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缘起、现状及意义

王锡爵作为明清太仓太原王氏家族的开创者，是晚明政坛及文坛颇有影响的人物。但因深度卷入万历中后期的“党争”事件，其当世影响及后世接受，隐匿于东林党人的光环之下。同时，在现代学术建立以来的文学研究中，文学与政治问题的讨论缺少相应的理论支撑，因此亦弱化了王氏作为一种独特研究样本的价值。后世的主流明清文史研究虽对王锡爵有所涉及，但或缘未审其密奏全貌而以偏概全，多视王锡爵为反东林者而对其颇具微词。先入为主的道德判准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评判者的观察力，其对于王锡爵的历史定位亦难称公允。故而，在明代文史研究逐步兴起，而“语境”中的文学研究又逐步成为一种较有影响的研究取向之下，王锡爵的相关研究也因此而成为值得再作探讨的话题。

国内外研究王锡爵及其家族的著作迄今为数不多，高琪的《王锡爵传》[5]是对王锡爵生平的系统研究。作为人物传记，高著以对人物生平与历史事件的梳理为主，而对学术史视域中王锡爵研究的意义价值则涉略有限；徐朔方的《王衡年谱》（《徐朔方文集·晚明曲家年谱》[6]）在对王锡爵之子王衡的生平编年过程中，穿插对王锡爵事迹的若干考证；周巩平的《江南曲学世家研究》[7]第六章“明清太仓两大王氏家族”，简要勾勒了王锡爵家族的发展演变；吴仁安的《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8]中“明清时期集政坛高官与画坛名家于一门的王锡爵王时敏文化世家略述”一节，从家族文化承传与发展的角度，考察了以王锡爵为首的太原王氏家族的世系与文化。陈文新的《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9]一书在探讨状元文风与明代文学走向的关系时，对王锡爵的文章风格及其万历以降制义文风的走向有所涉猎。郑礼炬的《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10]第十章第三节“万历末年明朝馆阁文学向传统的回归”认为王锡爵为文在兼取秦汉与唐宋古文的过程中，促成了万历末年馆阁文学向“宗宋”传统的复归。叶晔的《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11]指出万历年间科场文风日趋奇诡险怪，乃缘主考官王锡爵、陈于陛等的大力推扬。在海外研究方面，如黄仁宇在探讨万历时局与内阁政治时，对关系阁臣王锡爵的若干历史事件有所涉及。[12]日本学人小野和子论及与东林党相关的若干历史事件，认为王锡爵于万历三十五年复出未果，是东林党直接干预的结果。[13]李静然的硕士学位论文《太仓太原王氏家族文学研究》[14]探讨了王锡爵的墓志、序文与碑志等文体创作；汪琼珍的硕士学位论文《王世贞与王锡爵关系研究》[15]梳理了王锡爵与王世贞的家族关系、宗教关系与政治关系；原可心的硕士学位论文《王锡爵研究》[16]对王锡爵的思想及与其相关的“赈济水灾”“抗倭援朝”与“三王并封”等历史事件进行了初步考论。单篇论文或聚焦于同王锡爵相关的历史事件，或关注王氏成员的文学观念与文艺活动：如陈永福《从“癸巳大计”看明末东林党与内阁之对立》[17]一文，重审“癸巳大计”之始末，为王锡爵“擅权”之说翻案，并由此而及内阁政治运作的弊端；李佳《论明代阁臣在君臣冲突情境中的行为取向——以李东阳、费宏与王锡爵为中心》[18]一文通过考察“三王并封”之本末，部分肯定了王锡爵等阁臣“委曲将顺，乃克有济”的政治策略；陈广宏《晚明文学变奏的政治考察——钟惺、谭元春与晚明党争之关系平议》[19]一文在解读钟惺对王锡爵政治评价的基础上，肯定了王锡爵身为阁臣的政治胸襟；闫勖、孙敏强《“文章之道”如何“复归词林”——论明代嘉隆之际的馆阁文学》[20]一文揭示了王锡爵在嘉、隆时期馆阁文学“复归词林”局面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陈文新、郭皓政《从状元文风看明代台阁体的兴衰演变》[21]一文肯定了王锡爵以文体的特殊性为馆阁文学“和平典重”之文风辩护的合理性；台湾省学者连文萍以王锡爵所编《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为例，讨论了明代庶吉士的培养制度与儒臣对经世理想的践行，形成了《明代馆课评点与庶吉士培育——〈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的评点初探》《明代翰林馆课与儒家经世实政——以王锡爵〈国朝馆课经世宏辞〉为中心》[22]等系列论文。姚蓉《太仓两王氏诗人与晚明清初的诗坛流风》[23]一文论述了王锡爵、王衡父子对雅正恬澹之文学观念的崇尚，以及清初王氏后裔对本于复古、融合性灵之文学观念的自觉选择。李忠明《吴伟业与王时敏父子交游考论》[24]一文揭示出王氏家族以《春秋》为家学的文化现象，并梳理了吴氏与王氏后裔的密切关系。程国赋、吴肖丹《论王时敏人生和艺术中的“延续”命题——兼考其家族与生平》[25]对王时敏人生和艺术中的“延续”命题加以阐述，并对其家族进行考证。

虽然现有成果已对王锡爵作了较为立体全面的展现，但对王锡爵的研究依然存有深化的可能。自历史领域而言，与王锡爵密切相关的“三王并封”与“密揭事件”，其本末尚存待发之覆；自文学领域而言，王锡爵是“文政合一”的传统社会中兼具政治家与文人身份的典型士大夫，同样是明代政治史上为数不多的能够有效运用奏议、尺牍、制义等文体写作以达成政治意图、开展政治行动的人物。在传统社会的历史语境中，“文学”即指向以国家公文撰写为核心的普遍意义上的写作才能[26]，作为“经国之大业”的文学是政治实践中的重要参与力量。在明代英宗以降“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政治惯例之下，凭借“大手笔”之才而有望跻身政坛顶层的翰林学士拥有普通人臣难以比肩的政治资源，其以知识与文学精英的身份生动诠释了文学之于政治的积极影响。文学书写不仅能够在对修辞技巧的运用中为政权的确立与政治行动的展开提供合法性论证，同样能够在政治运作过程中，有效传递意图，开展行动，营造效应，以促成目标的实现。由此而言，考察文学书写之政治功能的发挥，当是研究包括应用文字在内的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必要而可能的方式，也是研究在“文政合一”的传统社会中，具有高度政治影响之历史人物及其文学书写的可行路径。以“作为政治的文学”为视角的文本考察，往往“需要研究者对于进行文学书写的政治人物之身份、际遇、问题、观念、资源以及时代风气有综观的自觉与能力。故而，须依赖于多学科、长时段的积累而后方有成效。文学史主流书写对‘纯文学’偏好，其首要的负面效应并不在于压制了其他类型文学形式的呈现空间，而是窄化了文学研究的层次与路径，并由之降低了文学研究在问题解释上的彻底性与有效性”[27]。在此影响之下，诸多本应在文学史上被分予片席的历史人物，却为其政治光环所掩，游离于文学研究之外。王锡爵身为万历首辅，有文名于当世，却在后世文史分途的文学研究中销声匿迹。对王锡爵的接受，也因之而在对历史事件的追述中画地为牢。当下学界对王氏研究的贡献与价值自毋庸置疑，然而却依旧难以有效弥补王锡爵缺席于文学领域的遗憾。因而，转化观察视角，对王锡爵及其文集再作审视，既是尝试弥补文学领域中对王锡爵研究的既有缺憾，也是试图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探寻一种可行之途。

王锡爵的文章主要见于其孙王时敏所辑录的《王文肃公文集》（五十三卷，附荣哀录两卷）,[28]另有少量奏疏录于《皇明经世文编》。今日所见王锡爵文集的版本主要包括《王文肃公文集》（五十五卷，明万历唐氏广庆堂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文肃王公奏草》（二十三卷，明天启二年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王文肃公文草》（十四卷附年谱一卷，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天津图书馆藏）、《王文肃公文草》（十四卷，明万历四十三年刻本，录于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代稀书》）、《王文肃公牍草》（十八卷，明万历四十三年刻本，保定市图书馆藏）、《王文肃公奏草》（二十三卷，明万历四十三年刻本，首都图书馆藏）。王锡爵的制义录于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清抄本，国家图书馆藏）与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明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另有《王文肃课孙稿》，今已不传。作为政治人物，王锡爵视“吟弄风月”的纯文学写作为小道，其“拈咏赠酬”之诗词亦多有散佚，[29]因此，王时敏在辑录锡爵诗文时，尽管对其诗稿“经年广搜”，然最终仍“未能成帙”。[30]《明史·艺文志》载王锡爵有《诗文集》三十二卷，今不见。[31]《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录有王氏诗歌一卷，《明词综》录其词一卷，皆多应制之作。王氏另有《春秋左传释义评苑》《王荆石先生批评韩文》《王荆石先生批评柳文》《王相国汇注百家评林班马英锋》等评点著作，[32]并辑录《历朝尺牍大全》《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皇明馆课经世宏辞续集》。[33]上述可供查阅的文献，成为本书可资参照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