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本书题名为《梵汉诗学比较》，也可以换名为《中印古代文学理论比较》，只是出于书名力求简短，而采用这个书名。
文学和文学理论是中国自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而出现的概念。在此之前，中国古代虽然存在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但没有统称为“文学”。古代使用的“文学”一词通常泛指“文章学术”。实际上，这与西方近代以前的情况相似。英语中的Literature（文学）一词原来也是泛指一切文字作品，词义相当于文献。而近代以来，开始用于特指文学作品。
从二十世纪开始，中国接受西方的文学概念，编写中国文学史。如胡云翼的《中国文学史》在自序中指出：“文学向有广狭两义。广义的文学即如章炳麟所说‘著于竹帛之谓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即是说一切著作皆文学。”“至狭义的文学乃是专指诉之于情绪而能引起美感的作品。”因而，他“认定只有诗歌、辞赋、词曲、小说及一部美的散文和游记等，才是纯粹的文学”。[1]
又如，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在绪论中引用英国学者庞科士（Pan Coast）的说法：“文学有二义：一则统包字义，凡由字母发为记载，可以写录，号称书籍者，皆为文学——是为广义。一则专为述作之殊名，惟宗主情感，以娱志为归者，如诗歌、历史、传记、小说、评论，乃足以当之——是为狭义。”他也引用当时国内罗家伦所写的《什么是文学》中的一段话：“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从最好的思想里写下来的，有想象，有感情，有体裁，有合于艺术的组织。集此众长，能使人类普遍心理，都觉得他是极明了，极有趣的东西。”[2]
同样，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绪论中指出“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其间虽无深崭的渊阱隔离着，却自有其天然的疆界”。“这个疆界的土质是情绪，这个疆界的土色是美。文学是艺术的一种，不美，当然不是文学；文学是产生于人类情绪中的，无情绪当然更不是文学。”[3]
应该说，对文学的这种看法已经成为二十世纪国内学术界的共识。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考察上述三种中国文学史，前两种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在编写中轻视或忽视了中国古代散文这种文学体裁。唯有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不仅纳入古代散文，也纳入民间文学，堪称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内容全面和资料丰富的中国文学史。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也伴随中国文学史纷纷问世。如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1934）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等。与当时撰写中国文学史的作者一样，这些批评史的作者也会在著作开篇之初界定文学和文学批评，也就是表明运用现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观念对中国古代批评进行梳理和研究。如罗根泽在他的著作绪言中说：“按‘文学批评’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译语。Criticism的原来意思是裁判，后来冠以Literary为文学裁判，又由文学裁判引申到文学裁判的理论及文学的理论。文学裁判的理论就是批评原理，或者是批评理论。所以狭义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裁判；广义的文学批评，则文学裁判以外，还有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他认为按照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实际，“似应名为‘文学评论’，以‘评’字括示文学裁判，以‘论’字括示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但‘约定俗成’，一般人既大体都名为‘文学批评’，现在也就无从‘正名’，只好仍名为‘文学批评’了”。[4]
就当时而言，罗根泽的这个看法是深刻的。因为他注意到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这两个概念的差异，并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实际上包含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这两者。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说在国内学术界延续至今。这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出版的这方面著作使用的书名便可见出，如郭绍虞根据自己的旧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改写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1959）、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1964；中册，1983；下册，1985）、敏泽著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1981）、蔡仲翔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1987）和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1989—1996）。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专著中，书名也常称为古代文学理论或简称古代文论。同时，也有将“诗学”用作诗歌理论的专称，如袁行霈等著的《中国诗学通论》（1994）、汪涌豪和骆玉明主编的《中国诗学》（四卷本，1999）和陈伯海和蒋哲伦主编的《中国诗学史》（七卷本，2002）等。而国内使用的“比较诗学”一词中的“诗学”通常指称文学理论。
其实，在二十世纪，国际上已渐渐形成Literary Criticism（“文学批评”）、Literary Theory（“文学理论”）和 Poetics（“诗学”）这三个概念并存通用的情况。如美国卫姆塞特（W.K.Wimsatt）和布鲁克斯（C.Brooks）合著的《文学批评简史》（Literary Criticism：A Short History，1959）[5]、美国韦勒克（R.Wellek）和沃伦（A.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1977）[6]、英国塞尔登（R.Selden）编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The Theory of Criticism From Plato to the Present，1988）[7]、法国贝西埃（J.Bessiere）等合著的《诗学史》（Histoire des Poétiques，1997）[8]和美国哈比布（M.A.R.Habib）的《文学批评史》（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2005）[9]等。
我于1994年出版专著《印度古典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内容即是印度古典梵语文学理论研究。此后，于2005年出版译著《梵语诗学论著汇编》（昆仑出版社），并于2019年出版《梵语诗学论著汇编（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这次着手撰写《梵汉诗学比较》，即对印度和中国的古代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文学作为人类意识的表现形态之一，其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要进行研究，则需要采取分析的方法，也就是将文学这个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分别加以研究，由此形成对文学这个有机整体更加清晰的认识。对不同民族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同样需要采取这种方法。各民族文学的原理本质上是一致的或相通的，只是由于各民族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而造成理论表现形态的差异。比较诗学的目的就是要打通各民族的文学理论，同时揭示各民族文学理论之间的差异及其原因。
这样，本书的写作方式是设立十二个文学理论命题，逐一对古代印度和中国文学理论的构成因素及其表现形态进行比较研究。考虑到当今国内比较诗学学者大多从事中西诗学比较研究，无暇顾及印度诗学，对印度诗学缺少了解，故而，我对每一个命题的比较都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集中介绍该命题在印度古代文学理论中的表现，第二部分结合该命题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表现进行比较研究。
[1] 胡云翼：《中国文学史》，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5页。
[2] 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原著出版于1935年，第1、2页。
[3]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原著出版于1932年，第7页。
[4]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原著出版于1934年，第9、10页。
[5] 此书有颜元叔汉译本，书名为《西洋文学批评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6] 此书有刘象愚等汉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7] 此书有刘象愚等汉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 此书有史忠义汉译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9] 此书有阎嘉汉译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