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了铺盖，大伟就和畜牧站长一起下乡蹲点了。畜牧站长姓韩，是个很和善的人，说话总是微风细雨。
和五六十年代不同，那时候上面派下去的工作队是哪里艰苦就到哪里蹲点，如今是哪里条件好哪里富裕就选哪里。樊祠村比邻省道，地处平畈，畈中有一条人工渠，环境条件优越。前任县委书记曾在这里挂过点。
工作队的领队是县委政研室的花科长。花科长会写材料，还会写新闻报道，是政研室的笔杆子，曾经当过县委书记的秘书。他几乎烟不离手，抽的都是红塔山。
一开始，工作队在村里各家各户吃派饭，但吃了不久就吃不下去了，原因是老百姓有抵触情绪。县里要在县委书记挂点的村搞百亩“两杂吨粮百斤油”示范片，全村只准种双季杂交稻和杂交油菜，不准种中稻，不准种绿肥，也不准种其他作物。
派饭吃不下去了，工作队只好跟村委会搭伙。
花科长说：“樊祠村的老百姓有点刁，不服管理。”
村主任说：“不怪他们，工作队驻点时间长的村都这样。都是上面给惯了的。上面下达各种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老百姓不配合，上面拿他们没有办法，就给钱给物笼络他们，时间一长，就形成这种惯性了。”村里的工作基本是村主任在主持，村支书落得清闲。
韩站长说：“也不能完全怪老百姓。70年代，我给公社书记当通讯员，那时候我二十出头，天天随公社书记骑车下乡，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走到哪里老百姓都欢迎我们。在陆水水库工地，公社书记戴顶草帽，同老百姓一起比赛跳土，你追我赶，那火热的场面我至今还记得。如今，我们的干部，还有谁同老百姓一起下地劳动呢？”
花科长吊起了脸。村主任看了花科长一眼，想说什么，却没有作声。他递了一支烟给花科长，是金芙蓉。花科长没接。村主任又递给韩站长，韩站长摆摆手，说不抽。花科长掏出了自己的红塔山，递一支给村主任。村主任赶忙给花科长点上了火。
大伟坐得有些远，他们都忽略了他的存在。
韩站长比花科长大十来岁，花科长称他老韩。
“老韩呀，”花科长说，“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思想太保守。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是艰苦奋斗的那一套？你要好好地换换思维了。”
韩站长的脸顿时红了。
大伟下去的时候带了几本诗集和诗刊，闲下来就夹到腋窝下躲到没人的地方翻看。后来还是让花科长知道了。花科长说，你是下来指导农业生产的技术人员，不要读那些闲诗，还是学一学技术方面的知识为好。花科长手里夹着烟，口里慢腾腾地吐出了一朵云。
花科长不让读，大伟就把那些诗集和诗刊锁进了抽屉里。大伟有些失落，有些茫然无措，像掉了魂一样。
大伟暗恋一个女孩，她是单位的打字员兼收发员，他为她写了很多诗，却从来没有向她出示过。她是临时工，没有城镇户口，长得单薄，脸有些黑，扎一根长辫子。单位的人都叫她黑妹。她不爱说话，也很少笑，她笑的时候只是嘴角微微地一动。他喜欢她的笑。他也叫她黑妹，她不应，只是低下头去。
秋冬播结束了。村里为工作队加了一餐，花科长就宣布放大家两天假。
回到单位，大伟来到传达室，看有没有他的信件。翻了一阵，没翻到，黑妹进来了。她递给他几封印有某编辑部字样的信件。不用看，他就知道是退稿信。她说，我看见你回来了。你的信我都给你单独留着。他说，谢谢你。她的嘴角微微地一动。
刚分来的大学生和幼儿园女老师的爱情进展迅速，现在已经同居在他们的单身宿舍了。他向大伟宣布，年底他们就要结婚了。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们现在的单身宿舍要做他的婚房，大伟要搬出去了。
可是搬哪里去呢？秦魏那里是不可能的，他经常带不同的女人回来，他肯定不希望别人插入他的私生活。那个独居的叫艳红的女人那里更不可能，再说他们也没有那层关系。唯一的办法就是和韩站长一起住。但韩站长的老婆也一个月来城里住几日，他要搬进去，也有诸多不便。
没想到韩站长主动找到他，跟他说：“大伟，我知道那个和你同宿舍的大学生要结婚了，你就搬到我这里来住吧，不碍事。”
大伟说：“可是，您爱人……”
“她知道我在乡下驻点，她就不来城里了。再说，就是她来了，我也可以安排到单位的招待所住。你不用担心。”韩站长回应道。
就这样，大伟就和韩站长住到了一起。韩站长不抽烟，也不喝酒，喜欢看一些专业方面的书。他有时也和大伟讨论文学。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文学爱好者。
大伟说，“你写过诗吗？”
韩站长呵呵一笑：“写过，写过，都是打油诗，见不得人，扔了。”韩站长忽然收住了笑。“花科长说得对，你还是少写些诗，写诗毕竟不是你的工作，不能当饭吃。年轻人还是要以工作和事业为重。你说是吗？”
大伟不说话了。他把那些退稿信悄悄地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
韩站长有严重的脚气，脱了鞋放在床下，熏得大伟一阵昏眩。韩站长的鼾声更是如山洪暴发浩浩荡荡。大伟用被子蒙了头，还是睡不着，又把耳机塞进耳朵，听了一阵收音机，头却愈发清醒。干脆坐起，打了手电筒，看起书来。
韩站长忽然醒了说：“大伟，还没睡？是我的鼾声吵着你了吧？”
大伟放下书说：“没，没有。您睡……”
“一定是我的脚气熏着你了。”韩站长坐起来说，“唉，这都是当兽医落下的毛病。”
“您是说，您当兽医，落下了脚气的毛病？”大伟问。
“是啊。那时候，我刚当公社武装部长，因为检举公社副书记利用特权贪污腐化，副书记被批下了台。‘文革’后，我被划成了‘三类人’，什么职务都没有了，下到了兽医站。这一干就是5年，每天牛栏猪圈的，就落下这毛病了。”
“您是下级，您敢批公社副书记？”大伟有些不敢相信。
“那时候，不管是谁犯了错误，不管你官有多大，老百姓都可以揭发和斗争，直到你认错为止。那位公社副书记现在是县长，他倒是还记得我。前些时他下乡调研，到了他曾经担任公社副书记的乡，问起我来，他对乡长说，老韩是个好同志啊，你能不能把他找来，我跟他说几句话。乡长就把我叫去了。县长说，老韩同志，我要感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指出我的错误，揭发和斗争了我，我可能就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了啊。虽然有些揭发是根据道听途说，但我确实利用职权生活腐化了啊。他又问起了我的近况，得知我身体不好，女儿在家待业，老婆还是农村户口，他动感情了。他说，老韩同志工作了20多年，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怎么能因为他说了几句真话，揭发和斗争了我们领导干部的错误和不良行为，就被划为‘三类人’呢？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地对待人民群众的揭发和批评，又怎么能修正错误改进我们的工作呢？我记得国外有句名言：对恶行保持沉默，就是对善良的戕害。如果人人对社会不良现象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没有人敢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这个社会迟早要完蛋！老韩同志不是‘三类人’，他是真正的坚持原则的好同志！他当即对乡长说，你把老韩同志的情况整理一份材料，报到县里来，我要给他平反，落实政策！这样我就被调到了县里，我女儿进单位当了临时工。这次下乡蹲点是我主动要求的。”
“您女儿她，怎不见来看您？”大伟说。
“在一个单位，还需要见不见的？她在学打字，兼做收发室有张折叠床，晚上打开了睡。”
“您是说，那个艳红，是您女儿……”大伟怔了一怔。
“都是我耽误了她啊……”韩站长把手抚在额头上，躺下身去，说，“睡吧，时候不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