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述评

在本书写作之前及完成以后，多次在期刊网上检索与此研究相关的论文。最后检索的范围是1915—2013年（截至4月中旬），现以“王韬”为检索词，采取精确检索，其中在篇名检索有272条，在主题检索有662条，在关键词检索有489条，在摘要检索有488条，参考文献检索有4520条，全文检索有12816条。通过检索，可以发现王韬是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所关注的对象。下面就学界有关王韬的研究成果作一梳理。

一 王韬研究的发展阶段

在19世纪中国社会所经历的近代化运动中，王韬是一位领先时代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不仅亲历和见证了中西文化碰撞与变迁的历程，更以其学识提携时代，用先进的思想为国家的革新与富强指引方向和道路。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近代人物，王韬的生平事业与思想旨趣在其生前就为时人所关注，从不少当世学者的著述中便可寻得他的影子。若将此时视为王韬研究的开端，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纵观这一进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发端阶段（1874—1926年）

王韬生前定居上海时，已在上海文化界名声斐然，是上海文坛的核心人物[10]。因此，当时就有学人记述过王韬的生平事迹。这个阶段的代表性成果有：1874年陈其元的《黄畹上李秀成攻上海策》，刊于《庸间斋笔记》卷12（中华书局1989年版），邹韬1881年所写的《天南遁叟》（《上海进步书局笔记小说大观》第3册，《三借庐笔谈》卷10），邱炜爰的《王紫诠有二》（《菽园赘谈》），以及王韬同期的其他友人，如袁祖志、黄式权等在其著述中对王韬的记述。此外，当时《申报》《新闻报》《益报》等有关王韬生平行状的记录也都是王韬研究的重要资料，这些成果为后世的研究者奠定了重要的材料基础，此为王韬研究的发端期。

（二）初始阶段（1927—1949年）

从民国至新中国成立之前，是学术界对王韬研究正式启动的阶段。著名报学家戈公振先生在1927年出版了《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一书，书中对王韬和《循环日报》的基本情况做了概述，这是对王韬和《循环日报》的最早介绍，可视为新闻学界王韬研究的滥觞。此后至新中国成立，约有20余篇研究王韬的论文发表，内容主要集中在对王韬生平事迹的介绍与考证上，也有少数文章涉及他的报刊活动和文学作品。较有代表性的有：1934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谢兴尧和罗尔纲，分别在当年的《国学季刊》第4卷第1期、第2期发表了《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事考》和《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两篇文章，对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一事予以考证，认为王韬曾化名黄畹上书过太平天国，主要从黄畹上书太平天国的书中所反映的黄畹身份和行动，以及文风和相同的词句等内外证据方面确认此事。胡适曾细读过《王韬手稿》，也认为黄畹即是王韬[11]。自此，这一观点几成定论，被后来者奉为圭臬。戏剧家洪深也在同年的《文学》杂志发表了《申报总编纂“长毛状元”王韬考证》（第2卷第6期）一文，认为王韬参与过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并取得状元，确认了民间传说中对王韬“长毛状元”的称谓，此观点已被后来学者所纠正，王韬确实有上书太平天国之举，但却无考中太平天国状元一事。1936年，赵意诚的《王韬考证》（《学风》第6卷第1期）中对王韬卒年月进行了考证，认为王韬卒于1897年“仲夏以后”，他的这一观点当时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学者胡适、徐光摩、罗香林等均持此说，如今在王韬纪念馆的生平介绍中也可看到关于其卒年为1897年秋的记载。同年，吴静山撰文《王韬事迹考略》（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出版社1936年版），认为王韬逝世于1897年5月，此说依据蔡尔康的《铸铁庵读书应事随笔》的稿本记载而来，此后这一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中国史学家简又文于1937年在其创办的《逸经》杂志上发表了《长毛状元王韬跋》（《逸经》第33期）一文，又于1939年发表了《关于王韬》（《大风》第58期），都是对王韬事迹的考证。此时为王韬研究的奠基阶段，考证性研究占据了较大比重，前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成为此后该领域进一步探索、开拓的基础。受早期研究资料与手段的局限，一些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部分史实性误差，这些问题在后来者不断的探究与考证中部分地得到了解决。

（三）渐进发展阶段（1950—1989年）

之所以将这一阶段的终止时间划至1989年，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很多研究也处于逐渐开启的阶段，从王韬研究领域的成果来看，这十年间的总体情况与之前几无二致，故此，这样划分更符合该领域研究发展的实际。这个阶段，除了有关王韬生平事迹的史实考证和新闻实践的研究继续跟进，思想研究成为主流。代表性的文章有吴雁南于1958年发表于《史学月刊》的《试论王韬的改良主义思想》（第3期）、王维成的《王韬的思想》（《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沈镜如的《王韬的改良主义思想》（《浙江师院学报》1957年第1期），还有谢无量的《王韬——清末变法论之首创者及中国报道文学之先驱者》（《教学与研究》1958年第3期），该文就王韬维新变法的政治思想和报章文学之开创性而发论。1960年，香港学者罗香林在其著作《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学会商衍鎏）中专门探讨了《王韬在港与中国文化发展之关系》，是研究王韬的中西文化交流贡献的基础性成果之一。1962年，罗香林教授发表了《王韬与太平天国》（《艺林丛录》第4期）一文，对王韬与太平天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到七八十年代，更多的史学大师将目光部分地投向了王韬这一近代人物，如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王尔敏在1975年撰写了《王韬早年从教活动及其与西洋教士之交流》（《东方文化》第13卷第2期）,1976年，他又发表了《王韬谋士及其新思潮之启发》（《东方文化》第14卷第2期）一文，对王韬的事业以及他所开启的维新思潮做了较为详细的探讨，此后陆续又有数篇成果问世，王韬研究成为王尔敏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历史学家吕实强1978年在王寿南主编的《中国历代思想家》（台北：商务印书馆，第8册）一书中参与撰写了《王韬》一章，考察了王韬的变法思想及其思想价值。另外，还有中国近代史学家汪荣祖于1976年发表的英文学术论文“Paul.A.Cohen's Study of Wang T'ao: A Critical Review”（《评柯文论王韬》,in Monumenta Serica,V01.31）。汪荣祖在1983年又出版了《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其中有《王韬变法思想论纲》（《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台湾联经出版社1983年版）一章，对王韬在晚清的维新变法思想做了论述；还有史学界率先提出“洋务思潮”概念的刘学照，也在同年发表了《论洋务政论家王韬》（《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一文，对王韬的政论思想进行了考察。

有关王韬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依然继续，并在这一阶段取得了一些进展与成果。主要体现在：首先，对王韬重要著述的整理。1959年，由汪北平和刘林整理了反映王韬变革思想的重要政论文集《弢园文录外编》，由中华书局出版，此版本是在1897年王韬自行校订印发的版本基础上的整理刊行，此后《外编》版本均以这一版本为底本。同年，中华书局亦出版了《弢园尺牍》。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发行了《走向世界丛书》，其中包括对王韬的《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的整理付印。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了王韬重要的小说作品集《淞隐漫录》。1987年，方行和汤志钧在王韬的《蘅华馆日记》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王韬日记》，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将王韬自咸丰八年正月初一到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八期间断断续续的思想、行动记载做了整理，为研究王韬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这些重要的王韬著作，几乎都在这一时期重新刊印发行，得以进入普通研究者的视野，也为此后王韬研究的深入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其次，有关王韬生平事迹的考证继续得到加强。较有代表性的有：《关于“王韬日记”》（《学术月刊》1957年第8期）；陈祖声的《王韬报刊活动的几点考证》（《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第4期）和《王韬死于何时》（《新闻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吴申元的《王韬非黄畹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杨天石的《读黄遵宪致王韬手札》（《史学集刊》1982年第4期）；杨其民的《王韬上书太平军考辨——兼与罗尔纲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李景光的《王韬到过俄国吗？》（《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和《王韬是屡试未中吗？》（《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3期）；王开玺的《关于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之我见——兼与杨其民同志商榷》（《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

新闻学界对于王韬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取得了重要进展，方汉奇于1956年发表了《王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报刊政论家》一文，对王韬的办报实践在新闻史上的先驱地位予以确认。1961年，香港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教授在其专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国学社1961年中文版）中专门论及王韬的思想与办报实践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并对他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此后，有相当数量的论文以王韬的报刊实践，以及和《循环日报》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并对王韬所开创的政论文体进行了研究，如台湾学者赖光临的《王韬与〈循环日报〉》（《报学》1967年第3卷第9期）、方汉奇的《王韬与〈六合丛谈〉》（《新闻记者》1984年第5期），对王韬在上海期间与《六合丛谈》的密切关系进行了研究和考证，以及方先生在同年的《新闻记者》第8期上发表的文章《王韬与上海新闻界》，都是对王韬在上海期间的新闻实践活动的考察。另有贺越明的《〈循环日报〉主笔王韬》（《新闻知识》1986年第5期）、日本学者西里喜行的《关于王韬和〈循环日报〉》（《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0辑，郑海麟译）、卓南生《中国人自办成功的最早中文日报——〈循环日报〉》（《应用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29期）等。

此外，学者对王韬散文游记和其他作品进行的研究也占有一定的数量。如陈复兴在1981年发表了论文《王韬和〈扶桑游记〉》（《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文章认为王韬的《扶桑游记》是对日本“明治维新的一曲赞歌”[12]，不仅反映出明治维新给日本所带来的变化，也渗透着王韬个人的思想寄托。另有1986年马艺的文章《王韬和〈普法战纪〉》（《历史教学》1986年第11期），对王韬撰写《普法战纪》的背景和大致经过进行了简述，特别纠正了早前学界有人将《普法战纪》说成是王韬在国外游历期间目睹了普法战争实况而写成《普法观战记》的谬说。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发表的70余篇学术论文，研究视角和领域比以往有较大拓展，但很多考证性的研究仍处于继续深入的阶段。除了论文成果，1981年，台湾学者姚海林出版了《王韬的政治思想》（文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此书原为姚先生的硕士学位论文，共5万余字）一书，文章以现代化为经，以时间为纬，对王韬政治思想中的“道”与“变”,“治民”与“治兵”和“倡富强”等内容做了解析与评估。该书虽篇幅短小，仅涉及了王韬政治思想的部分内容，且个别观点也有待探讨和商榷，但它是第一部以王韬的政治思想为主题的专著。

（四）全面综合阶段（1990年至今）

进入20世纪90年代，王韬研究进入到了成果丰硕的繁荣阶段，主要体现在研究数量的激增，综合性研究的出现，以及研究视角、领域的不断丰富。这一时期，有几部重要的论著出版。1990年4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忻平的《王韬评传》，书中对王韬一生的生平事迹及主要的改良思想进行了梳理，有学者认为，该书对王韬的全面研究，及对其思想地位的肯定，奠定了此后王韬研究的基调。张海林于1994年11月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系列中出版了另一部同名的论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以洋洋30余万字，全面介绍和评述了王韬的一生，及其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思想内容和变化历程，较为准确地定位了王韬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美国学者柯文1994年出版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中文版，江苏人民出版社）是一部重要的西方人研究王韬的论著，该书英文版的原著在1974年就已出版，但对国内学界几无影响，直至中译本出版后才成为王韬研究领域的基础性论著，常常被学界学人参考和引用。另有一部《王韬年谱》（张志春编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于同期出版，为后来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依据。自柯文对王韬的专论研究之后，时隔30余年，大陆学者王立群出版了《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王韬研究》（该书原为作者的博士论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作者旨在通过王韬——这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第一代思想家、改革家、教育家的生存经历和心路历程的考察，解析当时社会中，这一类从传统文人中转变过来的具有“口岸知识分子”特征的群体，他们所共同经历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及其所体现的文化特征。该文重点在于通过梳理王韬的经历与时代背景而展现当时社会和“口岸”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文化特征，文章对王韬的办报理念与实践，以及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进行了专章论述，但对王韬的其他思想内容则较少涉及。除专著外，自1990年至今，学界以王韬为题的论文有300多篇，包括期刊论文，专题研究的论文集，以及硕博论文等。1997年，以王韬为对象的专题研讨会在香港举办。在王韬逝世一百周年的日子，由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与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主办了题为《王韬与近代世界》学术研讨会，其宗旨为更完整地认识和评价这位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化人，会议围绕着王韬对当时社会思想的影响，王韬的出版事业，及其交游的情况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产生了近20篇与主题相关的论文成果，会后汇编为《王韬与近代世界》（林启彦、黄文江主编，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0年版），将学界知名学者的文章和诸多新话题集结成册，不仅提高了王韬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地位，更开启了此后研究的诸多新视角。目前，中国大陆以王韬为题的硕博论文共有21篇，其中博士论文3篇，分别为北京大学王立群博士的《王韬研究——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复旦大学萧永宏博士的《王韬主持〈循环日报〉笔政史事考辨》、福建师范大学代顺丽博士的《王韬小说创作研究》；港台现有可查的以王韬为题的硕博论文共11篇，其中博士论文2篇，包括高雄师范大学高美芸博士的《王韬对时代的关怀及其寻求的解决之道》。综合这些成果的内容来看，对王韬生平事迹的考证和他的思想研究依然是主要方向，新闻学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王韬报刊实践和政论思想、舆论思想的解读，相应地文学领域对王韬的关注也比以往有所加强，王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肯定。具体来说：

有关王韬生平、事业的争论已部分地达成共识，个别问题仍需考证。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王韬的籍贯、王韬是否是黄畹与是否上书太平天国、是否屡试不第、是否通晓英文、是否受洗入基督教、《循环日报》的创立时间及王韬命名“循环”的深意、《循环日报》政论内容是否均为王韬所撰、倡行君主立宪的主张等方面。现主要将与研究直接相关的争议问题做简要说明。首先，对于《循环日报》的创办日期，因《循环日报》缩微胶卷在英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地的寻获，根据报纸所载之创刊论说，可确定该报为1874年（清同治十二年）创办。而有关王韬命名“循环”之深意与君主立宪之最早倡议者之争，因牵涉其史观和理论基础，以及政治思想之内涵，故将在后面的思想综述中详细探讨。其次，对王韬的具体籍贯，虽存有争议，但目前采取的比较宽松的结论是，王韬为江苏省长洲县甫里村人，对甫里的具体位置，大陆学界比较认可甪直之说，即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现在甪直设有王韬纪念馆。有关王韬是否为黄畹并上书过太平天国一事，自早期学者罗尔纲、谢兴尧、郭廷等学者仔细考察、详细论证后，间或有各种质疑的声音与主张，但后者因缺乏文献资料和史实的考证实据，且有大陆和港台学者结合《循环日报》中的相关记载，也证实上书一事的真实性，故对此问题，大致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再次，对王韬是否受洗入基督教一事，事关王韬的思想基础和中西文化观，美国学者柯文（P.A.Cohen）曾考察英国伦敦海外布道会的档案资料，确认王韬曾以王澜卿之名于1854年8月26日受洗入教。大陆学者张海林在其《王韬评传》中也以柯文的考察为据，确认王韬入教一事，但他认为，王韬虽入基督教，却非虔诚的信徒，选择入教则是生存与现实需要的权宜之计，道出了王韬入教一事的功利性[13]。段怀清在其《试论王韬的基督教信仰》（《清史研究》2011年第2期）一文中也提出，王韬或经历了受洗入教的仪式，却未从信仰上真正入教[14]。总体上，持王韬没有从信仰上接受基督教洗礼的观点较具普遍性。最后，关于王韬是否通晓英文，涉及他对西方文化的体认程度。一般认为，由于他参与和协助英国传教士翻译出版了多部中国典籍，故而认为他精通中英语言。柯文则根据王韬曾从事翻译工作和受教一事主张王韬仅略通英文，而未达精通之水准。段怀清在《对异邦文化的不同态度：里雅格与王韬》中也提出，王韬没有认真学习英文与其对中西文化的体认有关。[15]最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史学界对王韬生平事迹的考证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从未停止，但自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提出《循环日报》的政论皆系王韬所撰，此观点被奉为定论，为国内外学者所沿用，几无异议。近年来，有学者就此问题提出质疑，并详细撰文予以考证，如复旦大学的萧永宏博士以《王韬主持〈循环日报〉笔政史事考辨》为题撰写了博士毕业论文，详细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因该报政论构成来源复杂（政论由自撰论说、来稿论说、译稿论说和转载他报论说四部分构成），且大部分未署名，有的署以笔名，加上史料的局限，彻底厘清此问题尚有困难。因此，具体研究中，对王韬撰写的《循环日报》政论内容还应结合各种已有成果和背景资料予以仔细的考查和论证。

有关王韬思想的研究依旧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研究范围几乎涉及了其思想的所有方面，包括王韬的变法与改革思想、工商思想、教育思想、社会伦理思想、外交思想、军事思想、史学思想、经学思想、新闻思想等。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虽数量颇巨，且论及了王韬思想的不同面向，但整体上延续了以往研究的观点和思路，继承多于创新；对具体思想内容的就事论事多于深入、系统的整合研究，缺乏对王韬思想各部分之间逻辑性与关联性的整体考察，在成果形式上多体现为篇幅有限的论文。因这部分是研究的重要基础，故本章专设一节对该领域研究情况进行综述，此处不再赘论。同期也有不少比较视野的研究成果，如易惠莉《晚清平民知识分子的西学之路——评王韬与沈毓桂西化思想背景的异同》（《社会科学》1991年第10期）和《日本汉学家冈千仞与王韬——兼论1860—1870年代中日知识界的交流》（《近代中国》第12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林宁的硕士学位论文《里雅各与王韬的对比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等。

从上述王韬研究的几个阶段，可以看出学界在这一领域研究发展的整体进路。总体而言，自王韬研究起步至今，有关的各类著述400余种，笼而统之，大致集中在王韬的生平事迹考证、思想研究、王韬的新闻实践和对近代报业的贡献、文学和诗词作品研究、游记研究，以及对王韬著述的整理和对其研究的回顾与总结等方面。虽然王韬研究开启的时间较早，但发展进程较为缓慢，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进入全面发展阶段，且依旧未能突破零碎片段式的研究格局，对很多重要问题的研究力度仍显薄弱，总体呈现出广度尚可而深度不足的局面。学界对王韬的研究与他本身的历史地位与价值不甚相称，仍有广阔的空间值得开掘和拓展。

二 国外有关王韬的研究

以往学者们在研究王韬时多以国内已有的成果为基础，鲜有对国外研究情况的系统考察。事实上，19世纪中叶，王韬在日本的影响和知名度远高于国内，日本学人对王韬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可追溯至他生前的时代，前辈研究者们留下了不少对王韬生平事业、思想主张，以及他出游日本的具体情况的记载和评价，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更为重要的是，早期学者站在晚清专制社会的政局之外以比较中立的眼光来审视和评价王韬的思想在近世社会所闪现的光芒，无论从思路还是视角出发，都对后来的研究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欧美的研究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从西方人的角度出发去考察这样一个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培育的士子文人，如何提出在当时看来非常前卫的诸多政治、社会改革主张，这些成果是综合、客观研究王韬思想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需厘清并综论之。

（一）日文论著

王韬生前曾游历过日本。事实上，在他未踏上日本国土之前，就早已因《普法战纪》和《循环日报》而名满东瀛。他的著述对日本文化界和民众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正所谓身未至而名已远。日本朝野人士皆对这位学贯中西的“巨儒”充满了敬仰与倾慕之情，纷纷联名盛邀王韬东游日本。王韬于1879年游历日本期间，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社会风貌进行了一次近距离的考察，并与日本朝野人士探讨了日本效仿西方君主立宪制的利弊得失，此行对充实和完善其改革思想意义重大。同时，他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结交了一大批日本文士，其中不乏知名的日本学者，如中村正直、龟谷行、冈千仞等。自那时起，就有日本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王韬，成就了不少该领域的辉煌篇章，它们是王韬研究的重要基石。

日本学者木下彪曾在1895年出版的《明治诗话》（卷下）中介绍了王韬的《漫游随录》，并对王韬于当世所秉持的既非夜郎自大，亦非主张全盘西化的理性态度大加赞赏，肯定其诸多观念所体现出的先见之识与过人之处。邀请王韬赴日的日本汉学家栗本锄云，在1900年撰写的《王紫诠君的来游》（《匏庵遗稿》）一文中提到了初读《普法战纪》时的感受，对王韬的变法图强主张十分佩服，并对王韬交游日本期间与日本文化界的交往情况做了简要介绍。另有日本学者布施知足在1938年撰文《王紫诠的扶桑游记》（《从游记看中国明治时代的日本往来》，载《东亚研究讲座》第84辑），对王韬的游记内容进行了研究，并对他曾于19世纪70年代末到访日本的情况，以及由此反映出的那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同类研究还有，自19世纪30年代一直致力于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日本学者实藤惠秀，1941年在其专著《近代中日文化论》（大东出版社1941年版）中，专以《王韬的访日与日本文人》为题，对王韬访日的文化交流情况进行了探讨，这为国内学人了解王韬出游日本的经历和近代日本文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等问题提供了诸多研究素材。此外还有1945年，日本学者外山军治所写的《王韬と长发贼》（《学海》第2卷第8号）; 1963年，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鲁迅的学生增田涉的《王韬——轮廓》（《人文研究》第14卷第7号）；中田吉信的《冈千仞与王韬》（《参考书志研究》1976年第13卷）；彭泽周的《中国の近代化と明治維新》（京都：同朋舎出版部1976年版）一书中辟有《王韬的日本观》一章；原田正己1983年出版的《康有為の思想運動と民衆》（東京：刀水書房1983年版）中有《王韬见与近代意识》一节；西里西行于1984年发表的文章《王韬と循環日報について》（载《东洋史研究》第42卷第3期）；以及渡琢磨1988年的《对王韬上书太平天国问题的研究》（《近代中国》第20卷）等。除了对王韬生平事迹的考证性研究外，早前日本的这些有关王韬思想价值和中外交流的成果基本确定了该国研究王韬的基调，对他前卫的政治观点，及其在近代思想领域中的启蒙价值，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和中日交流中所做的重大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非常强调王韬的思想对当世及后世的重大影响，这些思路和观点对于国内学人重新审视和准确定位王韬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二）英文论著

最早关注王韬的欧美学者是美国人罗斯韦尔斯·布里顿（Britton·Ros-wells·S），他在1933年出版了“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中国报纸》）一书，其中专章（“Wang Tao and The HongKong Newspaper”）论述了王韬与香港报纸的关系问题，文章肯定了王韬在近代香港社会和香港报业的地位及影响，成为奠定王韬在中国新闻史上重要先驱地位的基础性成果之一。十年后的1943年，布里顿又在Arthur W.Hummel主编的著作“In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 Government Print Office.）中将王韬视为晚清社会的重要人物，撰写了“Wang Tao”一章，介绍王韬的基本情况及其主要思想主张对晚清社会的影响。1953年，McAleavy,Henry发表的文章“Wang Tao: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 Displaced Person.”（London: The China Society）描述了王韬怀才不遇的个人经历，以及他的思想被当世政治体制和观念所排斥的现实，反讽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所存在的诸多弊端和令人窒息的文化环境。1963年，Leong,Sow-theng 发表了“Wang Tao and the Movement for Self-Strengthening”（Papers on China,Vol.17），文章论述了王韬及其主张和倡导的自强变法运动，对王韬以求富、求强为核心的变法思想进行了阐述，并肯定了它在当时中国社会中的进步意义和现实价值。同年，Lo,Hsiang-lin在“Hong Kong and Western Culture”（Tokyo: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Culture Studies.）一书中撰有“Wang Tao in Hong Kong and Chinese Culture”一文，对王韬在香港时期对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和实践活动进行了考察。1967年，美国学者柯文（Cohen,Paul A）参与了 Feuerwerker Albert,Murphey Rhoads & Mary C.Wright 等人编著的“In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并撰写了“Wang Tao Perspective on a Changing World”一文，对王韬在近代中国变局中的诸多创见性观点予以梳理，简述了他的改革主张。同年，柯文发表了“Wang Tao and 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6,No.4），这一最早论述王韬民族主义思想的文章，为此后学者研究和讨论王韬的民族主义思想问题开启了先河。Lo,Hsiang-lin也在这一年于F.S.Drake编著的“In Symposium on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and Linguistic Studies on Southern China,South-East Asia and the Hong Kong Region”这一研讨会论文集中，撰写了“Wang Tao and His Western Friends”的文章，介绍了王韬西游时结交的外国传教士和其他朋友，他们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情况，以及这些人对王韬思想转变所产生的各种影响。1973年，美国学者 Lee.Chi-fang（李齐芳）以“Wang Tao（1828-1897）: His Life,Thought,Scholarship and Literary Achievement”（University of Wisconsin）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对王韬放浪不羁的个性和坎坷的生活经历，以及他的思想、学识，以及他诸多的文学作品和成就进行了综合性研究，试图对王韬的一生进行系统性的扫描，以此还原和定位他在当时社会应有的地位。由于涉及领域太广，使该文略显缺乏统一的主旨和思想理路，从而影响了研究的深度。1974年，柯文出版了专著“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该书以传记的形式对王韬在晚清社会改革中的实践和作用予以宏观性考察，提出了很多革新性的观点，用西方人的眼光和全新的思路对这一近代历史人物及其时代进行了全景式描绘。但此书在研究中对王韬著述的引用有限，使其对诸多问题的探讨根基略显薄弱而缺乏说服力，而且他以研究王韬为视角对晚清的社会政治变革进行考察时，将西方观念对晚清社会的影响视为当时社会变革的唯一成因，而忽视了中国社会内部生发的变革因素和能量，从而使其书中难免偏颇之论，这是该著作的局限所在。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柯文这部著作出版后，引发了不少学者对其中问题的商榷和讨论，这些文章较集中地出现在1975年至1976年。如Dawson,Raymond,1975年发表的“Review of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by Paul A.Cohen”（Enghlish Historical Review）; Atwell,W.S 1976年的“Review of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 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by Paul A.Cohen”（The China Quarterly,Vol.67）; Boyle,John H.1976年的“Review of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by Paul A.Cohen”（Journal of Asian History,Vol.10）; Shin,Linda.P和Soo,Ming Wo同年发表的同名文章，分别刊载于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5,No.2）和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27,No.2）上。他们从不同角度和层面针对柯文著作的内容进行了再探讨，不仅加深了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并在实际中推进了王韬的研究，其中的诸多观点值得后进研究者关注和仔细体味。20世纪80年代，Lee.Chi-fang（李齐芳）从王韬的文学作品以及他对中学西译事业所做的贡献角度，肯定了他在近代中国史中的地位，主要体现在“Wang Tao and his Literary Writings”（1980,Tamkang Review,Vol.11,No.1）和“Wang Tao's Contribution to James Legge's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1986,Tamkang Review,Vol.17,No.1）等文章中。

相比较日文的研究成果，这些英文论著所体现出的实证考察力度稍显逊色，他们更注重宏观、综合的研究视野与方法，在具体内容上则比较关注王韬的改革思想在晚清社会的现实意义；思想性质上，更为强调王韬所具有的现代性特征，并将他视为脱胎于传统社会又开启了新文明的近代社会改革家与先行者之一，充分肯定了王韬的思想与办报实践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启蒙价值。

三 有关王韬思想的研究

作为中国第一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为当世和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他的一生志业兴趣广泛，思想内容丰富多样，涉及的领域也颇为多元，提出了诸多具有开创性的启蒙思想主张。从王韬研究的发展阶段可以看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其思想的研究便成为该领域的主导部分，备受学界的重视，其间也产生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内容几乎囊括了其思想的所有方面。但遗憾的是，就总体而言，零散性、综论性的研究多于系统、深入的探讨，对于其思想的重要部分——政治思想，鲜有成果给予深刻开掘，更缺乏站在中西历史发展的整体格局之中的审视。现有成果多是在论述王韬的其他思想时涉及政治思想，或是对政治思想部分内容的解读，或是散落于主题研究和宏观的思想史研究的篇章之中。因此，对这些成果的爬梳、综论是研究得以展开的重要基础。现主要从王韬思想的属性与时代特性、哲学思想、历史观、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民族主义、民本思想、重商主义思想、对外思想以及人才观等涉及其政治思想的方面，对已有成果进行综述。

（一）王韬思想的属性与时代特征

学界对王韬思想属性的界定与洋务派同早期维新派的关系问题息息相关。史学界对洋务派与早期维新派有无本质差异的问题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这种分歧也折射在王韬思想属性的确定上：其一，将王韬视为晚清洋务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之一。[16]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对王韬思想属性的确认应以其思想成熟阶段为主，而这一阶段正是洋务思潮盛行之时，他的思想成为洋务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这一观点的重要论据之一是，王韬曾提出“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等，“顾此其外焉者也，所谓末也。至内焉者，仍当由中国之政治，所谓本也”[17]。这一“中学为本，西学为末”的主张与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出一辙，他所提出的治民、治军等主张也未超出专制政治所允许的范围，因而未脱离“中学为体”的窠臼。更有学者明确指出：“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陈炽、马建忠、陈虬等被称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其实是洋务思想家。”[18]其二，认为王韬是早期维新思想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范畴。有学者指出，王韬是19世纪70年代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更是比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们更具慧眼地提出了明确的改革方案，以及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法要求。[19]更为重要的是，王韬明确反对洋务派“徒袭其皮毛”的保守主张，认为洋务运动的变革有名无实，指望靠西方的器艺技巧来富国强兵，是舍本求末，王韬通过对洋务运动的检讨，积极探寻西方国家致富致强的本源，将变革政治制度作为富强的起点与根本[20]。而这正是其改良思想的主旨与核心，也是区别他与洋务派的重要标志。他们认为，“王韬、郑观应等这批人，要求维护国家独立，特别是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改行君主立宪政体，那些思想主张，明显地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21]。应该说，就王韬思想的内容和性质而言，与洋务派确实存有本质上的差别，在政治观点上更是截然对立，虽然王韬思想的成熟阶段恰处于洋务思潮兴起之时，其思想内容不可避免地与洋务派有诸多相通之处，但对其思想属性的厘定还应看其主要方面和根本所在。故此，同大多数学者一样，本研究认同王韬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之说。

有关王韬思想的“传统性”，抑或是“现代性”，学界有不同的界说，二者根本的区分在于对王韬世界观和宇宙观的内涵定位上。有学者将王韬的“世界主义”视野评价为“旧式的世界主义”，认为“贯穿王韬思想的是一种旧式的‘世界主义’理想”[22]。而另有学者则将王韬的世界主义视为“中国式的‘全球化’理论或‘全球化问题的中国式论述’”，认为“王韬的‘天下’概念是对中国古代宇宙观的一种突破，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现代世界‘道同’宇宙观”[23]。因此，他的世界主义是全新的“现代世界宇宙观”而非旧式、传统的。并进一步指出，王韬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性”思想家，他“是中国最早的集中、全面而系统地觉察到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家”，在诸多方面“作了富于原创意义的现代性转变的尝试”,“是难能可贵的现代性开启者或先行者之一”，就其价值而言，“只要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仍在继续，那么，王韬的思索就仍会闪烁其智慧的光芒”[24]。不仅确认了王韬思想的现代性价值，并对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两种观点的不同取向是基于社会发展研究中的“传统—现代”二分法理论模式，美国学者柯文则以质疑这一模式为起点，采取了超越“传统”与“现代”，着重以“内在取向”为研究参考点的方式来强调了二者之间的兼容并存的关系。[25]无论学者们在王韬思想的时代特性问题上有何不同认识，对于近代“中国中心主义”世界观向“民族国家观”转变的思想进程中，王韬所起的开创性重要作用是普遍予以肯定和认可的。

（二）王韬的哲学思想

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忻平的主张，他认为，王韬的道器论和体用观是他思想的哲学基础，王韬沿用了《易经》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两句被中国历代哲学家、思想家奉为圭臬的哲学命题，但忻平指出，王韬所讲的“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道”的内涵被狭定在孔孟之道的范畴，但“器”的内涵却扩展至科学技术之外的“政教刑法”领域，也即政治制度和社会学说，“器”中已含有“道”的内容[26]。王韬的哲学观点受西学冲击中学的影响，使其难以概括原本“道”“器”各自的内涵，它们在王韬的哲学思想中变得界限不清，相互掺杂，因此，强调“道器”皆变，使二者“合而一之”成为王韬的思想原则的哲学概括。同时，忻平也指出，王韬哲学观点中缺少思辨性和政治目的性这一中国古典哲学所共有的局限，使他的逻辑中常出现自相矛盾之处，而正是这种矛盾和模糊性，将这种理论上的失误促成他政治主张的合理性基础，以及变法理论的依据和挡箭牌。[27]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王韬所论，无论是三代取替于上古、封建取替于三代，还是今日仿效西法的变革取替于封建都含有进化的历史哲学思想，这种进化的历史哲学思想即是王韬用‘道器俱变’思想对历史与现实的审视、思索，否则，他无法认识到近代中国发展的资本主义前途”[28]。也有少数早期的研究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王韬的道器说同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并无二致，王韬“明确提出封建的三纲五常是不变之道，即中国古老的封建制度是不能变的，所能变的只是某些具体的制度，所谓‘递积而愈详’的制度，也就是‘舟车枪炮机器之制’，用哲学语言来说也就是‘器’是可以而且应该变的”[29]。总体而言，忻平等学者的观点在学界更具有普遍性，他们对王韬哲学思想及其矛盾性的解读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考起点，无论王韬本人对其哲学思想论述的多寡，它的基础性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对他“道器”“体用”哲学观的考察是任何有关他的思想研究的基点。

（三）王韬的历史观

王韬一生在史学研究方面也颇有成就，他的历史观是他对当时政治社会发展路向的判断依据。对其史观的认识，学界大体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王韬的史观仍属中国传统变易史观的范畴。王韬、郑观应等人的历史观是对传统变易史观的继承与改造，虽然“增添了极为重要的内容，指出当时的时代，正处在从‘华夷隔绝之天下’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因此“他们的变易进化史观是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的，包含有近代的内容”，但是，他们没有从根本上脱出传统的道不可变的窠臼。他们的脚步走到近代历史进化论的门槛便停住了[30]。也有学者从王韬著述中常使用“循环”一词，以及他创办的《循环日报》之命名等方面，认为他宣扬和倡导循环史观。他们将王韬的史观定位为“胎源于《易经》”的循环史观[31]，并指出，王韬在继承魏源等先辈的历史进化思想的基础上，用西方的进化论观点去解释儒家的某些学说，同时用中国传统的“天道观”去解释西方的历史，由此创造出了中西合璧式“天道观”进化论的历史循环论体系，将人类社会看作是天道循环的历史，虽然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复古主义循环论的否定，但依旧包裹着传统循环论的外衣。[32]更有学者从近代西方进化论初入中国时对文化知识精英群体所产生的影响方面，考察了王韬对进化论排斥—接受—排斥的摇摆不定的过程，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这一群体被动的立场对进化论在中国传播进程的延迟，从而肯定了王韬史观的传统色彩[33]。总体来说，这些说法认可王韬的历史观中已含有某些带有西方进化论色彩的新内涵，但它仍没有脱离传统史观的窠臼。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王韬的史观已属“近代进化史观的萌芽”，因为他“师承并发展了清代启蒙思想家用治乱划分时代的变易史观，进而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来观察中外历史演变”[34]。有学者指出，王韬的“循环”之意，强调的是历史发展的对立面转化，这正是他历史辩证思想的反映；而且在王韬的“循环之理”中蕴含着历史螺旋发展的观点；再者，王韬试图用他所获得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对中国的循环史观加以改造，装入了进化论的新内容，因此，认同将其归入近代进化史观的萌芽阶段[35]。应该说王韬的历史观正处于传统变易史观向西方进化史观过渡的中间环节，其主旨是为变法寻找依据，就主体内容与核心价值而言，他未完成彻底地否定和批判传统循环史观的任务，也未能实现用进化论的立场与方法来解读现实，历史观充满了由传统变易史观向近代进化论的历史观中转过渡的特色。

（四）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

明末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在中断了近两个世纪后，在晚清得以复苏。伴随外力侵逼和内政危亡，早期维新派思想家最早将目光聚集到了延续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上。对专制制度的批判是王韬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他政治变革主张的重要基石，学界对此有较为统一的认识。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张海林从王韬有关君隆民卑，君臣相隔，吏治败坏几个方面深刻揭露和批判专制制度的论说入手解读其批判思想，他认为，王韬在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方面所发表的议论是他社会批判思想的最辉煌之处，他找到了中国官场的一切丑恶现象之根源所在，通过深刻分析，将专制制度下吏治的“尫病”“痼疾”之原因直指专制制度本身[36]。他不仅找到了晚清社会危亡的病源，更为其开出了药方，将民权制度视为西方国家富强之本源，认为中国唯有借鉴西方政治，方可实现长治久安[37]。这成为他进一步提出和倡导君主立宪制的重要基础。除了直接地否定，王韬对专制制度的批判也体现在他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与热情鼓吹上。他在《法国志略》中强调西方各国实行的民主制度较之君主专制有着巨大的优越性，由于有议会民主制度的保证，法律不能随便更改，更不能随便破坏，国家可以避免长时间离开常轨，有效地防止腐败政治局面的发生，这些论述明显地具有批评封建专制的重大进步意义[38]。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标志着王韬比洋务派思想家更进一步，认识到变革“器物”之末远不如革新“制度”之本更能解决晚清社会的问题，这是他的思想在当时洋务思潮弥漫的晚清社会更具深刻性与前瞻意义之所在。

（五）民族主义思想

最早从民族主义角度研究王韬思想的是美国学者柯文（Cohen,Paul A），他从王韬的道器观、倡富强、商力说和主权论等方面，论述了王韬在早期民族主义思想中的影响和地位[39]，并将其观点视为“早期或原始的民族主义”，认为他“最大限度地接近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不太可能的混合型人物——一位儒家民族主义者”[40]。对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是否自王韬等辈始，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界说。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肇始于王夫之的族类思想，而王韬则是文化的民族主义者[41]。另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主权观念产生之后，而这一观念则是由王韬、郑观应等启蒙、先驱人物所提出。[42]就其产生的时间而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早具有主权观念和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是王韬[43]。依据近代民族主义的构成要素，即族类、文化、主权、经济等方面，王韬在清末启蒙人物中的民族思想也最有代表性，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废除“领事裁判权”[44]，也是倡行主权民族主义的先导[45]，正是他启发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还有一种观点将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时间确定为甲午战争后，将甲午战争之前上溯至鸦片战争期间的民族主义称为“前近代民族主义”，认为它所依据的理论基本上是传统的华夷观，王韬虽明确地对传统的“内华外夷之说”进行了改造，但所依据的理论仍然是传统的华夷观念。[46]无论在近代民族主义起讫时间上有何分歧，对于王韬思想中的民族主义价值是无可争议的。王韬的民族主义经历了由族类思想向主权民族主义演进的过程，从最初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夷夏有别”，到“设领事”、收回“额外主权”之自有权利的主权民族主义的转变，他所经历的正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形成的一般路径。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对当时及后世影响甚为深远，他不仅在司法上提出了废除外国特权的强烈要求，还在经济上提出“握利权，树国威”和变法富强的主张，更于文化中提出了新的文化民族主义，可谓是对近代民族主义的三种类型——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都有所涉及，他不但启发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更对中国人的民族观、主权观、国际观的形成发挥过重要的影响作用，这种启蒙性意义值得肯定和重视。

（六）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王韬政治思想的起点。清末否定君主专制制度的社会批判思想，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逐步走向近代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重要桥梁，正是在这个阶段奠定了中国近代以来西方民主政治观念逐步深入人心的文化根基。王韬的民本思想正是对这一过程的体现，对他思想中民本与民权问题的认识，学界大致有着比较统一的认识。刘仁坤认为，王韬的民本主义思想既吸收了古代社会的重民思想，又借鉴了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是反映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民权思想，他的民本主义之“民”，包括正在成为资本家的中小地主、手工业作坊、商人、买办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民”的内涵扩大了。[47]张海林对王韬民本学说的论述更为详尽，他将王韬的民本思想看作是中国古代民本学说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理念融合的产物，他从“民与国家治乱”“民与民族强弱”两个方面对王韬的民本思想内涵进行剖析，并以此推导出王韬提出以“重民”政策取代“轻民”政策的思想逻辑，并将王韬“富民”先于“富国”的思想主张以及具体举措视为其超越传统民本思想，具有资本主义时代气息的重要论据，他认为王韬的民本思想是富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批判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武器；更为重要的是，张海林指出，王韬的“重民”政策对海外华人的态度和要求清政府爱护和保护他们的呼吁是史无前例的，“把民本思想推及海外赤子，王韬恐怕为中国近代第一人”[48]。这方面的争议主要存在于王韬思想中民本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王韬的民本思想仍然局限于传统思想的框架，原因在于，古代民本思想其实质是将专制君主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冲突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目的仍然是维护现有的统治格局和秩序，从根本上讲是为专制制度服务的。王韬等改良派们所主张的民本、民权仍未脱离传统民本观念和伦理政治角度上的君民关系论议，[49]“他只能谈治民，不能谈民治”，因此，他的民本与近代的民主思想相差甚远，二者之间并无关联。美国学者柯文则认为，王韬拒绝民治并不意味着成为专制主义的朋友，在两级之间有一片重要的中立地带，王韬正是站在这里。[50]民主与民本绝非相互抵拒，它们在反对君主专制、反对暴政虐民、强调民众作用等方面确有相通之处，王韬民本思想中大部分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分，他的民本与民主思想是相互串透、相互重叠的，王韬在继承古代民本思想的同时，吸纳了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精华，从而形成了颇具时代特征和特性特点的新民本思想，它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得以成型的源头与关键环节。[51]

（七）重商主义经济思想

王韬的商本思想既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代表，也是对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政治文化传统的颠覆。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与政治之间关系密切，它不仅是专制国家的经济基础，更是维系君主专制政治统治的文化、社会条件。王韬首倡商为国本说，将变革经济基础作为他实施变法图强主张的先决条件。有学者指出，王韬自19世纪70年代起，就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批判，认为封建社会“重农”的实质是“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他在批判专制经济体制的同时，还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发展商业的设想，并首次提出了“商富即国富”的命题[52]。王韬的商本主张，既不同于明清之际地主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工商皆本”，也不同于晚清洋务派官员提出的“官督商办”，而是表达了近代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商品经济的强烈愿望[53]。张海林将王韬的工商思想概括为“商为国本说”“全面兴利说”“国佐工商说”三个方面，系统地从观念转变到具体政策措施，细致而微地阐述了王韬经济思想的全貌；他特别强调王韬重商思想对于传统农本商末观的彻底改造，认为王韬把“商”的地位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国本”高度，他的“重商主张在性质上已不同于农业社会开明思想家欲语还休的吟哦小唱，而是资本主义时代新型思想家对商业的热情洋溢的礼赞”，王韬超越前人，开启了中国资产阶级重商思想的先河。[54]台湾学者姚海奇将王韬的重商主张视为富强的重要途径之一，他指出近世中国之“至要之图当为富强”，而唯有自握利权方可兴利；有关兴利之途径则有二：一曰重商，一曰理财，至于理财的内容则为：辟矿源、建铁路、造轮船、精制造、广织纫、设保险六项，姚海奇评价王韬的兴利主张，尤其是他提出的倡保险、广织纫等，在19世纪中叶的近代社会实属难能可贵，并认为这与他交游西人、游历欧陆的经历密切关联，其思想中已具有现代理财的观念[55]。此外，还有学者用“发展资本主义”来概括王韬的经济思想，指出他的经济思想中极为出色的一个主张是“以兵力佐商力”，从而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同抵制外国的入侵和振兴中国联系到了一起。[56]柯文对王韬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评价颇高，他说：“中国的近代改革家如王韬的经济近代化思想更侧重民族的强大，其次才是人民的富强，这种想法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对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家来说，富裕与国家的强大是不可分割的”[57]。这些有关王韬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成果是研究王韬政治思想的重要参考，尤其是王韬在这一思想中所涉及的对传统义利观的全新解读，以及初步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分离于政治学体系，形成带有“商品经济学”特色的经济学说的尝试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

（八）对外思想

外交思想是王韬思想中的亮点，也是王韬着墨较多的领域。从传统的华尊夷卑，到世界主义的视野，是王韬近代外交思想得以产生和形塑的前提条件。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观点也比较集中，普遍强调王韬在近代外交思想史上的先驱地位和启蒙价值。较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王韬有着系统的近代外交思想，他不仅认识到摆脱传统“严夷夏之大防”的观念羁绊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更认识到了外交的根本在于国家“利益”之维护；他不仅体认到外交的本质在于实力，更强调平等原则在外交活动中的重要性；王韬外交思想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超越了同时代的人，更是对后来者有重要启蒙价值。同时，对于王韬外交思想的局限性学界也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虽然王韬的外交思想在早期维新派中独树一帜，但他“未能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本质，天真地认为只要中国变法，就能自强御侮，同时，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存有幻想”[58]。但是，应该看到，这些局限性源于他所处的时代特征和他所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不够成熟的现实，对于他外交思想中首倡的一些重要又基本的问题，及其所体现的进取精神，还是应给予历史的肯定。除了对于一些外交原则和基本问题的阐述，有学者认为，王韬对于使领人才培养的重视是其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非常强调使领人才应培育和甄选“千人之俊，万人之杰”，使“参赞、翻译到随员，无不具备实学，举凡与图像纬格致历算无不兼晓，至语言文字，乃其末端；使领等人员，于纯属交涉之外，凡驻在国之吏治兵刑大要，朝廷沿革，政事之得失，习尚之美恶，风俗之淳漓，财赋之所入，物产之所出，山川之阨塞，形势之险要；等等，均需能默察通晓”[59]，因此对王韬使才培育思想的领悟与解读，可以充分体现出其外交思想中所闪现的现代价值。忻平认为，是王韬首先提出了“独立外交的思想”[60]，他提倡“强中驭外”的真正意义在于对弱国无外交的体认。忻平和姚海奇一样，将王韬的外交思想主要概括为“简公使”和“设领事”两个方面，将其视为王韬驭外观的主体内容。张海林称王韬的外交思想为新型外交思想，它的形成以“华夷观”的转变为基础，王韬不同于传统的全新外交主张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即尚通、贵和、重势、崇简，“王韬提出的外交新观念是对传统外交观念的全面背叛”，他将“中国外交思想推进到以务实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近代外交思想的殿堂”[61]。总体而言，对王韬外交思想内涵的揭示和历史地位的评判已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和成果基础，除此之外还应认识到，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内外危局，决定了“治中”与“御外”同属晚清社会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政治问题，因此，对这部分思想内容的考察，是全面厘清和把握王韬政治思想的重要环节。

（九）人才观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具有政治与教育合一的特点，“学而优则仕”,“学”总是以“仕”为目标，且所学的内容也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在历史人物的政治思想中便是人才观中浓厚的政治意味，以及伦理至上的道德主义色彩。王韬的人才观同他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改革思想是系于一脉的，也同样是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突破性的转变。王韬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了“治国之要”在于“举人才”的主张，并视“储才”为变法图强之总纲领。王韬对人才的重要性认识不仅来源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更来自他游走西方的经历和对西方历史的了解。他引古论今、类比中西，就是为了告诫人们专制旧制“败坏人才，斫丧人才”，认为只有重视人才培养问题，并建立取才之善法，方可为变法图强建立“人”的基础。有学者从“立意变法自强，重视人才作用；批判科举旧制，倡导文教新规；主张以才取人，注重考选标准；提出尚实思想，讲究用人之道”四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王韬人才思想的主旨与时代特色，全面肯定了王韬有关“选人、育人、用人的人才思想”浓厚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爱国色彩，及在其救国方略中所占的重要地位。[62]这是对王韬人才观较具代表性的阐述。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王韬人才观中对于专业人才的培养特别强调，如黄新宪认为：“王韬理想中的人才并非传统的通才或君子，而是某一领域的专业之才，这符合求强求富的实际需要，也表明他的人才思想与传统的‘君子不器’的人才思想具有明显的区别”。他进一步指出，王韬“心目中的理想人才很难从封建的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中加以选拔”[63]。因此，关于人才培养途径的问题便成为王韬人才观的重要构成要素。有学者对王韬人才思想中有关建立新教育的方式和途径问题给予了特殊关注，认为王韬抨击八股取士的旧教育制度的不合事理和人性之处，就是为了废除这种制度来建立资本主义性质的全新教育体系；至于如何建立的问题，王韬采取的则是渐进改革的方式，也即“先增新、后废旧”的举措；在具体学校的建设问题上他采取了西方近代教育的分科授课方式，并提议建立专业性的学校以适应变法图强中的人才需求[64]。张海林认为，王韬的人才观在很多方面已达到或接近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高度[65]。王韬的人才观已呈现出摆脱传统教育政治化、教育伦理化，逐步向具有独立性和多元性特征的近代教育制度转变的特征，这是它倡导教育改革的历史意义所在。但是应该看到，王韬人才观的提出及其诸多内涵都与他的变法要求相适应，是为他的富强运动而实施的人才储备战略，这是其人才观的特殊性所在。最后，正如美国学者李文森（J.R.Levenson）[66]所剖析的那样，王韬的人才观中也存有激进与渐进共存的情形，而这也正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上接受西方的价值，而在情感上却对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一步三回首的普遍情形的具体体现。

通过对上述已有成果的梳理，比较清晰地展现出了王韬思想的整体与各主要部分的研究概貌，为系统的研究其政治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先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缺憾和问题，也正是确立研究起点的凭借。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

（1）对王韬思想产生的背景性因素，以及他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等问题方面的关注明显不足。研究和把握人物的思想离不开他所生活和接受影响的环境因素，也不能忽略对其思想来源的追溯，以及变化动因的分析。而现有的王韬研究中缺乏对这些重要的基础性问题的分析与考察，多体现为针对具体思想的就事论事，整体研究呈现出空泛与缺乏实证根基的面貌。

（2）王韬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与重塑的过程，因其所处的特殊时代而呈现出前后不一致的情形。学界关注王韬思想时往往将目光集中在他某个时期或某个方面的思想内容，特别是他游西归来后思想的重塑阶段，而忽视了思想的萌生与整体演进，以及思想各部分之间所体现出的前后关联性与内在逻辑。事实上，王韬的思想从来就不能以单纯的传统或现代来定性，他早期儒学思想的根基是其思想源流的重要方面，对他一生思想的发展影响至深且久，唯有进行整体性的把握才有可能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因此，任何局部性、片段式的解读方式都难免盲人摸象的偏颇之论。

（3）学界普遍以中国视野对王韬思想的价值给予评判和定位，强调它在中国近代化道路上所具有的启蒙价值和现实意义，而忽略了其思想中所蕴含的普遍性规律与意义，缺少从国外视角和中西历史发展的整体格局之中的审视，也因此，对他思想的当代价值体认不足。因此，本研究力图在解决以上局限与问题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尽可能全面、深刻地挖掘与复原王韬的政治思想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