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美国和太平洋岛屿地区自由联系国关系研究的意义、理论和方法

第一节 美国和太平洋岛屿自由联系国关系的缘起、建构和研究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美国的全面崛起，这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国际关系事件之一。美国的全面崛起与其成功夺取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密切相关，太平洋是继大西洋之后决定帝国主义列强世界霸权的最重要的地缘战略因素之一。大西洋在英国工业革命后率先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主要竞技场。随着世界地缘政治和经济的演变，太平洋地区自一战后在全球的战略重要性日益突出，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新的角斗场。在欧洲列强殊死搏杀大西洋之际，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即高瞻远瞩地指出太平洋地区“将是至关重要的战略区”[1]；著名的海权论的奠基人、美国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亦敏锐地捕捉到太平洋地区地缘战略发展的重大新趋势[2]。一战甫毕，马汉即大胆并准确地预言太平洋地区将成为新老帝国主义争夺海上霸权乃至下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西奥多·罗斯福和马汉的预言并非耸人听闻，20年后决定帝国主义世界新霸主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太平洋大海战即在此进行。美国政府和军方对《海权论》十分重视并依据该理论逐步在极具战略价值的太平洋地区夺取殖民地，建立军事基地以投送军事力量，建立地区霸权[3]。

经过惨烈的太平洋战争，美国最终夺取了这一地区的霸权，也跃升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强大的超级军事大国。鉴于太平洋地区对于护持美国全球霸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均视太平洋为美国的“内湖”[4]，因而对于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霸权，遏制战略竞争对手进入这一重要战略区予以高度重视。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总结认为：“美国的长期战略任务就是遏制任何能够挑战美国霸权，特别是挑战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新兴国家的崛起。”[5]为了实现这一战略任务，美国政府和军方确立了在太平洋地区实施“战略拒止”（Strategic Denial）和“战略否决”（Strategic Veto）的原则，即阻止一切有潜力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霸权构成挑战的新兴国家进入该地区，并在该地区建构经济和军事存在，扩大其在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和外交影响[6]。正是基于上述原则，美国在漫长的冷战岁月联合其盟国在太平洋地区竭力围堵新兴大国苏联，坚决不允苏联势力进入太平洋岛屿地区并在该地区建立渔业和其他任何形式的基地[7]。美国不仅对“异质”国家苏联实施“战略拒止”和“战略否决”原则，即便是对其所谓的军事盟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也毫不容情，绝不允许其在密克群岛地区拥有实质性存在和影响[8]。由此可见，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首要战略目标是基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地缘战略和军事的“遏制”，而根本与“开放、自由”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念无关。

美国学者认为太平洋战争给美国政府和军方提供了一个实证型结论，即位于太平洋北部第二岛链的帕劳、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以下简称密克联邦）和马绍尔群岛地区是连结太平洋和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军事锁钥，军事控制三地即可封锁太平洋西岸地区任何新兴国家的力量进入太平洋地区，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霸权[9]。相较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美国在二战后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超级大国，在激烈的帝国主义霸权争夺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二战后，美国利用其强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将三国所在的密克群岛地区变为美国的“托管地”，并对该地区实施殖民地式占领和统治。美国不仅在该地区建立规模庞大、技术先进的军事基地，而且在马绍尔群岛地区进行多达67次的大当量核武器爆炸试验，对密克群岛地区乃至整个北太平洋地区的民众身心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了极为严重的长期危害[10]。美国政府和军方通过对密克群岛地区的“托管”和殖民地化、军事化地占领和统治，较为有效地控制了整个北太平洋地区，成功地阻止了其他新兴大国对美国太平洋霸权的觊觎。当然，美国对三国的占领和统治也随着全球反殖、反帝运动的深入和太平洋区域的经济发展、安全形态和地区霸权等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演变而不断调整，但其本质历经冷战和后冷战的漫长岁月而无实质性改变。

本书旨在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霸权的视域探寻美国与帕劳、密克联邦和马绍尔群岛自由联系国（Free Association Country）的建构、发展和演变历程。联系国是指二战前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二战后由联合国托管，并最终获得独立的国家。但这些国家在独立后仍与前殖民宗主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联系，从而成为“联系国”。本书在研究的过程中主要采用西方主流现实主义“权力等级架构”理论探索美国和北太平洋地区帕劳、密克联邦和马绍尔群岛的自由联系国的缘起、建构和演变。这是本书理论框架的独特之处，也是本书在理论领域的探索和贡献。对霸权的争夺是帝国主义的天性之一，西方著名的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对帝国主义国际关系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研究，他在其著作《国家间关系》中强调指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一样都是对权力的追逐”[11]。全球和地区霸权是国际权力最为显著的标志，理所当然地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焦点。美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和罪犯流放地，美国在独立后天然地继承了英帝国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基因，对外扩张和掠夺、争夺地区霸权自其脱离英国统治之日起便成为其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

独立之初的美国囿于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的不足，主要将对外扩张的重心放至北美和南美地区，但它始终不忘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在辽阔的太平洋地区掠夺殖民地，建立军事基地，为最终夺取太平洋地区霸权奠定基础。

19世纪后半叶，随着美国超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成为最主要的工业大国，美国与老牌殖民主义强国争夺太平洋地区殖民地和霸权的斗争也愈发激烈。为了争夺萨摩亚群岛，美国不惜与太平洋地区两大殖民强国德国和英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12]，三国最终于1899年达成分割萨摩亚群岛的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自此将萨摩亚群岛东部据为己有，称美属萨摩亚。美国政府和军方立即在美属萨摩亚大兴土木，将其修建为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规模最大，战略意义最为重要的军事基地，能够直接威胁英帝国的自治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及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霸权[13]。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击败西班牙，夺取了太平洋西部的菲律宾和关岛，美国随后又兼并夏威夷等地。随着国力的日益增强，美国不断地在太平洋岛屿地区“攻城略地”，将越来越多的太平洋岛屿霸占为自己的殖民地。美国对包括太平洋岛屿地区在内的全球殖民地的残暴统治和经济掠夺与英国对美国的殖民统治并无二致，是对美国《独立宣言》的莫大讽刺。随着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霸权“胃口”越来越大，即便是对英帝国的前殖民地和自治领澳大利亚，新生的美利坚帝国也心有觊觎。美国政府和军方认为随着美国的崛起和世界霸权的建构，美国难免会与守成超级大国英帝国发生霸权争夺战。为此，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刻意派遣由54艘战舰组成的庞大的舰队于1908年访问澳大利亚。此访目的一是向澳大利亚炫耀美国海军力量的强大，威慑澳大利亚殖民当局不要死心塌地地效忠英帝国；二是借机考察澳大利亚海防要塞，测绘其重要港口海图，以便将来与英国开战争夺世界霸权时，首先夺取澳大利亚并将其作为争霸太平洋的海上基地[14]。

美国在全球的快速崛起，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的迅速增长和其对英国势力范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威胁引起守成超级大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强烈不安。澳大利亚因此要求英国利用其强大的武力将新兴帝国主义强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力量阻挡于南太平洋地区之外。澳大利亚的想法与英国不谋而合，只是老牌帝国主义英国此时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英国的综合国力和军力在进入20世纪后均已大幅度下降。

新兴帝国主义强国德国、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力日益增强，越来越呈现出挑战英国在太平洋地区霸权之势。1902年，老谋深算的英国选择与新兴的军国主义日本结为军事同盟。英国此举意在“三害相权取其轻”，以日本快速膨胀的军国主义势力来遏制对其霸权更具挑战性的德国和美国[15]。英日同盟的建立无疑纵容并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力量的增长，为太平洋战争的最终爆发埋下了祸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了英国将德国势力完全驱逐出太平洋地区的机会。在英国的支持下，日本和澳大利亚迅速出兵夺取德国的太平洋岛屿殖民地[16]。在巴黎和会上，美国与英国及其盟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因“分赃”德国的太平洋岛屿殖民地而唇枪舌剑。为了霸占并殖民太平洋岛屿，出席巴黎和会的澳大利亚总理休斯坚决要求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将其“脏手”从澳大利亚的“南太岛屿”拿开[17]。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德国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殖民势力，扩大了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殖民势力范围。由于英国、法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坚决抵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巴黎和会没有让美国在太平洋岛屿地区实现令其满意的收获。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特别是威尔逊总统和澳大利亚总理休斯之间的个人关系降至冰点。

由于太平洋地区战略权重的日益增长，太平洋地区在一战以后逐渐成为列强霸权争夺战的焦点，太平洋地区自此如同煮沸的“坩埚”，再难恢复往日的平静。一战后大英帝国的国力和军事力量日益下降，而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力则空前膨胀。面对日本在亚太地区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寻求比英国更为可靠的安全保证。安全的“忧心”和地区霸权的“野心”的混合需求促使澳大利亚殖民政府主动对同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主导的美国示好，意图通过与之结盟来抵御来自“北方”日本的威胁，进而实现称霸南太平洋区域的野心[18]。但美国在一战后至二战的间隙里始终忙于在拉美地区宣示“门罗主义”，巩固“后院”，因而无暇也无力顾及他处。美国因而对澳大利亚的主动“示好”不予理睬，更无意与澳大利亚结盟，以免徒招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忌恨[19]。但出于和英国、日本争夺太平洋地区霸权的长远考虑，美国建立了庞大的太平洋舰队。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还多次派遣庞大的舰队访问澳大利亚。一些澳大利亚官员和学者分析认为美国此举一方面旨在炫耀武力，威慑霸权竞争对手英国和日本；另一方面旨在熟悉航线，勘测地形、海况，为可能爆发的太平洋海战预作准备。澳大利亚一些文献甚至认为美国大型舰队数次远航澳大利亚也是旨在为美国夺取澳大利亚做准备，因为美国政府和军方预测，美国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不可避免，终有一决雌雄之日[20]。夺取澳大利亚既可斩断英国一条臂膀，又可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驱除英国势力确立霸主地位奠定基础[21]。澳大利亚的文献说明澳大利亚与美国在二战后形成的“密切”关系和不断强化的澳美同盟并非如澳大利亚和美国政府官员、军方和部分学者所美化的那样是基于共同的历史、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而根本是基于双方契合的霸权利益，即对世界霸权体系和亚太地区次霸权体系及其利益的共同追逐[22]。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从根本上改变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太平洋地区的霸权态势，给予美国削弱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太平洋地区势力的良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太平洋战争的结局令新老帝国主义列强国力大损，却遂了美国心愿：昔日海军列强英国、德国和日本不论胜败均无力再与美国争锋，因而不得不将太平洋的海上霸权拱手交给美国，从此丧失了与美国在这一辽阔海域争霸的能力，美国的全球霸权和太平洋霸权得以确立。二战后，美国总统罗斯福鉴于帝国主义争霸和争夺殖民地而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不愿将前帝国主义列强的太平洋岛屿殖民地直接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因而建议联合国建立“托管”机制，缓解帝国主义的霸权和利益争夺。但联合国托管机制并不代表美国无意将具有战略和军事价值的密克群岛地区收归己有，而是借“托管”之名，将该地区变成美国的势力范围，由美军加以占领和统治。联合国安理会遂于1947年4月2日成立太平洋岛屿托管委员会（UN Trust Territory of the Pacific Islands）[23]。

二战后，与苏联争霸并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是美国战后亚洲安全政策的重中之重。为了与苏联争夺太平洋霸权，美国于二战后一方面在太平洋地区构建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纷繁复杂的同盟体系，并冠之以“旧金山体系”，或“轮辐体系”（hub-spoke system），从而将美国高抬至亚太地区权力架构的“金字塔尖”，并成为亚太地区捍卫美国持久霸权的难以撼动的坚实保障[24]。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和军方也深刻认识到为了巩固自身在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和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需要在亚太地区构建“前进基地”和纵深更为广阔的战略后方。美国遂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将北马里亚纳群岛和今日帕劳、马绍尔群岛、密克联邦等地区交由美国托管。美国迅速在这些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并将之作为与苏联争夺太平洋霸权的“前进基地”和阻遏其他大国从太平洋西侧进入太平洋的军事堡垒。20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半个世纪的冷战令美国政府和军方深刻认识到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军事和战略价值。正因如此，包括密克群岛在内的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决被美英等国一再推迟。一些学者指出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去殖民地”化直至20世纪末都未实现[25]。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与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失去了敌手，也令亚太地区的民众质疑美国的太平洋霸权。对美国而言，太平洋霸权所带来的利益不是普通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而是全球霸权，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国家根本无法得到的权力、地位和垄断利益。这直接解释了为什么国内政治中权力的掌控者和国际政治中的霸权者均有垄断权力的偏好，而鲜有主动退出历史舞台者[26]。美国一些政治人士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预见性地判定，随着亚太地区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经济力量板块和权力架构在21世纪初将出现重大嬗变[27]。亚太地区在21世纪将跃升为世界经济最为强劲的引擎，世界经济重心也将随之从大西洋不可阻挡地移向太平洋。因此，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和战略格局中的权重将不断增加，这是美国越来越重视亚太，并将其全球战略重心根本性西移的最重要原因。正是基于上述考量，美国在后冷战时期不仅没有削弱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同盟体系，反而一再强化，甚至出现了较冷战期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反常现象[28]。

上述的一系列战略是美国政府和军方基于西方霸权主义理论和美国霸权主义全球体系与权力架构的实践精心擘画和积极推动的结果，意图以军事实力维系美国治下的霸权体系与秩序，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既得利益。这一系列战略深刻揭示了不论是美国的建制派势力，抑或“民粹主义”力量均难以跳出遏制与对抗的冷战思维的窠臼。冷战后，新兴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快速增长。而全球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实力却相对下落，且因经济发展失速、财富分配失衡，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失德”而受损。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深刻认识到仅凭一己之力难于遏制新兴国家的崛起，上述一系列战略的重点均是整合与扩大美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同盟体系，借同盟之力和美国“四两拨千斤”的政治与外交“巧实力”来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美国一系列战略的精髓均在于美国无须“伤筋动骨”地过多损耗自身实力，却可搅乱他国赖以发展的大周边的和平环境，巩固美国的全球霸权体系和在印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的主导地位，恢复美国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贸易规则重塑的主导权[29]。由于美、澳、日三国均是印太地区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与秩序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因而表现出共同维护这一霸权体系与秩序的强烈意愿。这是澳美同盟和美日同盟在后冷战时期呈现出强化与深化，以及日趋紧密协作、甚至是军事合流态势的地缘政治基础。

美澳同盟和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地区“轮辐军事同盟体系”的“双轴”，也是美国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体系与秩序的“南北双锚”。凭借其庞大的军事同盟体系，美国成功地在冷战和后冷战初期维护了美国主导的区域霸权体系与秩序。日本如愿以偿地令美国担负起对自己的安全义务，澳大利亚更是借助澳美同盟实现了跻身“中等强国”的梦想，并获得了丰厚了地缘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基于既得利益和地位，美、澳、日三国在冷战后不断强化军事同盟，实现了美澳、美日两大同盟的军事联动，并进而将之扩展至印度洋地区。美澳和美日同盟和“印太战略”的演变证明了这些同盟并非主要基于三国文化、历史和价值观的相似性，而更多的是出于对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考量。美澳和美日同盟及其在后冷战时期推行的“印太战略”已经成为印太地区安全架构和印太地区和平最重要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