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继嗣继统之争

嘉靖皇帝朱厚熜是兴献王朱祐杬的独子，幼年多病⁽⁵³⁾，是故坐学书斋，甚少嬉游，奠下深厚的治学基础，尤其熟悉典章制度与礼仪实践，与人交际“周旋中礼”⁽⁵⁴⁾，“俨然有人君之度”⁽⁵⁵⁾。当兴献王朱祐杬薨逝时（1519），朱厚熜年仅十三岁，却能以世子身份，妥善处理兴藩大小事务，无人趁机盗窃或作乱，“府中肃然”⁽⁵⁶⁾，可见朱厚熜之能力，其不苟言笑的行为举止，常给人“少成若出于天性”⁽⁵⁷⁾的印象。

明朝的皇位继承制度，以嫡长亲疏的血缘论为基础。⁽⁵⁸⁾当正德皇帝在位时，便有人猜测朱厚熜是最有可能的皇位继承人选。当朱祐杬薨逝时，昭圣皇太后便以皇帝名义，加恩兴藩，不但为朱祐杬辍朝三日，还赐美谥“献”，派遣专使，主持丧礼，并允许朱厚熜以世子身份暂管兴藩，给养赡米三千石，恩典不可谓不重，远超过其他藩王。不久后，正德皇帝病重，礼部应兴献王妃蒋氏（朱厚熜之母，即后来的章圣皇太后）的请求，特别破例，准许朱厚熜提前袭兴王爵，无须等到三年除服后。⁽⁵⁹⁾朝廷屡屡优赏兴藩、褒奖朱厚熜的举动，让人纷纷推测朝廷是为了提高朱厚熜的政治地位，让他日后能以藩王身份获得皇位候选人的资格。⁽⁶⁰⁾

武宗驾崩的隔天，迎奉队伍就急忙前往安陆，欲迎接朱厚熜入京继位。⁽⁶¹⁾当他们将抵达安陆时，有人认为《武宗遗诏》已有“嗣皇帝位”字样，于是主张用天子礼（五拜三叩头）迎接朱厚熜。⁽⁶²⁾但礼部尚书毛澄则大力反对，主张用亲王迎奉礼，诘问道：“若现在用天子礼奉迎，举行即位典礼时，又该用什么仪式？难道要废除劝进辞让等仪式（以皇太子身份即皇帝位的登基仪式）吗？”⁽⁶³⁾由此可知，《武宗遗诏》的“嗣皇帝位”字句，容易使人产生疑虑，无法完全厘清朱厚熜的身份。

朱厚熜接到诏书和金符后，深感不安，于是私下与母妃蒋氏、兴藩长史袁宗皋（1453—1522）商议入京事宜，拟定随行名单，以保护自身安全。由于史料阙漏，无法知晓商议内容。但若从兴献王妃蒋氏的提醒语⁽⁶⁴⁾来看，或能推测兴藩人马担忧北京的政局不稳，因而事先设想对应之道。朱厚熜等人出发后，十分低调，拒绝各地官员馈赠，或私下招待，坚持不扰百姓⁽⁶⁵⁾，让官民耳目一新，“喜跃相告”⁽⁶⁶⁾，交相称赞朱厚熜的朴素节俭。

四月二十一日（壬寅），朱厚熜一行人抵达北京郊外的良乡，即将入京，但礼部派来的代表却为“入门礼”与兴藩人马发生口角。双方争执的原因是礼仪状。礼部拟定的礼仪状，采用藩王入门礼，即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登基仪式则采皇太子即位礼，即先立朱厚熜为皇太子，再举行即位仪式。可以说，礼部的安排是让朱厚熜以皇太子身份，承接孝宗一系的宗统，再即皇帝位，续接君统。

对内阁与礼部来说，这项安排不但依礼有据，也可以让朱厚熜具备“皇太子”身份，以强调朱厚熜与孝宗弘治皇帝的父子关系，符合《皇明祖训》的“兄终弟及”规定。⁽⁶⁷⁾可是，兴藩人马却不以为然，认为《武宗遗诏》既已宣布朱厚熜嗣皇帝位，应是天子身份，不当用藩王入门礼，更不能用皇太子即位礼，错认孝宗为皇考。朱厚熜本人也相当不悦，向兴藩长史袁宗皋抱怨“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⁶⁸⁾，表达对礼部的不满。袁宗皋也附和：主上聪明仁孝，所见即是。⁽⁶⁹⁾因此，朱厚熜拒绝礼部的安排，不愿立即进京，命礼部重拟礼仪状，兴藩一行人遂在良乡逗留，暂停进京。

四月二十二日（癸卯），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前往北京郊外，向朱厚熜说明礼部的用意：朱厚熜既然尚未即位，其身份仍是藩王，应采藩王入门礼；在登基仪式上，则视朱厚熜为未嗣位的皇子身份，应采皇太子即位礼。⁽⁷⁰⁾可是，朱厚熜认定自己是嗣皇帝身份，并非孝宗皇帝的嗣子身份，因而拒绝杨廷和等人的请求。⁽⁷¹⁾双方相持不下，顿成僵局。昭圣皇太后听到消息后，只好出面，代为斡旋，遂命礼部妥协，改让朱厚熜在行殿受笺劝进，再由大明门（皇城第一门，皇帝参加庆典出入之门）进入皇城，即皇帝位。⁽⁷²⁾

值得注意的是，劝进笺看似官样文章，却是朱厚熜与礼部之间用来传达讯息的工具，十分重要，有必要讨论。笺文内容：“（武宗）弥留之际，付托尤勤，亟诏辅臣，爰颁顾命。奉《皇明祖训》之典，稽兄终弟及之文，佑启圣人，传授神器。敬惟殿下聪明天纵，仁孝性成，以宪宗皇帝之孙，绍孝宗皇帝之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⁷³⁾详观笺文内容，传达了朝廷对朱厚熜身份的认定，表示朱厚熜之所以能继承皇位，乃据《皇明祖训》，依循“兄终弟及”之文，绍接孝宗皇帝之君统。

朱厚熜受笺的举动，似表明愿意接受皇太子的身份。再从朱厚熜为武宗服重丧二十七日来看，未悖“嗣统即行服”⁽⁷⁴⁾的传统，似遵照嗣皇帝为先君服丧的成规。⁽⁷⁵⁾尤其从朱厚熜奉迎生母的笺文来看，“大统既承，义贵致专于所后，至情攸系，恩当兼尽于本生，爰展孝怀，庸伸至养”⁽⁷⁶⁾，更能表现他接受“孝宗所后者”⁽⁷⁷⁾的态度。不过，也有人就入门礼一事，提出反证，如万历年间的徐学谟（1522—1593）和清代学者段玉裁便从入门礼之争，推论朱厚熜早已认定自己的天子身份⁽⁷⁸⁾，非后嗣孝宗的皇子身份，因而不愿遵从礼部的安排。段玉裁则批评朱厚熜不顾礼法，更视入门礼之争为“大礼议”的前兆。⁽⁷⁹⁾

目前无直接证据证明朱厚熜的心态，而学界对朱厚熜是否承认皇子身份之事，尚有争论。但从入门礼之争来看，可知嘉靖君臣对继位身份的认定，仍有极大的分歧。尤其是“绍孝宗皇帝之统”一语，更引发日后对“继嗣”“继统”的争论。若再对照四月二十二日的即位仪式，以及朱厚熜后来支持“继统不继嗣”的态度，似早有征兆，与入门礼之争互有呼应。由此可知，朱厚熜发起“大礼议”，不仅出于孝思，还因为嘉靖君臣各自对身份的认定不同。⁽⁸⁰⁾

四月二十二日正午，朱厚熜从大明门入宫，先派武定侯郭勋祭告天地，再遣建昌侯张延龄（？—1546）告谒宗庙社稷。朱厚熜则身穿孝服，祭拜大行皇帝（武宗）的灵柩，随后换上天子服饰，前往奉先殿和奉慈殿，祭拜祖宗，并以五拜三叩头礼，朝见昭圣皇太后，于奉天殿即位，至华盖殿接受朝贺，正式即位，是为嘉靖皇帝。⁽⁸¹⁾从嘉靖皇帝的登基仪式来看，可知省略了先立为皇太子的环节，直接以嗣皇帝身份，履行天子即皇帝位的仪式。⁽⁸²⁾换言之，嘉靖皇帝不愿执行册封皇太子仪式，即不承认自己是皇子身份。⁽⁸³⁾而且，嘉靖皇帝也将内阁原先拟定的年号“绍治”，改为“嘉靖”，表示自己非孝宗皇帝的接班人⁽⁸⁴⁾，也寄寓着“不敢荒宁，嘉靖殷邦”⁽⁸⁵⁾的施政目标。

四月二十七日（戊申），嘉靖皇帝命礼部商议兴献王的尊称事宜。⁽⁸⁶⁾由于《武宗遗诏》与《世宗即位诏》皆未说明嘉靖皇帝是承孝宗之统，或继孝宗之嗣，只模糊地说“属以伦序，入奉宗祧”而已⁽⁸⁷⁾，因此，当嘉靖皇帝命礼部议“大礼”时，杨廷和不敢轻忽，试图一举处理朱厚熜的身份疑虑。在杨廷和与多数朝臣看来，维护孝宗的君统是首要之事，又碍于“兄终弟及”规定，必须让朱厚熜成为孝宗皇帝的嗣子，名分两定，使皇位继承合于天理。是故杨廷和依据大宗小宗理论（皇嫡长子为大宗、为君统；其他皇子为小宗、为旁支。当大宗无嗣，小宗必须过继给大宗，续宗统，承君统），援引西汉汉成帝与北宋宋仁宗两例，指示礼部尚书毛澄“是足为据，宜尊孝宗曰皇考，称献王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母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自称侄皇帝名，别立益王次子崇仁王为兴王，奉献王祀”⁽⁸⁸⁾，即为“濮议论”。

为了防止有人出现异论，杨廷和摆出不容妥协的姿态：“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⁸⁹⁾可是，礼部侍郎王瓒（弘治九年进士）却欣赏当时进京应试的举人张璁之论点⁽⁹⁰⁾，当场反驳：“帝入继大统，非为人后，与汉哀、宋英不类。”⁽⁹¹⁾杨廷和生怕“大礼”徒生风波，暗中指使言官，弹劾王瓒，将王瓒外调南京礼部侍郎⁽⁹²⁾，改由侍读学士汪俊（弘治六年进士）升任礼部侍郎。⁽⁹³⁾杨廷和“有异议者即奸邪”这句话，形同缄口令。⁽⁹⁴⁾王瓒遭言官们劾去之事，也显示杨廷和控制言路，以言官为马前卒。若有人敢提出异论，将像王瓒一样受到惩戒。

若按照杨廷和的“濮议论”方案，嘉靖皇帝势必得脱离与朱祐杬（小宗）的父子关系，改称孝宗皇帝（大宗）为父。一旦嘉靖皇帝不愿接受后嗣孝宗的皇子身份，便不符合《皇明祖训》的“兄终弟及”规定，其继位资格自然备受质疑。换言之，“濮议论”不只剥夺了嘉靖皇帝尊崇父母的权利，也让皇帝的权威相对地被削弱。⁽⁹⁵⁾跟随嘉靖皇帝进京的兴藩人马，只有四十多人⁽⁹⁶⁾，虽分别安排在二十四衙门、锦衣卫、太仆寺、光禄寺及镇抚司等处⁽⁹⁷⁾，可惜人数不多，素质不高，难成气候。朝堂之上也呈现一面倒的局势，没人提出足以反驳“濮议论”的方案。更糟糕的是，嘉靖皇帝的谋士袁宗皋入京不久后，便逝世了，无法再出谋献策，让嘉靖皇帝益形孤立，无力反对“濮议论”，只好设法拖延。

五月七日（戊午），礼部再度召开廷议，杨廷和提出的“濮议论”获得一致的赞同。随后，礼部尚书毛澄向嘉靖皇帝报告结果，请求“大礼”按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例办理，嘉靖皇帝应当和汉哀帝（前25—前1）与宋英宗（1032—1067）一样，放弃原本的血缘身份，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对兴献王妃只能自称“侄皇帝”。为免兴藩无嗣，可让益王第二子朱厚炫过继兴藩，改称兴献王为父，袭兴王爵，延续兴献王的血脉。⁽⁹⁸⁾嘉靖皇帝听罢，怒斥毛澄：父母哪能更换？⁽⁹⁹⁾命礼部重议。

杨廷和选取汉代定陶王议⁽¹⁰⁰⁾与宋代濮议⁽¹⁰¹⁾，是为了增强说服力，引用历史事例，作为“大礼”依据。⁽¹⁰²⁾然而，汉代定陶王议与宋代濮议却不是好的典范。⁽¹⁰³⁾两案皆是先帝（汉成帝、宋仁宗）未崩逝前，先以皇嗣为名，收养汉哀帝、宋英宗于宫中，不符合嘉靖皇帝以外藩入继大统的情况，自然难以说服，只会让嘉靖皇帝更加抗拒。杨廷和等人主张的“濮议论”，实与宋代理学家程颐（1033—1107）的论调如出一辙。⁽¹⁰⁴⁾欲了解其中之礼意，必先简述宋代濮议之始末，以便与“大礼议”相比较。

宋代濮议案，肇于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宋仁宗无子继位，早在景祐二年（1035）便收养濮王赵允让（濮王和仁宗皆是太宗孙辈，是为堂兄弟）第十三个儿子赵宗实（后改名为赵曙）作为大宗正，却迟迟不与嗣子名分。直到嘉祐七年（1062），仁宗病重，赵宗实才被正式立为皇子，即后来的宋英宗。⁽¹⁰⁵⁾英宗病愈亲政后（1065），命礼官讨论尊崇濮王的礼仪，开启“濮议”之争。朝廷争论不休，冲突日甚，隐有延续庆历政争的迹象，因而引发各方势力的倾轧，最后造成派系对立的乱象。⁽¹⁰⁶⁾参知政事欧阳修（1007—1072）和宰相韩琦（1008—1075）等人，根据汉宣帝（前92—前49）、汉光武帝（前5—57）的历史先例，赞成尊亲，主张称濮王为“皇考”，立庙祭祀。⁽¹⁰⁷⁾天章阁待制司马光（1019—1086）与翰林学士王珪（1019—1085）反对尊亲，英宗皇帝的身份已是宋仁宗的过继儿子，主张称仁宗为皇考，改称濮王为皇伯，不称亲、不立庙，自称“侄”。⁽¹⁰⁸⁾濮王称“亲”与称“皇考”的意义，大有不同。前者是承认仁宗嗣子的身份，后者则不承认嗣子身份，坚持保有原来的血缘关系。双方各执己见，互相攻讦，终成水火之势。

濮议案发生后，宋代学术界也掀起激烈的论争，尤其是理学家程颢（1032—1085）、程颐赞成司马光的方案，极力反对欧阳修。程颐认为，英宗皇帝既已过继大宗，只能依照“为人后者为之子”的原则，切断与本生父母之关系，称濮王为皇伯，不应称皇考。程颐的看法，成为当时的主流意识。主张尊亲的欧阳修，被人指为奸佞，处境困难，“中外汹汹，莫可晓谕。而有识之士，知皇伯之议为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为奸邪。……由是有识之士，皆钳口畏祸矣”。⁽¹⁰⁹⁾濮议的结果是，英宗皇帝折中两派意见，以奉行皇太后的懿旨为由，才得以称亲立庙。濮议之争就在君臣双方都不满意的状况下落幕，宋英宗始终无法如愿称濮王为“皇考”，成为落败的一方。宋代濮议的案例，显示皇帝即便拥有极大的权势，仍必须谨守身份原则，依循名分礼秩的规范。

正德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乙亥），内阁首辅杨廷和偕同阁臣蒋冕、毛纪等人上疏，以“为人后者为之子”⁽¹¹⁰⁾立论：前代的议礼事例都不合义理，只有宋代程颐的意见可作“大礼”的范例。兴献王的香火延续，可暂由崇仁王朱厚炫承接，日后皇上生子，仍可过继皇子承接兴献王的宗脉。既不失伦理亲情，又不违背宗法大义，天理人情皆顾全。并附上宋代学者程颐对濮议案的看法⁽¹¹¹⁾，希望皇帝接受“濮议论”。⁽¹¹²⁾嘉靖皇帝再度拒绝了礼部的提议，杨廷和等人仍不愿放弃，又举出虞舜、东汉光武帝故事为例，指出贤君的首要之务，须置国家礼法于个人私情之前，并批评嘉靖皇帝只顾私情，无视正统大义。⁽¹¹³⁾为了让嘉靖皇帝接受“濮议论”，杨廷和等人使用缓兵之计，在兴献王主祀的部分略作让步，试图转移注意力，让嘉靖皇帝先承认嗣子身份。可是，杨廷和等人的妥协，根本不能让嘉靖皇帝满意，仍驳回再议。

七月三日（壬子），礼部观政进士⁽¹¹⁴⁾张璁上《正典礼》疏⁽¹¹⁵⁾，比先前给王瓒的建议更为全面。张璁极力反对“濮议论”，主张称兴献王为皇考，并批评杨廷和等阁臣出于私心，才会一再坚持考孝宗、母昭圣。这份奏疏是张璁反驳“濮议论”的基本论述⁽¹¹⁶⁾，亦是“人情论”的重要文本，有必要仔细评释。⁽¹¹⁷⁾细观此疏，有几个重点。

第一，揭示“大礼”不适用汉代定陶王与宋代濮议的原因。张璁指出，嘉靖皇帝的身份不同于汉哀帝与宋英宗。⁽¹¹⁸⁾汉哀帝和宋英宗自幼在宫中养育，早是嗣子身份，其“为人后”意义十分明确。但嘉靖皇帝乃奉《皇明祖训》和《武宗遗诏》入继大统，与汉、宋两代情况不同，不能随意套用。⁽¹¹⁹⁾

第二，张璁据《礼记》“礼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说明“圣人缘人情以制礼”之意⁽¹²⁰⁾，主张“礼”非固定不变，必须考虑现实人情和血缘伦理，“大礼”也不能盲从宋儒程颐，必须因应人情的需要，做出适当的处置。

第三，批评“濮议论”之非礼。⁽¹²¹⁾张璁指责杨廷和等人存有“欲尊孝庙”的私心，随意比附，欲使嘉靖皇帝“自绝其父母之义”⁽¹²²⁾，也批评朝廷众臣不明古礼，拘泥汉、宋两代先例，实为不知礼之人。

第四，据《武宗遗诏》与《皇明祖训》的条文，论证嘉靖皇帝的身份问题。张璁对“兄终弟及”提出了新解释，说明兴献王是孝宗皇帝的亲弟，当武宗无嗣时，皇位自然由兴献王一脉继承。兴献王既死，嘉靖皇帝是兴献王的长子，本有继承皇位的资格，根本无须过继孝宗一脉。⁽¹²³⁾而且《武宗遗诏》也直接表明兴献王世子嗣皇帝位。因此，嘉靖皇帝乃继祖宗之君统，并非继承孝宗的宗统。

第五，张璁引用《仪礼》“长子不得为人后”，说明嘉靖皇帝不能过继孝宗一脉的原因。一旦嘉靖皇帝过继孝宗，兴献王一脉将绝嗣，亲生母亲（兴献王妃蒋氏）将沦为臣属，难道有儿子是天子，母亲却是臣属的道理吗？由此可知，“濮议论”实不符合人情。况且，孝宗皇帝自有武宗皇帝承嗣，若强要嘉靖皇帝过继孝宗一脉，究竟要后嗣孝宗还是后嗣武宗？为何要坚持为孝宗延嗣，却宁愿让武宗绝嗣？如此又置武宗于何地？难道武宗的宗统就不重要吗？⁽¹²⁴⁾

第六，提出“人情论”方案。张璁主张尊亲，应称兴献王为“皇考”，为兴献王立家庙，不断祭祀兴献王的香火，使“兴献王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并尊奉兴献王妃蒋氏为皇太后，“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尊亲之孝”的用意得以彰显。⁽¹²⁵⁾

最后，张璁强调“非天子不议礼”，请求嘉靖皇帝乾纲独断，驳回“濮议论”，接纳“人情论”，否则天下臣民将批评皇帝“为利而自遗其父母”。⁽¹²⁶⁾

总之，张璁提出“继统不继嗣”观点，指出“大礼”的争议原因在于“统嗣合一”的错误。张璁比较“统”与“嗣”的差别：“统”是王朝世系的法源继承；“嗣”是家族惯例的血缘延续。两者有独立的空间，不一定要合并来看。并指出嘉靖皇帝入继的“统”是明朝的“君统”，而非“宗统”，因而无须成为孝宗的嗣子身份，即可继承皇位。嘉靖皇帝既据《皇明祖训》得到皇位，其身份自是兴献王长子，与孝宗皇帝无关，也不合于宋代濮议，“濮议论”方案实不可行。统嗣问题因而成为“大礼议”争论最为激烈的议题。

张璁的“人情论”，奠定了“继统不继嗣”的理论基础，也让嘉靖皇帝获得了考兴献王的理论依据，还打破杨廷和的缄口令，让群臣开始怀疑“濮议论”的合理性，更让“大礼议”的参与范围扩大到整个朝廷，“大礼议”已不再单纯，成为权力之争的焦点。朝廷众臣见到张璁的奏疏后，无不期待嘉靖皇帝的反应，也想看看杨廷和有何动作，作为“大礼”之争的风向标。未料，嘉靖皇帝没有驳斥张璁，反而十分高兴地说：“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¹²⁷⁾这让若干官员不由得首鼠两端，意欲见风使舵。

礼部尚书毛澄无奈之下，只好第三次联合七十余名大臣上疏：经过之前的两次会议，微臣等认为“大礼”应采用宋儒程颐的说法，宜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以彰显正统之尊。况且，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已让兴献王尊贵至极，不可再称皇考。兴献王称号既定，兴献王妃的称号也比照办理，无须称母。皇上必须依照名分，酌情遵礼，以杜天下悠悠之口。臣等也以为，推尊之说或称亲之议，都不合礼法。关于推尊，魏明帝时已有清楚的论断。至于称亲，宋儒程颐已有详述。今附上两份奏疏，请皇上裁定。⁽¹²⁸⁾

毛澄的奏疏，无异于重弹“濮议论”的论调，却提出了“称亲”的方案。从时间顺序来看，推测毛澄之所以提出“称亲”，又抄录魏明帝（204—239）的诏书⁽¹²⁹⁾，乃为了反驳张璁的“人情论”。⁽¹³⁰⁾可是，嘉靖皇帝仍拒绝了礼部的建议，命令再议。⁽¹³¹⁾给事中朱鸣阳（正德六年进士）、史于光（正德十二年进士）与十三道御史王溱（正德六年进士）、卢琼（正德六年进士）等人上疏攻击张璁⁽¹³²⁾，连外派地方的十三道御史也开始对“大礼”发表意见，主张嘉靖皇帝应批准礼部的“濮议论”，早定“大礼”。⁽¹³³⁾嘉靖皇帝大感不悦，命礼部再提出新的方案。礼部尚书毛澄回复：朱鸣阳等人之所以弹劾张璁，乃是不让皇上被私意左右。⁽¹³⁴⁾张璁妄论“大礼”，请降刑罚，确保朝廷纲纪，稳定人心。嘉靖皇帝不听，命礼部继续讨论“大礼”。

此外，嘉靖皇帝试图以柔性劝说的方式，说服杨廷和等人不要再坚持“濮议论”。⁽¹³⁵⁾七月十五日（甲子），嘉靖皇帝在文华殿召请内阁诸臣，欲私下讨论“大礼”，希望杨廷和能体谅他的孝心，不要再坚持“濮议论”。⁽¹³⁶⁾可是，杨廷和仍不领情，反复说明“为人后者为之子”的道理，并上疏规劝嘉靖皇帝应以天理为重，“不得复顾其私亲”。⁽¹³⁷⁾嘉靖皇帝眼见杨廷和不愿妥协，自己也不愿接受“濮议论”，只好将此疏留中不发。

从嘉靖君臣私会之事，可见嘉靖皇帝原不希望与杨廷和、毛纪、蒋冕三位阁臣撕破脸，于是恳请他们能让步，答应“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¹³⁸⁾的要求。不料，内阁众臣为表达反对“人情论”的态度，竟封还手敕诏书，让嘉靖皇帝倍感难堪，再也不愿委屈自己⁽¹³⁹⁾，态度日渐强硬。张璁也遭群臣围剿，群臣欲除之而后快。嘉靖君臣为了“大礼”僵持不下，各不相让，以致嘉靖初年的政局产生微妙变化：一是首辅杨廷和与嘉靖皇帝之间出现裂痕，君臣关系濒临破裂；二是杨廷和的权威开始动摇，受到不少的质疑。先前推行“嘉靖新政”时，杨廷和曾得罪了不少官员，部分朝臣也对杨廷和钳制言路的作为颇感不平。⁽¹⁴⁰⁾此外，嘉靖皇帝的尊亲态度，也让某些官员背弃杨廷和，转而支持皇帝。朝堂之上，遂渐出现一些批评“濮议论”的私语。⁽¹⁴¹⁾

兴献王妃到京的日期越近，嘉靖皇帝越感不耐，想在母亲来京前决议“大礼”，免得委屈母亲。⁽¹⁴²⁾于是在八月十二日亲自下诏内阁，宣称自己欲尊兴献王为“兴献皇帝”，尊兴献王妃蒋氏为“兴献皇后”，尊祖母邵太妃为“寿安皇太后”。杨廷和等阁臣极力反对，直接封还手诏，又依照《仪礼》，说明反对诏令的理由，私下斥责张璁是无知书生。⁽¹⁴³⁾但嘉靖皇帝已从“人情论”中，找到了取胜的理论根据，反而采取强硬的态度，不肯妥协，杨廷和等人也不愿退让，继续封还手诏。

到了九月，迎奉兴献王妃蒋氏的队伍，抵达通州。蒋妃的到来，让嘉靖君臣间的冲突更加尖锐。蒋妃抵达前，礼部按例，须商议蒋妃入门礼。⁽¹⁴⁴⁾礼部认为，嘉靖皇帝既是孝宗嗣子，蒋妃的身份便只是藩王妃，不可用皇太后的礼仪。首辅杨廷和知道嘉靖皇帝不会批准，于是以方便进出为由，建议让蒋妃由朝阳门（皇城正东门）入东安门，以使嘉靖皇帝不能把蒋妃身份抬高为皇太后。⁽¹⁴⁵⁾嘉靖皇帝识破杨廷和的意图，决定不理礼部的方案⁽¹⁴⁶⁾，亲自决定让蒋妃由正阳门（皇城正南门）入宫，命礼部准备蒋妃入谒太庙的大小事宜。众臣哗然。⁽¹⁴⁷⁾

从嘉靖皇帝的谕旨及礼部对兴献王妃的称谓来看⁽¹⁴⁸⁾，皇帝与礼部的方案已是南辕北辙。嘉靖皇帝的谕旨里，称蒋氏为“圣母”，视蒋氏为皇太后；礼部却与皇帝不同调，称蒋氏为“母妃”，视蒋氏为藩王妃。面对官方用语不一的情况，张璁出面支持嘉靖皇帝，表示蒋妃是天子母，怎可由旁门入宫、照藩王妃的礼仪。又引用唐代《开元礼》的“后妃庙见礼”，支持蒋妃谒见太庙。⁽¹⁴⁹⁾各地方官员则迎合上意，撇开礼部的说法，称蒋妃为“圣母”，免得惹祸上身。由此可见，中央与地方官员对“大礼”的态度并不一致。

蒋妃抵达通州后，知道“大礼”未定，十分愤怒，大声斥骂前来迎接的礼部官员们：怎可把我的儿子给他人当儿子。⁽¹⁵⁰⁾因而不愿进入京城，声称若不尽快解决“大礼”，绝不进京。嘉靖皇帝听闻母亲的怨言后⁽¹⁵¹⁾，十分伤心，甚至向昭圣皇太后表达退位之意，不愿再当皇帝，只想带着母亲回归兴藩。朝廷众臣无不大惊失色，杨廷和及礼部只好让步，请求嘉靖皇帝不要冲动行事，礼部愿意再作讨论。从蒋妃入门礼仪一事来看，嘉靖皇帝逐渐疏离内阁，不再言听计从。

九月二十八日（丙子），嘉靖皇帝再次召阁臣杨廷和、蒋冕、毛纪等人，不再提避位归藩的事，反而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恳请他们体谅自己欲尽孝道的立场，希望能改易初议，不再坚持“濮议论”，并提高对兴献王的尊崇仪式，让兴献王神主得在安陆立家庙。⁽¹⁵²⁾但杨廷和等人断然拒绝：“大礼关系万世纲常，四方观听，议之不可不详，处之不可不审。”⁽¹⁵³⁾礼部尚书毛澄更催促嘉靖皇帝接受“濮议论”⁽¹⁵⁴⁾，早定“大礼”。嘉靖皇帝不予理睬，竟采用宋英宗的模式，假借昭圣皇太后的名义⁽¹⁵⁵⁾，自定兴献王尊号，下诏礼部“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兴献后，宪庙贵妃邵氏（？—1522，宪宗妃，兴献王生母）为皇太后”。⁽¹⁵⁶⁾杨廷和等阁臣深恐再激起事端，只好妥协让步，让称兴献王兴献帝。嘉靖皇帝如愿把本生父母身份抬至帝后后，立刻命令礼部官员带着太后法服，前往通州迎接蒋氏。蒋氏也见好即收，不再坚持。

十月四日（壬午），兴献后蒋氏乘着皇太后銮驾，由大明中门入宫，在锦衣卫的护送下风光进京，显示自己的太后身份。兴献后蒋氏的行径，却触怒了昭圣皇太后张氏。昭圣皇太后贵为国母长达二十余年，早是宫廷里的大长辈，亦是后宫的最高首领，视蒋后为藩王妃，对蒋后的态度十分傲慢无礼，甚至不承认蒋后的皇太后身份。昭圣皇太后的冷漠反应，得罪了嘉靖皇帝，以致屡遭压抑，竟落到晚年凄凉无依、死后被减杀丧礼的窘境，也替张氏家族种下不测的恶果。⁽¹⁵⁷⁾

十一月二十三日（辛未），张璁见到嘉靖皇帝欲避位奉母的行径后⁽¹⁵⁸⁾，避开内阁与礼部的阻碍，亲自将《大礼或问》⁽¹⁵⁹⁾带往左顺门，直接上呈嘉靖皇帝。张璁的《大礼或问》是驳倒“濮议论”的有力奏疏，“辨析统嗣之异及尊崇墓庙之说甚悉”⁽¹⁶⁰⁾，亦是议礼诸臣的政治理论，主张只有天子才有资格议礼，“大礼”乃嘉靖皇帝的家事，只需要皇帝自行决定，无须得到众臣的同意。⁽¹⁶¹⁾后来更成为《明伦大典》的主要语调，重要性不可言喻。综观《大礼或问》较《正典礼第一疏》更为详尽完备，并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将“大礼”的疑虑逐一点出，使“人情论”容易被人接受，产生较广泛的影响，也让不少人改变初衷，开始对“濮议论”产生怀疑。

在《大礼或问》中，张璁提出了二十一项问答句，强调嘉靖皇帝入继大统之根据是《皇明祖训》的“兄终弟及”。张璁指出，“兄终弟及”是指兴献王与孝宗之兄弟关系，并非指嘉靖皇帝与武宗的兄弟关系。又近乎诡辩地提出假设：如果兴献王没死的话，皇位自然由兴献王以“兄终弟及”继承，现今兴献王已薨逝，帝位当由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继承。因此，嘉靖皇帝无须以孝宗的嗣子身份继承帝位。又频提出《仪礼》“长子不得为人后”之意，反复说明无法套用宋代濮议的原因：嘉靖皇帝是兴献王长子，不能过继大宗，也不可再认孝宗弘治皇帝为父。岂可抹灭事实，勉强嘉靖皇帝改尊孝宗为皇考？

张璁主张“礼，时为大”，“礼”应随现实需要，予以取舍，因此“大礼”符合人情伦常与现实需要，始为合礼。嘉靖皇帝当尊兴献王为皇考，孝宗弘治皇帝为皇伯考，武宗正德皇帝为皇兄，始为“名正言顺”。礼部应提高兴献王的尊称，以示其皇考身份，还要在京师设庙，不断其祭祀之礼。最后，张璁还批评持“濮议论”的大臣，如杨廷和等人，只知念孝宗皇帝之恩，却不顾嘉靖皇帝之情，拘泥于宋人程颐的说法，还引用不符现实的濮议案，欲强逼嘉靖皇帝自断其亲，无疑是无君之臣。

张璁的《大礼或问》一出，支持“人情论”的言论开始出现，“濮议论”不再是朝廷里的独一声音。兵部主事霍韬（1487—1540）、同知马时中、国子监生何渊、巡检房浚纷纷上疏，表示支持张璁的尊亲方案，让嘉靖皇帝欲尊崇兴献王的念头更加热切。甚至连当时受到杨廷和贬抑，赋闲在家的杨一清也特别命人致信自己的门生，即当时的吏部尚书乔宇（1464—1532），暗示“大礼”的情势将有变化。⁽¹⁶²⁾杨一清又劝当时巡抚湖广右副都御史席书（1461—1527）不要畏惧人言，应早日赴召，以定“大礼”。张璁的“人情论”使他名动朝野⁽¹⁶³⁾，得到嘉靖皇帝的注意，但也引来许多攻击，以致后来遭贬，外放南京。

嘉靖皇帝得到《大礼或问》的支持后，大受鼓舞，于是让司礼监太监转告杨廷和，欲在兴献帝、兴献后的尊号上，加称“皇”字，命礼部商议。⁽¹⁶⁴⁾杨廷和极力反对，援引汉宣帝、光武帝二例，说明“统嗣”必须合一，不容分离。一旦为兴献帝后加尊“皇”字，其身份便等同于孝宗皇帝、昭圣皇太后，“是忘所后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弃大义”。⁽¹⁶⁵⁾最后，杨廷和还扬言，若欲加“皇”字，便要辞官回乡，不再接受挽留。⁽¹⁶⁶⁾支持“濮议论”的官员们为支持杨廷和，纷纷上疏反驳《大礼或问》，阁臣蒋冕也著《上嘉靖皇帝为人后疏》，试图打消嘉靖皇帝的念头⁽¹⁶⁷⁾，却无法全盘反驳“人情论”，也无法让嘉靖皇帝回心转意。

吏部尚书乔宇等人，则采取激烈手段，联合署名上疏，反对为兴献王加称“皇”。尤其是言官们气愤难消，对“大礼”大肆批评：现今对兴献帝、兴献后的尊号已尊崇到极点。若再加上“皇”字，君统与宗统便无法区分，将败坏宗法制度，颠倒天理纲常。皇上的做法，根本不顾礼法，势必动摇国家根基。尽管朝臣们纷纷发起强烈的反对舆论，但嘉靖皇帝心意已定，不愿听从臣下。君臣冲突再起。

当时主张“濮议论”的人士，自认是维持礼法的君子，视“大礼议”为宋代“濮议”的翻版，因而，批评张璁及其附和者皆是趋炎附势的小人。杨廷和不知如何处置张璁这号麻烦人物，只好趁着京察的机会，事先授意吏部，把张璁调离中央，命为南京刑部主事。同时让中书舍人张天保转告张璁：先生可以不去南京，但请您安静休养，不要再提“人情论”为难我们。⁽¹⁶⁸⁾掌詹事府的石珤虽不全赞同“人情论”⁽¹⁶⁹⁾，却私下对张璁说：此后，你必须谨慎行事，密切观察朝廷动向，“人情论”必有实现的一天。⁽¹⁷⁰⁾张璁无奈，只好抱憾离开，前往南京任职（南京本是明朝首都，后因永乐皇帝迁都，政治重心移往北京。任职南京的官员，多被视为闲散官员）。杨廷和对支持张璁的官员也采取强硬措施，把礼部右给事中熊浃（1478—1554）外放河南参议。⁽¹⁷¹⁾同样主张“人情论”的霍韬眼见局势不利，赶紧请假回乡，以免自己成为众人论劾的箭靶。碍于嘉靖皇帝的立场，杨廷和不便公然压制“人情论”，只好继续与皇帝周旋，“大礼议”陷入僵局。

值得注意的是，《明世宗实录》未记载张璁遭忌而被外调一事，《皇明嘉隆两朝闻见纪》与《明史纪事本末》却描述得有声有色，煞有介事。⁽¹⁷²⁾从二书的叙述，或能推论《明世宗实录》不提此事的原因，可能为尊者讳，欲掩饰嘉靖皇帝尚无实权的事实，因而无力挽留这些为自己说话的臣子，只能眼睁睁地看他们被外调。由此可知，朱厚熜虽贵为皇帝，但即位未久，没有得力的亲信支持，又碍于朝廷公论、历史成例、礼学根据及祖训的限制，于是每当君臣意见不合时，嘉靖皇帝只能妥协让步，无法随心所欲。

直到清宁殿发生火灾，君臣僵持的情况才暂时告一段落。嘉靖元年一月十一日（己未），刚结束郊祀典礼，兴献后蒋氏居住的清宁宫后殿竟发生火灾，差点酿成大祸。可以说，在时间和地点上，这场火灾相当敏感，让人有不少的政治联想。礼部尚书毛澄则借题发挥，指出上天借火灾示警，批评皇帝的行为已破坏礼法，引起上天不满，希望皇帝撤销兴献帝加尊“皇”字的诏令。嘉靖皇帝仍不愿采纳，还推诿责任，强调加尊“皇”字是昭圣皇太后的意思，不是他个人的意思。⁽¹⁷³⁾给事中安盘（弘治十八年进士）则紧迫盯人，趁机劝谏：“大义私恩，自有轻重。”⁽¹⁷⁴⁾兵科给事中邓继曾（正德十二年进士）更直接点明“示警”之意：火灾是天变。天有五行，火实主礼。人有五事，火实主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礼不兴。今年已发生三次火灾，皆因皇上废礼失言的缘故。⁽¹⁷⁵⁾

毛澄、邓继曾等人的“天人感应”⁽¹⁷⁶⁾之说，让嘉靖皇帝不得不软化态度，向诸臣表示“上天示戒，朕心警惕，与卿等同加修省，以回天意”，却回避问题，反而申明前旨“慈寿太后懿旨，不必更议”。⁽¹⁷⁷⁾到了三月，嘉靖皇帝终于挡不住诸臣的请求，接受“濮议论”，称孝宗为皇考，称昭圣皇太后为圣母，称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加“皇”，以别亲疏、彰正统。⁽¹⁷⁸⁾嘉靖皇帝似受到“天人感应”的影响⁽¹⁷⁹⁾，始改变态度。但也可能是考虑到兴献后蒋氏的安危，毕竟后宫幽幽，难保有人会对蒋氏不利。更可能是嘉靖皇帝孤掌难鸣，难抵舆论压力，只好以火灾示警为由，无奈地接受“濮议论”，承认自己孝宗嗣子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