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山河蒙尘：东北沦陷与抗争的岁月

一、日本侵华野心初现

明治维新后的扩张之路

19世纪中叶，日本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国内封建幕府统治腐朽，社会矛盾尖锐；国外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叩开了日本的国门，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主权受到严重侵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开启了明治维新的变革之路。

明治天皇即位后，大力推行改革。他积极倡导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制度，试图让日本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实现富国强兵。在政治上，建立起中央集权的近代国家体制；在经济上，推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大力发展近代工业和商业；在军事上，仿照西方建立起一支现代化的军队。

随着明治维新的推进，日本的国力逐渐增强，但也走上了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的道路。一些日本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认为，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要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必须向外扩张，获取更多的资源和市场。于是，他们制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

“大陆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征服中国和朝鲜，进而称霸亚洲。这一政策的制定并非偶然，它是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潮泛滥的结果。明治天皇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大陆政策”的具体制定，但他的支持和鼓励为这一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在“大陆政策”的指引下，日本开始了一系列的侵略行动。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渔民在台湾遇害，出兵侵略台湾；1875年，日本制造江华岛事件，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的国门；1894年，日本又挑起甲午战争，打败了清政府，强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占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等大片领土，并获得了巨额赔款。

甲午战争的胜利，让日本尝到了侵略扩张的甜头，也进一步刺激了其军国主义野心。此后，日本不断加大军事投入，扩充军备，为进一步的侵略行动做准备。同时，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想也愈发猖獗，对民众进行洗脑和煽动，鼓吹对外侵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日本明治维新后走上的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道路，给亚洲各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而“大陆政策”的确定，更是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提供了明确的战略指导，将日本一步步推向了战争的深渊，也为后来的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侵华事件埋下了伏笔。

东方会议与侵略纲领

1927年，日本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经济危机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为了制定更加明确的对华侵略政策，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

这次会议于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霞关外务省召开。参与会议的人员众多，其中包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关东军等部门的高级官员。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是会议的重要组织者之一，他是一个狂热的侵华分子，极力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的侵略政策。陆军省的代表们则强调军事力量在侵华过程中的重要性，他们渴望通过武力手段迅速打开中国的市场，获取更多的资源。海军省的官员们也积极参与讨论，为侵略行动提供海上力量的支持。

会议期间，各方代表围绕着对华侵略的具体策略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田中义一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明确提出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强调“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一言论充分暴露了日本妄图吞并中国、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和协商，会议最终确定了《对华政策纲领》。这个纲领将中国东北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区分开来，企图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纲领中还提出了对中国采取武力干涉的具体措施，包括在必要时派遣军队进入中国内地，以保护日本在华的利益。

东方会议结束后，田中义一将会议的内容整理成一份秘密文件，即《田中奏折》，并呈递给了天皇。《田中奏折》详细阐述了日本的侵略计划和战略步骤，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的重要指导文件。

东方会议的召开和《对华政策纲领》的确定，标志着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进一步升级。它为日本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等一系列侵略行动奠定了基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关东军的阴谋策划

在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野心驱使下，关东军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其中，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激进军国主义分子，更是为发动侵华战争进行了一系列阴险的阴谋策划。

板垣征四郎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他坚信日本应该通过武力征服中国，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和生存空间。他与石原莞尔一拍即合，两人开始秘密谋划如何挑起战争。他们认为，要想实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必须制造一个合适的借口，引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为了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多次秘密前往中国东北进行实地勘察。他们仔细研究了东北的地形地貌、军事部署和社会情况，绘制了详细的地图，标注出了重要的军事目标和战略要点。同时，他们还与关东军内部的其他激进分子进行了频繁的沟通和协调，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和参与。

在策划过程中，板垣征四郎等人还积极煽动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情绪。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本民众宣传中国东北的“重要性”和“威胁性”，声称中国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必须通过武力手段加以保护。他们还组织了一些所谓的“民间团体”，在日本国内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对中国东北发动战争。

与此同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对板垣征四郎等人的阴谋策划给予了支持和配合。本庄繁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军人，他渴望在自己的任期内为日本立下赫赫战功。他默许了板垣征四郎等人的行动，并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和支持。在本庄繁的支持下，板垣征四郎等人的阴谋策划得以顺利进行。

经过长时间的精心策划，板垣征四郎等人终于制定出了一个详细的作战计划。他们决定在南满铁路沈阳柳条湖路段制造一起爆炸事件，然后嫁祸给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发动对中国东北的全面进攻。这个计划得到了关东军高层的批准，并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在阴谋策划的过程中，板垣征四郎等激进军国主义分子不择手段，他们的行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本庄繁等关东军高层的支持和配合，也使得日本的侵略野心一步步变成了现实。一场震惊中外的战争即将爆发，中国东北的命运也将因此而发生巨大的改变。

二、东北大地惨遭沦陷

九一八事变爆发

1931年9月18日，夜幕降临，沈阳城被一层无形的紧张氛围所笼罩。日本关东军按照之前的阴谋策划，开始了他们罪恶的行动。

当晚10时20分左右，在南满铁路沈阳柳条湖路段，日本关东军的河本末守中尉带领几名士兵，偷偷地将42包黄色炸药放置在铁轨一侧。随着一声巨响，炸药爆炸，一段路轨被炸毁。这是日本关东军精心制造的假象，他们妄图以此为借口，挑起对中国的战争。

爆炸发生后，日本关东军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在爆炸现场附近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上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与此同时，早已埋伏在附近的日军开始向北大营发起攻击。

北大营是东北军的重要军事驻地，驻守着8000名守军。然而，面对日军的突然袭击，北大营却陷入了混乱之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之命，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这一命令让北大营的守军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们虽然愤怒，但却不得不执行命令。

日军的攻击异常猛烈，炮弹如雨点般落在北大营的营区内。营区内顿时火光冲天，硝烟弥漫。许多士兵在睡梦中被惊醒，他们来不及穿上衣服，就被迫拿起武器进行抵抗。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和有效的抵抗措施，北大营的守军很快就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在日军的攻击下，北大营的防线逐渐被突破。日军冲进营区，对守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许多士兵在抵抗中壮烈牺牲，还有一些士兵则被迫撤离北大营。

沈阳城内的局势也十分紧张。爆炸声和枪炮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市民们被吓得惊慌失措。他们纷纷逃离家园，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街道上一片混乱，人们的呼喊声和哭声交织在一起。

面对日军的侵略，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纷纷做出了反应。9月19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抗日本的侵略。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也举行了游行示威，抗议日本的侵略行为，要求政府采取坚决的抵抗措施。

然而，国民党政府却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蒋介石下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将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调解上。这一政策使得日军得以迅速扩大侵略范围，东北三省相继沦陷。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其妄图吞并中国、称霸亚洲的重要步骤。这一事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火，从此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

东北军的不抵抗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那个紧张夜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接到了张学良的命令。张学良认为日军此举或许只是小规模的挑衅，不想将事态扩大，以免引发全面战争，于是下令东北军“不准抵抗”。荣臻虽心中忧虑，但还是传达了这一命令，要求北大营的8000名守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这一命令如同一块巨石，在北大营守军心中激起了千层浪。许多士兵对这一命令感到难以置信和愤怒，他们眼睁睁看着日军在眼前肆虐，却只能将手中的武器放下。然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尽管满心不甘，他们还是开始执行命令。

此时，日军的攻击愈发猛烈。他们仗着东北军不抵抗，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北大营推进。炮弹不断地在营区内爆炸，房屋被炸毁，树木被烧焦，整个北大营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

北大营的守军们在混乱中试图组织起一些抵抗，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和有效的武器，他们的抵抗显得十分微弱。一些士兵在放下武器后，被日军残忍地杀害；还有一些士兵试图突围，但在日军的火力封锁下，大多都倒在了血泊之中。

日军的一个小队冲进了北大营的一个营房，里面的士兵们按照命令将枪放在了一边。日军见状，露出了狰狞的笑容，他们端着枪，对着手无寸铁的士兵们扫射起来。士兵们纷纷倒地，鲜血染红了地面。

在另一个地方，一群士兵试图拿起武器进行抵抗，但很快就被日军的机枪火力压制住了。日军步步紧逼，士兵们只能边打边退。在激烈的战斗中，许多士兵受伤，但他们依然坚持战斗，直到最后一刻。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大营的防线逐渐被日军突破。日军从各个方向冲进了营区，对守军进行了疯狂的屠杀。8000名守军在日军的攻击下，伤亡惨重，最终被击溃。

那些侥幸突围出来的士兵们，带着悲愤和不甘离开了北大营。他们回望那片被战火吞噬的营地，心中充满了痛苦和无奈。北大营的沦陷，不仅是东北军的一次重大失败，更是中国人民的一次沉重耻辱。而东北军的不抵抗政策，也让日军更加嚣张跋扈，加速了东北三省的沦陷。

日军全面进攻与东北四省沦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犹如一群恶狼，开始向中国东北发起全面进攻。他们妄图以最快的速度占领整个东北，将这片富饶的土地纳入日本的版图。

9月19日上午8时，在几乎未受到有效抵抗的情况下，日军便将沈阳全城占领。这座东北重镇，曾经繁华热闹，如今却被日军的铁蹄肆意践踏。随后，日军沿着南满铁路、安奉铁路迅速推进，先后攻占了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18座城镇。这些城市的沦陷，让东北的局势变得更加危急。

长春地区的东北军曾自发进行反击，他们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然而，由于力量悬殊，战至次日，长春还是不幸陷落。日军的第2师主力继续向北推进，于9月21日占领了吉林。吉林市的大街小巷弥漫着硝烟和恐惧，百姓们纷纷逃离家园，流离失所。

在黑龙江，局势同样严峻。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他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在这场战斗中，中国守军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最终，由于寡不敌众，11月19日，日军攻陷了齐齐哈尔。这座城市的沦陷，让黑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落入了日军的手中。

1932年1月，日军开始南下进攻锦州。锦州是东北通往关内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在锦州的防御十分薄弱。日军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就顺利地攻克了锦州。至此，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基本被日军占领。

但日军的野心并未就此满足，他们将目光投向了热河省。热河省地处东北与华北的交界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933年1月，日军开始向热河发动进攻。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贪生怕死，在日军进攻前就携带大量财物逃离了承德。3月4日，日军仅以128名骑兵就轻易地占领了承德。随后，日军迅速向热河全境推进，在短短十几天内，就占领了热河省。

从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3年3月热河省沦陷，在短短18个月的时间里，辽、吉、黑、热东北四省全部被日军占领。东北大地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日本侵略者在这片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无数的家庭支离破碎，无数的百姓惨遭杀害。

沈阳、长春、吉林、齐齐哈尔、锦州、承德等这些重要城市的沦陷，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它们见证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贪婪，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东北人民并没有被日军的侵略所吓倒，他们纷纷拿起武器，与日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和尊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三、民众陷入水深火热

城市的惨状

日军占领沈阳后，这座曾经繁华的城市瞬间沦为人间炼狱。居民住宅成为日军肆意炮击的目标，炮弹如雨点般落下，房屋在爆炸声中纷纷倒塌。许多家庭还未来得及逃离，就被埋在了废墟之下。

在沈阳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被烧毁的房屋残骸，浓烟滚滚，刺鼻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一些侥幸逃脱的居民，只能带着家人在街头流浪，他们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一位老人看着自己被炸毁的家，瘫坐在地上，老泪纵横，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这日子可怎么过啊！”

日军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射杀行人，他们把杀人当成了一种乐趣。街头巷尾不时传来枪声，无辜的百姓倒在血泊之中。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在街上奔跑，试图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然而，一名日军士兵却无情地向他们开枪，母亲和孩子双双倒下。周围的人们惊恐地看着这一幕，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生怕引来日军的注意。

工厂和学校也未能幸免。日军将工厂里的机器设备全部破坏，把原材料洗劫一空。许多工人失去了工作，生活陷入了困境。他们站在被破坏的工厂前，满脸无奈和悲愤。学校里，桌椅被砸得粉碎，书籍散落一地。孩子们失去了学习的场所，他们只能躲在家里，听着外面的枪炮声，心中充满了恐惧。

在沈阳俱乐部，原本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地方，如今却成了日军屠杀的场所。9月19日夜，日军架起机关枪，向俱乐部疯狂射击。子弹穿进屋内，门外的汽车多被击毁。俱乐部里的人们惊慌失措，四处逃窜，但大部分人都倒在了日军的枪口下。鲜血染红了地面，场面惨不忍睹。

沈阳迫击炮厂更是一片狼藉。多名卫兵被杀，工人死者到处都是。日军的暴行让整个工厂充满了死亡的气息。一些工人的家属来到工厂寻找亲人，当他们看到亲人的尸体时，悲痛欲绝，哭声回荡在工厂的上空。

除了沈阳，其他被日军占领的城市也同样遭受着惨无人道的破坏。长春、吉林等地，日军所到之处，机关、学校、商店、民宅等被烧毁的不计其数。居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普通市民们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不知道下一刻灾难是否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夜晚，城市里一片死寂，只有偶尔传来的枪炮声和人们的哭声。孩子们不敢出门玩耍，大人们也不敢轻易外出寻找食物。他们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祈祷着战争早日结束，生活能够恢复平静。然而，在日军的残暴统治下，这样的愿望显得是那么的遥远。

农村的灾难

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东北城市后，将罪恶的黑手伸向了广大农村地区。为了加强对农村的控制，切断农民与抗日力量的联系，他们强制推行归屯并户政策，制造了大量的“集团部落”和“无人区”。

所谓归屯并户，就是日军强迫分散居住的农民离开自己的家园，集中迁移到指定的“集团部落”中居住。这些“集团部落”通常是在日军的监视下匆忙建成的，条件十分恶劣。部落周围被筑起了高高的围墙和铁丝网，设有岗楼和哨卡，农民们的行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在迁移过程中，日军采取了极其残暴的手段。他们放火烧毁农民的房屋，强迫农民离开故土。许多农民不愿意离开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进行了反抗，但都遭到了日军的残酷镇压。一些农民被枪杀，一些农民被抓进监狱，他们的家人也受到了牵连。

一位姓张的老农，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个小村庄里。当日军来强迫他们归屯并户时，他坚决不肯离开。日军恼羞成怒，放火烧了他的房子，还打死了他的儿子。老张悲愤交加，但无奈之下，只能带着家人被迫前往“集团部落”。

农民们被赶入“集团部落”后，面临着饥饿、疾病和死亡的威胁。“集团部落”内的土地十分有限，根本无法满足众多农民的耕种需求。而且，日军还严格控制粮食的分配，农民们只能得到少量的粮食，根本无法填饱肚子。许多农民不得不靠吃野菜、树皮来维持生命。

由于居住环境拥挤、卫生条件差，疾病在“集团部落”内迅速蔓延。传染病如霍乱、伤寒、鼠疫等肆虐横行，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部落里没有医生和药品，患病的农民只能在痛苦中挣扎。一位年轻的母亲看着自己生病的孩子，却无能为力，只能默默地流泪。

除了“集团部落”，日军还制造了大量的“无人区”。他们将一些山区和偏远地区的村庄全部烧毁，把村民赶走，使这些地方成为无人居住的区域。“无人区”内一片荒芜，树木被砍伐，房屋被摧毁，曾经生机勃勃的农村变得死气沉沉。

在“无人区”周围，日军布置了大量的军队和岗哨，严禁任何人进入。一些农民为了寻找食物和水源，冒险进入“无人区”，但往往会被日军发现并杀害。

日本侵略者在农村强制推行归屯并户，制造“集团部落”和“无人区”的行为，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们的生活陷入了绝境，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然而，农民们并没有屈服，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然坚持与日军进行斗争，为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尊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殖民统治下的生活

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后，便开始了对东北人民残酷的奴役和殖民统治，妄图从各个方面彻底控制这片土地和人民。

在文化教育领域，日本强制东北人民学习日语。学校里，日语被列为最重要的课程，取代了汉语的主导地位。教师们被迫按照日本的教学大纲授课，向学生灌输日本的文化和价值观。孩子们从小就要学习日语的发音、语法和词汇，背诵日本的诗歌和文章。许多学生因为不适应这种教学方式，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但如果学不好日语，就会遭到老师的打骂和惩罚。

除了语言，日本还试图篡改历史。历史课本中，对中国的历史进行了歪曲和篡改，美化日本的侵略行为，将其说成是对东北的“开发”和“建设”。他们试图让东北的下一代忘记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顺民。

在经济方面，日本推行物资“统制”政策。他们对东北的重要物资，如粮食、煤炭、钢铁等进行严格的控制和垄断。农民们辛苦种植的粮食，大部分都被日军征收，只留下少得可怜的一部分供自己食用。许多农民因此陷入了饥饿和贫困之中。

工厂里的工人也受到了残酷的剥削。他们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却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而且，工厂的生产计划完全由日本控制，生产出来的产品大多被运往日本，用于支持其战争需求。工人们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劳作，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许多人因为工伤和疾病而死亡。

在日常生活中，日本强迫东北人民向日本天皇行遥拜礼。每天清晨，人们都要在指定的地点集合，面向日本天皇居住的方向，低头行礼，表达对天皇的“敬意”。如果有人不遵守这个规定，就会被视为对天皇的不敬，遭到严厉的惩罚。

这种殖民统治让东北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也激起了民众强烈的反抗情绪。一些有识之士秘密组织起来，成立了地下抗日组织。他们在城市和农村中宣传抗日思想，组织群众进行抵抗活动。

在学校里，一些爱国教师不顾日本的禁令，偷偷地向学生传授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学生们也自发地组织起来，抵制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他们在课堂上故意捣乱，不认真学习日语，以表达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不满。

在农村，农民们也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他们拒绝向日军缴纳粮食，甚至组织起来袭击日军的粮库和运输队。一些农民还加入了抗日义勇军，拿起武器与日军进行战斗。

在城市里，工人阶级也成为了抗日的重要力量。他们通过罢工、破坏工厂设备等方式，来反抗日本的经济剥削和殖民统治。一些工人还为抗日组织提供情报和物资支持，为抗日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日本在东北实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但东北人民并没有被屈服。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进行反抗斗争，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和尊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的反抗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四、抗日情绪悄然酝酿

民众的自发反抗

九一八事变的枪声，如同一记重锤，敲醒了东北民众心中的爱国热血。面对日军的残暴侵略，他们没有选择坐以待毙，而是自发地组织起了义勇军，毅然投身到抵抗日军的战斗中。

马占山将军领导的江桥抗战，便是东北民众自发反抗的典型代表。1931年11月4日，日军在汉奸张海鹏的配合下，向黑龙江省嫩江桥发起进攻。马占山将军临危受命，率领黑龙江省的爱国官兵和义勇军，在江桥一带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除了江桥抗战，东北各地的义勇军也纷纷展开了抵抗活动。他们在山林中、在田野里，与日军进行着游击战。他们袭击日军的运输队、破坏日军的通讯设施、攻打日军的据点，让日军不得安宁。

义勇军的战士们来自不同的阶层，有农民、工人、学生、商人，还有一些旧军队的官兵。他们虽然身份不同，但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赶走日本侵略者，保卫自己的家园。他们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充足的物资供应，但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战斗。

在战斗中，义勇军们展现出了高尚的精神风貌。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在困难面前从不退缩。他们把生死置之度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的英勇事迹，激励着更多的人加入到抗日的行列中来。

东北民众自发组织的义勇军，虽然在武器装备和军事力量上远远不如日军，但他们的爱国精神和反抗意志却无比强大。他们的抵抗活动，为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也为全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学生与各界的呼吁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愤慨。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们率先行动起来，他们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在北平，数千名学生涌上街头，他们高举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还我东北山河”等标语牌，高呼着口号，声震云霄。学生们的队伍浩浩荡荡，从学校出发，穿过繁华的街道，向国民党当局的驻地进发。他们要求政府立即出兵抵抗日军的侵略，保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

在上海，学生们的游行示威活动更是声势浩大。上海的各大高校联合起来，组织了大规模的请愿团。学生们冒着风雨，步行数公里，来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门前。他们在门前静坐示威，要求政府给予明确的答复。一些学生代表还进入政府大楼，与官员们进行面对面的谈判。他们言辞激烈地指责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政府采取坚决的行动，收复东北失地。

除了游行示威和请愿活动，学生们还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抗日思想。他们组织演讲队，到街头巷尾、工厂农村进行演讲，向广大民众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呼吁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他们还创办了各种抗日刊物，如《抗日先锋》《救国呼声》等，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日本的侵略阴谋，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侨居海外的爱国华侨们也纷纷行动起来，他们心系祖国，积极为抗日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国家，华侨们组织了各种抗日团体，开展募捐活动。他们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捐物，为国内的抗日军队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支持。一些华侨还亲自回国，参加抗日义勇军，直接投身到对日作战的前线。

在东南亚地区，华侨们的抗日热情同样高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家的华侨们，不仅捐款捐物，还组织了华侨义勇军。他们经过严格的训练，回国后奔赴抗日战场。这些华侨义勇军作战勇敢，不怕牺牲，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和尊严做出了重要贡献。

社会各界也纷纷发出抗日呼声。工商界人士积极响应，他们组织罢市、抵制日货等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文化界人士则通过创作诗歌、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宣传抗日思想，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怀。一些知名的作家、艺术家，如鲁迅、郭沫若、田汉等，都用自己的笔作为武器，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鼓舞民众的抗日斗志。

宗教界人士也加入到了抗日的行列中。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团体纷纷发表声明，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呼吁信徒们团结起来，为抗日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一些宗教界人士还组织了慈善活动，为抗日将士和难民提供帮助。

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的游行示威、请愿活动，侨居海外爱国华侨的捐赠和参战，以及社会各界的抗日呼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抗日洪流。这股洪流表达了全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愤慨和坚决抵抗的决心，也给国民党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促使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抗日政策。

共产党的号召与领导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反应。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宣言中言辞激烈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残暴行径，明确指出日本的侵略是其妄图吞并中国、称霸亚洲的重要步骤。同时，中共中央向全国民众发出了团结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呼吁各阶层人民摒弃分歧，共同抵抗外敌入侵。

这份宣言如同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全国人民抗日的道路。它让广大民众清楚地认识到日本侵略的本质和危害，激发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爱国热情和反抗精神。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等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在东北，中国共产党更是积极组织和领导抗日斗争。事变发生后不久，中共满洲省委就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制定了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策略。他们派出大批党员干部深入农村、矿山、林区，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

这些党员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宣传抗日思想，讲解抗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们与农民、工人、猎人等各阶层人民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难，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他们的努力下，一支支抗日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在东北大地崛起。

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优秀的共产党员，成为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杰出领导者。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活跃在长白山一带。他们熟悉当地的地形地貌，利用山林的掩护，与日军展开了灵活多变的游击战。他们袭击日军的据点、运输队，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和通讯设施，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赵尚志率领的北满游击队，在松花江流域与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他们不畏严寒，不惧强敌，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在战斗中，赵尚志身先士卒，指挥若定，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风范。

周保中领导的吉东游击队，在牡丹江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活动。他们与当地的群众紧密结合，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游击队在群众的掩护下，神出鬼没地打击日军，让日军防不胜防。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分散的抗日游击队逐渐发展壮大，相互配合，形成了强大的抗日力量。他们不断总结战斗经验，改进战术，提高了战斗力。同时，他们还加强了与其他抗日武装的联系与合作，共同抗击日军。

到1933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游击队已经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力量。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战斗，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为保卫东北的领土和尊严，为全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英勇事迹，激励着更多的人加入到抗日的行列中来，也让全国人民看到了抗日胜利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