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绪论

尽管曾经面临苏联、日本等国的科技竞争压力，美国却一直保持在世界科技的前沿。为何美国能够历经各种内外变化依然维持领先？如何解释其持续涌现的科技创新？既有研究并未就此问题形成共识。传统理论认为，作为“自由市场”和“弱国家”的典型代表，美国难以仿效东亚发展型国家，通过资源投入与政策工具，有效推动本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2]然而，这一观点正遭受越来越多的挑战。一方面，在对华竞争逐渐激烈的情况下，美国政府重新“找回”产业政策，颁布了《创新与竞争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通胀削减法案》激励半导体、清洁能源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技发展；另一方面，琳达·维斯（Linda Weiss）、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以及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等科技创新领域的前沿学者，也重新解读了美国的科技创新发展，指出当时的政府投入与干预，产生了深远的正面效果。[3]

其中，澳大利亚学者维斯所著的《美国体制：国家安全型国家如何引导企业与创新》（America Inc.？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以下简称《美国体制》）是近年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研究美国科创领先的代表性著作。[4]此书从国家与企业互动的角度出发，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美国科技水平迅速提升的原因，从而就“美国何以成为科技强国并能保持领先优势”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看法的洞见。该书主张，在激烈的地缘竞争驱使下，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国家安全型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简称NSS）积极介入美国的科技创新，通过追求科技领先来实现国家安全目标。换言之，正是由于国家的积极投入、主动扶持，美国企业才得以长期占据世界科技的前沿。这样的论点旗帜鲜明地强调了美国政府在推动技术变革的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驳斥了主流的、从自由放任角度诠释美国创新模式的学术神话。[5]

最近的研究表明，政府的扶持与引导对科技创新至关重要。而且美国也在实践中形成了类似东亚国家的发展主义政府支撑机制，从政府角色的视角理解本国的技术进步。然而，这一论断与传统强调“市场体制拉动创新”的观点相悖，两类文献尚未就科技创新的动力之源形成基本共识。此外，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探讨美国科创活动是否存在政府干预，进而对干预方式进行概括性描述，尚未清晰指出国家如何干预才能最大限度且可持续地发挥激励作用。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争辩有无政府干预引导，而是政府的参与如何创造出高效的创新体系。具体而言，政府在干预过程中运用了怎样的政策工具，如何处理与市场/企业的关系，从而实现持续创新的目标？作为科技创新领先国家的美国，又能给当下的中国带来何种启发？这是笔者展开研究的目的。

基于上述目的，本文将以《美国体制》一书为起点，在重建该书核心论证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美国的科创历程，同时对照苏联案例，探究前者长期科技领先的关键。此外，本文试图调和“投入”与“体制”两类文献的观点分歧，尝试用“国家—市场”互动的角度分析美国案例，从而提出一种不同既往的理论解释。本文认为，美国持续创新的能力不只源自政府的引导与投入，更源于其强大的军民融合型技术转化体系。倘若缺乏高效的技术转化体制，再高强度的资源投入也难以保证创新的持续产出。也因此，技术转化才是美国创新系统的核心要素，也是美国作为“国家安全型国家”能够持续引领科技创新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