，过去都要经军委报毛主席批准。所以动用部队，向上请示的问题需要解决。
与吴忠谈话后，我立即将情况向华国锋作了汇报。
华国锋说：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单位要由卫戍区控制起来。他说卫戍区的部队要交由我负责，让我去找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解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的问题。华国锋说，陈锡联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在一起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也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我马上就找到陈锡联。当时陈锡联家修房子，他搬到老匈牙利大使馆的房子住。
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在与杨成武谈事情。杨成武走后，我向他说明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陈锡联说情况他已知道。陈锡联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我的住处具体商量。
我踏进家门，见到吴忠已经在我家中等候。我与吴忠在1971年执行中央的指示，共同处理过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我们根据1971年稳定首都的经验，商量了具体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内紧外松的戒严工作。叶剑英当时担心的事情，一件是前面说的坦克六师的问题（后来实际表明，这个师毫无问题），另一件是要防备学生、造反派从清华、北大等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
为此，我们在清华、北大附近都部署了相当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冲，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堵回去。10月6日的那天晚上，北京实际上实行了暗中戒严，外地进京的所有路口都被监视，防止外地的部队进北京。
我把与陈锡联、吴忠商谈的情况和部署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又亲自与吴忠谈过一次话。
我们一方面紧张地加紧准备工作，另一方面还要稳住“四人帮”，华国锋的意见是在准备工作未做好之前毫不惊动他们，以免打草惊蛇。
可能是10月4日，华国锋又找我去到他的住处。正谈着，汪东兴打电话来说，江青提出要到石家庄去，指定专列的车头要用二七机车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车头，还要请二七厂的一些工人陪同她去。汪东兴请示华国锋是否同意她去。
华国锋拿着电话，既问又答地同我说：江青去石家庄要干什么？她可能是试探，还是稳住她，同意她去。
我点点头，同意华国锋的意见。我也认为江青是在试探华国锋，看华国锋是否同意她乘坐专列到外地去。
华国锋当即答复汪东兴说：允许她去，关于调车头及找工人陪同的问题由吴德去安排。
安排江青去石家庄的事情，我交给了曾任二七车辆厂的党委书记、后任市委秘书长的周家鼎去办。周家鼎做过贺龙和周总理的秘书，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周总理已上床休息而把江青送给总理的一个文件压了一下，就被不可一世的江青说成“靠不住”。周总理当时为了保护周家鼎，将他下放到二七车辆厂任党委书记。这个情况是我从汪东兴那里知道的。我后来提出要调周家鼎到市委任秘书长，周总理开始不同意，后来还是同意了。
周家鼎向我汇报了江青到石家庄的情况。其实专列没有到石家庄，开到保定的一个道岔上就停了下来。江青下火车扭扭摆摆采了一些野花，待了一段时间就上车了，在车上又和陪同的工人、干部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就回北京了。江青没有找当地的造反派或三十八军进行活动。看来这次江青外出活动，正如我们所料，完全是个试探。
10月3日、4日，我与华国锋及时交换各种意见，我们把所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考虑了一遍。华国锋要求一定要保持首都的稳定。
在这段时间，我与吴忠也保持了密切联系，就像按住了人的脉搏，随时掌握着北京市的一切变化情况。
10月4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地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等问题。大概在下午的5点多钟，我回家了。我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我们听了汪东兴汇报的具体行动方案，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行动的措施。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
后来汪东兴告诉我，我们俩当时正好前后脚，我的汽车出华国锋家，他的汽车进华国锋家，是他建议华国锋再请我回来共同商量的。
我们商定：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具体做法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为名，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会，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指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后，由华国锋宣布他们的罪状，随即由汪东兴组织的人分别对其实施隔离。汪东兴派张耀祠到江青住处宣布政治局对她隔离审查的决定。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和北京卫戍区吴忠同志负责解决。
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
华国锋要求我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
华国锋回顾粉碎“四人帮”的决策、部署情况时说：
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发生了残酷的镇压广大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了，7月7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朱德元帅也因病逝世了。叶剑英元帅被借口身体不好暂停工作。李先念、余秋里等几位副总理都无法工作，分别离京到外地“养病”，只有谷牧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又让×××等直接管理几个方面的工作，以便于他们操纵指挥。在新闻传媒意识形态方面，更是由姚文元完全控制，一手遮天。他们以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确：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而且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叶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叶帅休息这么一句。我估计这与江青“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当年9月9日，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党和国家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张春桥的弟弟（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个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比较多，1975年8月叶帅接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还叫我去参加了见面。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的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在这紧急关头和“四人帮”势不两立，我早已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因此派李先念去找叶帅联系。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转达了我的意见和派他来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态度，但并未深谈。
此前聂帅、徐帅和王震、杨成武等将军、老同志都向叶帅反映“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分子，他们要篡党夺权，一定要高度警惕和采取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活动。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我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到谢静宜、迟群的煽动闹事，要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
第六章 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隔离审查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这是毛泽东为“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题照”所作的一首“七绝”。
李进何许人也？李进就是江青。李进是江青的若干“化名”之一。
这首“七绝”中的“无限风光在险峰”一句，后来被叶剑英用来形容中共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帮”的决策与实施过程。
能否顺利的粉碎“四人帮”，是一场关系到未来中国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倒退的历史性决战。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进入实施之中。
华国锋、叶剑英根据长期积累的丰富政治经验，精心思虑，果断决策，与汪东兴具体商定了粉碎“四人帮”的周密部署：10月6日晚上8时，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方案等事宜的名义，采取果断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隔离审查，将“四人帮”的问题彻底解决。
10月6日晚上7时多，华国锋、叶剑英提前来到中南海怀仁堂正厅。
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八三四一部队指战员担任会议“警卫任务”。
晚上8时左右，王洪文第一个来到怀仁堂。他刚走到东侧门，就被事先准备好的八三四一部队指战员一把扭住，然后推到坐在怀仁堂正厅的华国锋、叶剑英面前。华国锋宣布：王洪文，你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代表党中央宣布，对你进行隔离审查。随后，八三四一部队指战员将王洪文押了下去。
第二个来到怀仁堂的是张春桥。他刚走到怀仁堂门口就发现气氛有些异常，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八三四一部队指战员就一拥而上，抓住张春桥推到了怀仁堂正厅华国锋、叶剑英的面前。华国锋当即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对张春桥隔离审查的决定。八三四一部队指战员也将张春桥押了下去。
第三个来到怀仁堂的是姚文元。本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姚文元并没有资格参加。为了让姚文元“到会”，中央办公厅在向他发出会议通知时，专门强调由于会议要讨论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请他列席会议。当姚文元来到怀仁堂前时，八三四一部队指战员迅速把他抓了起来。一位中央办公厅干部受华国锋委托，当即宣布了中共中央对姚文元隔离审查的决定。然后，也把他押了下去。
与此同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带领一个小组，前往中南海江青、毛远新的住地，根据汪东兴交给的“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的命令，执行逮捕江青、毛远新的任务。
张耀祠等人首先来到毛远新的住地，宣布中央对他进行“保护审查”的决定，要求他把文件柜钥匙和手枪交出来。毛远新骄横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不交出钥匙和手枪。八三四一部队一位干部上前强制收缴了他的手枪和钥匙。随即，八三四一部队指战员把他押了下去。
然后，张耀祠等人来到江青住地。走进江青办公室时，江青正坐在沙发上，不知道在想什么。
张耀祠向江青宣布：“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显然，江青一下子愣住了。她双目怒视，一动不动，一言未发，既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像某些书上说的那样——躺在地上打滚儿、哭闹、撒泼。
她愣了一会儿，说要到卫生间方便一下。其实，也许江青真的是要去卫生间“方便”，也许就是想拖延一会儿时间，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张耀祠等人知道，江青有遇事“尿频”的“怪毛病”，更知道她这只“煮熟的鸭子”也不可能会在卫生间里飞上天。于是，同意江青去卫生间“方便”。
江青进入卫生间“方便”了一会儿，拖延了一会儿时间，似乎再也无计可施，知道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只好慢慢地从卫生间走出来，回到办公室。
她坐在办公桌旁的椅子上，解下系在腰间的一串保险柜钥匙，装进一个大信封里，在上面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又用“密封条”仔细将大信封的两端慢慢密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但是，无论江青怎样拖延时间，此时此刻，谁也救不了她。
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的所作所为，已经把自己送上了历史的断头台。
1976年10月6日夜晚，江青在中南海遇到的结局，完全属于咎由自取。
随后，八三四一部队指战员将江青押了出去。仍然是她过去的司机，仍然是她过去的专车，只不过江青的身份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变成了一名隔离审查的犯人，被送往囚禁的地方。
汪东兴回忆粉碎“四人帮”过程时说：10月6日下午8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一个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张春桥先到，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臂押到大厅里。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解决。结果，姚文元也来了。我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帅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他听完后好像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姚文元解决后，我就打电话给吴忠，让他回家去了。与此同时，李鑫、张耀祠、武建华几位同志负责在江青、毛远新的住处采取行动，把这两个人也抓起来了。他们都没有抵抗。这次行动从八点开始，到九点半以前就全部结束了。因为准备工作做得比较细致，比较扎实，几个人都解决得很顺利。当时都是先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中央认为你犯了罪，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华国锋回顾粉碎“四人帮”的实施情况时，说：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上，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当时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顺利地逮捕了他们，并由我当面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对其实行监护审查。由于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请他参加会议，这样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里被捕的。与他们同时被抓的还有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并且在抓江青、姚文元后都当面宣读了我签发的、对他们实行监护审查的决定。
当天晚上，根据华国锋和叶剑英的命令：一队队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像一支支利箭，奔向各个预定的目标。
中共北京市委和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采取行动，逮捕了迟群、谢静宜。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一行，接管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的领导权。
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迟浩田一行，接管了《人民日报》的领导权……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江青集团把持了十年之久的宣传舆论阵地，终于又被夺回到党和人民的手中。叶剑英十分兴奋地说：“现在，终于该轮到我们说话了！”
耿飚回顾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的领导权时说：
10月6日晚上8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听得很真切，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一进中南海西门，我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感到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人交谈。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在今晚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郑重嘱咐我：“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需要有你的手令。”
他说：“好！”当即提笔在一张白纸上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
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
十月六日。
我接过手令之后问邱巍高：“广播事业局是哪个警备师守卫的？”
“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我说，“请你把这个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对我说：“究竟怎样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指林彪自我爆炸后，中央暂不对外公布此事），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我们领受任务后，就驱车去广播事业局。后来有的文章说，耿飚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这是误传。当时广播事业局虽然和其他新闻单位一样被“四人帮”控制，但是广大干部、群众是听从党的领导的，而且守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警备部队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因此，根本不需要我带领部队去进行军事占领，也不必用别的部队去替换原来的部队。守护电台、电视台的还是原来那班人员。虽然在我去之前，警备一师已增派了一些战士去电台，但这是他们为加强警卫力量而作的内部兵力调配，与“带领军队去占领电台”完全是两码事。事实上我只是同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三个人前往广播事业局去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
我们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们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他还没有下班，但像是准备睡一会儿的样子，因为他来开门时衣服扣子没有扣好。他大概是因为这么晚了，忽然来了这些不速之客，显得有些紧张。为了说明来意，我把华国锋的手令拿给他看。他看完手令，好久不说话。我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他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我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来，就说有事要商量。”
在邓岗打电话召集人的同时，我请邱巍高和王甫带着另外10名战士去掌握电台的播音室。他们立即在直播室和机房门前加强了岗哨。
邓岗召集来的广播局核心小组成员有11位，在这个会议上，我把华国锋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人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接着，我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
我考虑，光靠我和邱巍高、王甫三个人，工作难以运转，因此对邱巍高说：“应该再调一些人来。”他同意我的意见，并说：“要找人，我们那里只有武的，没有文的，还是从中联部找人吧！”我觉得这个主意好，立即打电话到中联部，把张香山和冯铉两位副部长请来，还找了其他一些同志。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和电台的同志一道审查播出前的节目胶带，包括文字节目和歌曲、音乐节目。我告诉他们，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出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10月6日夜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全党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一枪未发，兵不血刃，粉碎了“四人帮”。其惊心动魄，真是“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也充分说明“四人帮”人心丧尽，极为孤立，极为虚弱，极为不得人心。
中共中央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后，华国锋、叶剑英等立刻驱车前往位于北京西郊的玉泉山。深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里举行。
会前，华国锋与叶剑英商定了会议的主要议程：
一、由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央政治局通报，中央已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
二、确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人选。当谈到第二项议程时，叶剑英对华国锋说，主席生前已经有交代，你应当担此重任。华国锋说，我提议，还是由叶帅主持中央工作。叶剑英说，你是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我们提交会议讨论决定吧。
在此期间，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和吴桂贤等陆续来到玉泉山9号楼会议室。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全部到齐后，华国锋和叶剑英携手并肩走进会议室，在主席台就座。
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向大家通报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他说：今晚把大家请到这里来，是要向大家通报一个重要事情：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秘密勾结，疯狂活动，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为了及时粉碎这个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反革命集团，10月6日晚8时，党中央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
叶剑英大声向与会同志强调：把他们统统抓起来了。
华国锋宣读了毛泽东对“四人帮”所作的多次严厉批评和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重要指示，说明粉碎“四人帮”的由来和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的原因。
10月7日凌晨，叶剑英在会上作了《粉碎“四人帮”斗争的伟大胜利》的重要讲话。
华国锋回顾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玉泉山会议的情况时说：
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目的得逞，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严惩他们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舆论部门都被他们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这种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不可采取的办法。经过讨论，政治局一致表示拥护。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10月6日夜晚一直开到10月7日凌晨。中央政治局成员在发言中表示，完全赞成华国锋、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行动，愤怒谴责“四人帮”的罪行。会议一致通过叶剑英的提议，推选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会议决定尽快召集各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京，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会议结束后，汪东兴向在外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李德生（当时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韦国清（当时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许世友（当时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赛福鼎（当时担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一一打电话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决策和推选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他们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上述决定。
陈锡联回忆说：
10月6日晚上，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代表党中央采取行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隔离审查。卫戍区的部队把“四人帮”的几个死党也抓了起来。
按照约定，我当天晚上没有外出，在家等电话。电话铃声响，我拿起电话，华国锋说：“事情解决了。”我放下电话，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我招呼工作人员：“备车，上玉泉山。”
……10月6日晚上，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向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通报了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决定。次日，我向驻京部队各大单位的负责同志通报了中央的决定。与会同志得知“四人帮”被解决了，群情振奋，热烈鼓掌欢呼，有的同志因情绪过于激动而晕倒在会场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坚决拥护中央政治局采取的行动。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爆发初期，“中央文革小组”到处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时，广大党政军领导干部就对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实际上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思想上的抵触情绪。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起来，维护党的正确原则，同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进行殊死的斗争。张志新就是一位杰出代表。
1967年2月，以上海“一月风暴”为开端，在全国刮起“夺权”之风时，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大闹怀仁堂”、“大闹京西宾馆”，怒斥江青集团的倒行逆施。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邓小平和叶剑英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的政治基础。
1976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邓小平认为：“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四人帮’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1974年、1975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四人帮’的面貌，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尽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李先念文选》第157条注释对粉碎“四人帮”作了概括：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9月1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月1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后经他们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于10月6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实行隔离审查。这一措施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欢呼与坚决支持。
中共中央指出：“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粉碎“四人帮”，标志着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
“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后来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