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关研究的学术综述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社会，强调以家族为中心，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正如中国文化名人梁启超先生在《新大陆游记》中所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9]家族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由此，家族问题的研究始终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10]。

乐安孙氏作为中古时期有名的仕宦家族之一，早为学界所关注。对春秋战国时期乐安孙氏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孙子故里的研究，二是对孙武及《孙子兵法》的研究，三是对孙膑及其军事思想的研究。

孙武的故里在乐安，这是学界的共识。然而有关乐安地望位于何地，学界却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有关孙子故里的研究主要有惠民说、广饶说、博兴说、临淄说四种观点，另有少数学者坚持高唐说和曹邑说等论点。劳允超的《孙子里籍述略》[11]一文，通过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书辨证》《元和姓纂》等历史文献的阐述、唐代乐安的设置沿革以及地域位置的论证辨析，结合对惠民县境流传和遗留的有关孙子的轶闻、遗事、遗迹的调研，指出唐代的乐安即当今山东省惠民县为孙子的故里。霍印章、李政教的《孙子故里“惠民说”新证——惠民县出土北宋乐安吴尧墓志铭考》[12]一文，赞同李浴日论著《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中关于孙子是从唐朝的乐安郡亦即现代的惠民县附近奔吴为将的观点，通过对出土于惠民县的北宋乐安吴尧墓志铭考证，指出唐朝将棣州改为乐安郡，因而自唐朝开始孙氏得以“乐安”为封号，由此认为孙子故里乐安即棣州，而棣州即是现在的山东省惠民县。2005年，霍印章先生又发表《孙子故里“惠民说”再证》[13]一文，主要从先秦时期的封邑制、孙子故里“乐安”名称的来源与演变、历史地理的沿革、唐代官方文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体例，以及自唐代将棣州改为乐安郡后、孙氏家族大量受封乐安爵号的史实等层面，进一步诠释了现在的山东省惠民县为孙子故里的观点，进而指出在有关孙子故里的论点中，“博兴说”“广饶说”“临淄说”“高唐说”以及“莒邑说”都是不能成立的。宋书其、杨祥林《孙武故里考析》[14]一文，通过对文献史料和唐朝棣州所管辖区域的考察，认为从汉代到唐朝，乐安无论是作为乐安县、乐安国还是作为乐安郡，都与棣州乐安郡亦即现在的惠民县有涉，因此孙武的故里地处现在的惠民县是无疑的。舒荣先、牛万政《孙武里籍考辨》[15]一文，根据《汉书·地理志》《惠民县志》和清《博兴县志》以及《山东各地概况·博兴县建置沿革》等文献史料记载，结合对乐安故城的考察，指出汉乐安在今山东博兴县内，而汉乐安是齐乐安的沿袭，由此认为齐乐安在今山东博兴境内，孙武应为今山东省博兴县人。郭光的《从两部〈一统志〉论广饶是孙武的故里》一文[16]，依据《大明统一志》《大清统一志》有关乐安县设置的记载，认为今天的广饶县境是齐国孙氏封地乐安的地面，因而孙武的故里是广饶县。骆承烈的《孙武里籍考》[17]，通过对广饶县的沿革，以及《续修广饶县志》《广饶县志》《山东通志》《乐安县志》等地方志记载的考察，认为历史上的乐安在今广饶县的理由较多。陈可畏的《孙武故里考》[18]一文，则依据广饶县的地理位置，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以及孙姓聚居数量，认为孙武故里即为今天的广饶县。刘蔚华在《孙武故里探原》[19]一文中指出，孙武故里之原是春秋末齐国首邑人，而齐国首邑地望的中心区域在广饶境域。张效忠的《孙武故里新说》[20]一文，不同意把孙武故里定为乐安的说法，该文通过对当时齐国的军事管理制度、孙武的家族史、孙武的文化程度等方面的考察，认为《春秋·左传》中把古齐城（今临淄）定为孙武故里的记载是正确的。

《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兵书，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有的学者对《孙子兵法》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进行了论述。唐瑭、董晓波《〈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译介》[21]一文指出，受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孙子兵法》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日本，2500多年来，《孙子兵法》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截至2014年，已有英、俄、日、法、德、西班牙等40多种外文译本问世，其中应用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孙子兵法》的英译本。孙远方的《〈孙子兵法〉的国际传播与影响》[22]一文，主要对《孙子兵法》在日本、朝鲜半岛、法国、美国等国家或地区的传播情况，以及《孙子兵法》思想在世界的影响进行了论述，指出《孙子兵法》精神思想在政治领域、外交领域、体育竞技领域尤其是在军事领域和经营管理领域所产生的作用，必将随着《孙子兵法》在国际范围的传播而得到广泛的应用。李桂峰的《〈孙子兵法〉在日本与欧美的传播与研究述略》[23]一文，则对《孙子兵法》在日本和欧美国家传播的不同阶段以及研究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系统考察论述，认为日本、欧美国家是在与自己民族文化充分结合的基础上，对《孙子兵法》采取了有自身特色的研究与借鉴，而不是直接的“拿来主义”。苏桂亮的《〈孙子兵法〉域外传播研究——以书籍流通为中心》[24]，全面系统地考察和论述了不同时期《孙子兵法》在域外流传和应用的基本状况及其研究成果，向世人昭示了《孙子兵法》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及其所蕴含的普世价值。《孙子兵法》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最为突出，因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代表性成果如吴荣政的《论〈孙子兵法〉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25]一文，论述了《孙子兵法》在日本传播的时间、基本概况，以及日本各界研究《孙子兵法》的代表作品，并重点对佐藤坚司的《孙子之思想史的研究》、川野收的《银雀山竹简孙子研究》、服部千春的《孙子兵法校解》三部研究《孙子兵法》的论著进行了简要评述，还对日本在各个领域对《孙子兵法》的运用进行了概述。高殿芳的《〈孙子兵法〉在日本的传播源流简述》[26]一文，主要论述了《孙子兵法》在日本的传播源流情况，指出《孙子兵法》被吉备真备带回日本之后，直至日本历史上的战国末期，《孙子兵法》一直是作为日本朝廷的密藏图书，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在日本还未得到广泛宣传；而在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之后，日本才出现了《孙子兵法》研究高潮，出现了大量的有关《孙子兵法》的研究论著。该文还对德川幕府时期《孙子兵法》研究高潮出现的原因及其研究的特点进行了考察。高殿芳、穆志操的《涌入日本的〈孙子兵法〉》[27]一文，则对传入日本的中国不同版本的《孙子兵法》进行了论述。苏桂亮的《孙子兵法研究在日本》[28]，主要对《孙子兵法》传入日本的时间、日本研究《孙子兵法》的三个阶段及其表现，以及不同时期日本研究《孙子兵法》所体现出来的特点进行了论述。吴学文的《从文化视角看日本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与应用》[29]一文，不赞成学界有关日本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和应用深入全面、成就很大的观点，指出从公元8世纪至18世纪中叶，虽然日本出现了对《孙子兵法》研究和应用的一个高潮，但对《孙子兵法》质疑和反对的呼声也一直存在；“脱亚入欧”的日本一些思想家、兵法家虽然推崇《孙子兵法》、研究《孙子兵法》，但他们的主流思想却是有着浓厚侵略性质的近代军事思想体系，与《孙子兵法》的精神实质相距甚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虽然又出现了一股《孙子兵法》的研究热潮，但《孙子兵法》的研究与应用并没有在日本主流社会产生影响，《孙子兵法》思想精神对日本的影响仍然不大。熊剑平的《日本对〈孙子兵法·用间篇〉的研究与运用》[30]，主要就日本学者对《孙子兵法·用间篇》中的用间思想的研究和运用状况，以及《孙子兵法》中的用间思想对日本军事学术和军事实践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论述。此外，日本学者佐藤坚司《孙子研究在日本》[31]、平间洋一的《〈孙子兵法〉对日本海军的影响》[32]、宇佐见哲也的《日本军内外对孙子研究的发展状况》[33]等论著，也分别对《孙子兵法》在日本的传播、研究和应用及其影响进行了阐述。有的学者还分析了《孙子兵法》受到西方关注的因素。如王亚萍、刘文娟在《〈孙子兵法〉在西方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34]一文中认为，《孙子兵法》之所以受到西方各界的关注与重视，首先在于《孙子兵法》具有超越时空的理论价值；其次在于《孙子兵法》与西方军事理论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另外还在于《孙子兵法》所蕴含的崇尚智谋的竞争意识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倾向与当今世界和平及发展的时代潮流相契合。于汝波主编的《孙子兵法研究史》一书，作为首部系统阐述有关《孙子兵法》研究的学术史论著，该书对从远古至现代有关《孙子兵法》研究与运用的概况以及各个时期的主要特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析，并对7—20世纪《孙子兵法》在国外的传播、影响以及20世纪国外关于《孙子兵法》的应用理论研究进行了论述[35]。该论著对于了解《孙子兵法》的历史地位和国际影响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黄朴民、高润浩《孙子攻守思想述论》[36]一文，从攻守的选择、攻敌的手段、进攻的原则、进攻与防守的关系四个层面，对《孙子兵法》所体现出的攻守思想进行了阐释，并对《孙子兵法》攻守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论析。尚伟的《〈孙子兵法〉中的军事伦理思想及当代价值》[37]，主要对《孙子兵法》所蕴含的“重战与慎战相融通的战略理念”“道胜与全胜相统一的价值目标”“仁爱与法令相结合的治兵之道”等军事伦理观及现实意义进行了阐述。黄朴民《〈孙子〉真伪及价值》[38]，主要对《孙子》一书基本成型的时间、作者和具体理由进行了论析，并对《孙子》的思想特点、理论价值以及对后世兵学理论的影响进行了阐述。阎盛国的论著《〈孙子兵法〉经世致用研究》[39]，主要以《孙子兵法》所凸显的经世致用为研究视角，在对《孙子兵法》文本进行深入诠释的基础上，结合丰富的文献史料，将军事学、历史学、考据学以及文献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融会贯通，分别对《孙子兵法》所体现的胜利哲学、战争意识与战时经济、战略战术思想、《孙子兵法》的文学传播，以及《孙子兵法》的古代和现代应用个案等层面进行了探析。褚良才的《孙子兵法研究与应用》[40]一书，共分《研究篇》《应用篇》《论丛篇》《参引篇》四部分内容，《研究篇》是对《孙子兵法》文本的注释、训诂以及白话文和英译文的翻译，《应用篇》是对《孙子兵法》在当今国家安全、企业管理、政治哲学、外交谈判等各个领域中应用的论述，《论丛篇》是有关孙子的专题研究，《参引篇》是对相关文献资料的辑录。该书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研究篇》中，作者“采用纵向和横向计量的研究方法，对孙子文献进行了共时和历时的纵横比较研究；在对文字的校勘、训诂以及文献版本的辨伪、辑佚中，先构建一个古兵书字词索引，然后做定性和定量分析，从而使一些难训、疏训、漏训、误训的字词，一目了然，迎刃而解。这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带来的不仅仅是在字词的训释方面提出了独到可信的见解，更重要的是为《孙子兵法》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41]。阎盛国的《〈孙子兵法〉所见战时经济问题探析》[42]，主要对《孙子兵法》所见战时开支问题、战时经济动员问题、战时赋役问题进行了系统论析，以期通过“对《孙子兵法》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代的战时经济问题，借此进一步丰富对春秋时代战时经济问题的认知”。张其海《孙子武德思想的内涵及传承路径研究》[43]一文，阐释了《孙子兵法》所蕴含的以“仁”为核心的武德思想及其表现，认为《孙子兵法》武德思想主要体现在军人应有的“安国保民”的价值观，以及将帅所应具备的“智、信、仁、勇、严”的“五德”素养，并就孙子武德思想传承的四个层面进行了具体阐释。

相较于对孙武及《孙子兵法》的研究，学界有关孙膑与《孙膑兵法》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代表性成果主要有：亓文婧的《山东昌邑一带孙膑崇拜习俗考略》[44]一文，结合文献史料及田野调查，对官方祭祀和地方祭祀的孙膑崇拜这一历史文化现象进行了论述，并就孙膑在昌邑一带被神化的原因进行了论析，认为孙膑之所以能在昌邑地区尤其是瓦城一带受到民众祭祀崇拜，其原因一与瓦城一带曾是孙膑的采地有关，二与元明清以来戏曲、小说、话本和民间故事及民谣对孙膑形象的神化有关，三与寄托当地民众的美好愿望有关。邱复兴《孙膑对孙子兵学的贡献》[45]一文，认为孙膑作为孙武的宗室后代子孙，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在战争观、战略战术运用以及治军建军等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孙武的军事理论思想。陈相灵《〈孙膑兵法〉的理论贡献及现实意义》[46]一文，对《孙膑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历史地位、理论贡献以及现实价值进行了具体阐述。侯艺林、张宇翔的《〈孙膑兵法〉之精兵思想——兼谈孙膑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及对后世的影响》[47]一文，主要对《孙膑兵法》体现出来的慎战、富国、常备不懈、质量建军等为内涵的精兵思想及其对后世军事思想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诠释。徐炳杰在《〈孙膑兵法〉军事学术价值探析》[48]一文中，结合《孙膑兵法》中的16篇文献，从九个层面就《孙膑兵法》的军事学术地位进行了系统阐释。韩红宇的《论〈孙膑兵法〉的民本思想及其时代价值》[49]认为，民本思想是《孙膑兵法》理论体系中的主要内容，为此，该文就《孙膑兵法》民本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民本思想的内涵、时代特点及其影响进行了系统阐述。吴显庆的《论〈孙膑兵法〉中的政治辩证法思想》[50]，主要就《孙膑兵法》所蕴含的丰富的政治辩证法思想及其与军事辩证法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了论析。除此之外，该文还从多个层面论述了《孙膑兵法》对《孙子兵法》有关思想以及儒家某些思想因素的吸收与发展。王晓雪的《〈孙膑兵法〉的流传、失传及研究价值初探》[51]一文，首先考察论述了《孙膑兵法》的文本流传和杂途流传情况，其次对《孙膑兵法》在东汉以后失传的因素进行了探析，最后就研究《孙膑兵法》的价值进行了思考。

有关魏晋乐安孙氏家族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从知网检索仅有姜涛的《从〈尔雅注〉看孙炎对郑学的继承》[52]一文，该文通过对魏晋时代乐安孙氏家族族员孙炎《尔雅注》内容与方法的考察，对孙炎《尔雅注》在雅学史上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论述，认为孙炎注《尔雅》不仅师承精于雅学的经学大师郑玄，深得郑玄要旨，而且其注《尔雅》所呈现出的同中有异的意象，使孙炎的《尔雅注》别具特色，加之其注《尔雅》并不是笼统地训释，而是附以词语的精详辨析和对理据的探求，从而使孙炎的《尔雅注》在雅学史上颇具价值，因而能为大多数后人所沿用。

与魏晋乐安孙氏家族的研究成果相比，有关唐代乐安孙氏家族的研究成果相对增多。翻检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界有关唐代乐安孙氏家族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乐安孙氏族人孙逖及其诗文创作，只有少量论文对孙逖的家世、家族进行了研究。臧清的《唐代文儒的文学与历史承担——从张说到孙逖》[53]一文，主要以张说和孙逖等唐代著名文臣为代表，梳理了唐代文与儒结合、演变的历史进程，阐释、揭示了唐代的文儒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承担与文学观念。具体到对孙逖本人的论述，文中认为孙逖的思想意识最能代表唐代偏儒路向一派文儒的新思路，在孙逖的思想意识中，他更是突出了儒学的重要性，视儒家道德为文儒的支点，如在其章表碑志中对人物的评价，就是把儒家道德标准置于极为突出的位置。任红敏在《吴越烟霞染诗情——宦游吴越对孙逖山水诗创作的影响》[54]一文中，结合具体诗作，对开元初宦游吴越的诗人孙逖的山水诗风格及其对开元前期清淡山水诗风的影响进行了论述，认为孙逖写于吴越的山水诗主要特色是将山水自然的描写与宦情紧密结合在一起，以山水纪行诗的形式将仕宦羁留异乡的心理感受和思乡之情凸显出来，诗作情景交融，清新清淡，意境优美空静，气势阔大高远，色彩鲜润明丽，唐代开元前期山水诗清淡风格的形成与孙逖吴越山水诗的诗风有着密切关系。欧阳明亮的《论孙逖“文儒”身份形成之渊源》[55]一文，重点论述了唐代乐安孙氏家族的核心人物孙逖文儒身份形成的主要因素，认为孙逖之所以能成为有唐一代著名的文儒，是与孙氏整个家族前后几代人的文化积累密不可分的，其中既与其先世——魏晋以来孙氏家族中的孙惠蔚、孙灵晖、孙万寿通晓儒学尤其是礼乐之学以及家族留意文翰的家学背景有关，也与孙氏一门“世载清德”、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的家风传承有关。王冠一的《从“文贵形似”到“形神兼备”——读孙逖山水诗》[56]一文，以孙逖的山水诗为例，具体考察论述了从南朝到唐代诗风变化及其哲学审美追求的发展，认为盛唐山水诗所体现出来的“形神兼备”的艺术特色，是唐代山水诗发展进步的主要体现，孙逖的《下京口埭夜行》《山行遇雨》等山水诗，则将诗的“形神兼备”发挥到一种极致；而建立在这种诗风现象背后的审美追求，则反映了在唐代诗人的抒情胸怀中，是将“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容纳为一的。欧阳明亮的《孙逖与他的山水行役诗》[57]，对成长于北方中原地区的孙逖在仕宦南方吴越期间创作的一批山水行役诗的创作特色进行了论述，认为孙逖的山水行役诗，折射出孙逖首次踏入江南时的内心情感反应，如客愁乡思之情，以及对中原文化的依恋心态，表现出孙逖在接触到南方文化场域时的心灵感悟。欧阳明亮、郑莉的《唐代诗人孙逖与他的〈宿云门寺阁〉》[58]一文，则对孙逖《宿云门寺阁》一诗的意蕴进行了论析。张卫东的《唐代文儒孙逖籍居之地考释》[59]，针对孙逖籍贯的三种说法（河北涉县说、山东聊城说、河南巩县说），通过文献资料的佐证，对孙逖籍居之地进行了具体考释，文中赞同孙逖门生颜真卿所说的孙逖祖籍为博州武水，后寓居潞州涉县，然后又迁居河南巩县的观点，认为颜真卿在《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孙逖文公集序》中称孙逖为“河南巩人。其先自乐安武水，寓于涉而徙焉”的说法，与孙逖的实际生活状态相符合。张卫东、陈翔的《唐代文儒孙逖家族研究》[60]一文，对先唐孙氏家族及唐代孙逖家族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探析了孙逖家族所凸显出来的家学门风，认为其家族门风是随着时代演进而变化的。具体来说，唐代孙逖家族从孙嘉之开始，便由魏晋时期孙氏家族单纯的“尚儒”门风转变为“文儒兼修”，并在孙嘉之之子孙逖身上得以凸显。除了“文儒兼修”的家族门风外，唐代孙逖家族还凸显出孝悌传家的家风。张葳在《唐中后期的官僚家族与科举——对孙逖家族的一种考察》[61]一文中，首先对孙逖家族崛起于唐朝的状况进行了考察，着重论述了孙嘉之、孙逖父子在孙逖家族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其次考察了孙逖家族制举入仕、进士入仕和门荫入仕的情况，通过考察分析得出，孙氏家族在第一代和第二代主要是通过制举得以在政治上发展，而科举进士入仕从第三代逐渐增多，第四代和第五代则变成以科举进士入仕为主；最后论述了家族伦理和礼法以及家族成员之间的交往和联系等因素在维系孙氏家族政治地位中所起的作用。许友根的《唐代孙逖科举家族成因初探》[62]一文，通过对文献史料的考察、梳理，主要对孙逖家族一世到六世家族成员科举入仕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孙逖科举家族形成的四个基本因素。

一般来说，簪缨相继的仕宦家族既是古代中国社会的政治主体，也是文化上的主体，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社会中皆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中古乐安孙氏家族历史发展源远流长，同样他们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群体。从以上的学术史回顾可以看出，学界有关中古乐安孙氏家族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果，许多问题已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是上述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家族个案人物的研究上，对于唐代的乐安孙氏家族研究，除了有数篇论文对孙逖家族进行整体论析外，其他研究成果则着重于对孙逖及其诗文成就的探论。乐安孙氏家族作为中古时期有着悠久历史的著名仕宦家族，学界有必要对其家族从整体上予以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