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渊源

集团最早的起源可追溯至17世纪中期兴起的“贵格会”（Quakers）[27]和18世纪末19世纪初（约1790—1830）的“克拉彭教派”（The Clapham Sect）。弗莱的家族信奉前者；弗吉尼亚的曾祖父詹姆斯·斯蒂芬（James Stephen）和外曾祖父约翰·维恩（John Venn）、福斯特的曾祖父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以及集团圈外友人R.C.屈维廉的外曾祖父扎查里·麦考利（Zachary Macaulay）均曾是后者的核心人物。“克拉彭教派”，“一个……友人与家人组成的关系网络，以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为重心，成员因共同的道德与精神价值观、因崇高的宗教使命与积极的社会行动、因彼此之间的爱与相互之间的联姻而紧密相连”[28]。这个因聚居于伦敦西南的克拉彭公地而得名、因强烈的道德感而被敌对者讥讽为“圣人”（The Saints）、由出身贵族的英国国教（圣公会）福音派教徒组成的“圆桌骑士团”（knights-of-the-round-table paradigm），同“贵格会”一样致力于废除奴隶制、废止奴隶贸易、改革刑罚与监狱制度、兴办医疗等社会改革运动和人道主义慈善事业，在相当大程度上塑造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规范和精神气质。作为两个教派的后裔，集团不仅在亲友圈这一组织形式上与先辈一脉相承，更是继承了先辈非凡的才智、心灵的激情、对虚矫行为和伪善侈谈的轻蔑、对邪恶的敏感和憎恶、对理性的信仰，与对真理和公正不可动摇的意志。

尽管集团成员极力摆脱“维多利亚时代家长”的影响，“自觉反叛父辈乃至祖父辈关于社会、政治、宗教、道德、学术以及艺术的一系列制度、信念和标准”[29]，但集团的思想血统却无可置疑源自19世纪中后期英国出现的“智识贵族”（intellectual aristocracy）阶层。这个以门第显赫、人才辈出且相互联姻的达尔文、萨克雷、赫胥黎、阿诺德、屈维廉、麦考利、斯特雷奇以及弗吉尼亚出身的斯蒂芬等“学术”家族为代表的阶层，是“英国上层阶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新职业阶层：它的举止风度和价值观与旧贵族和直接从商的资产阶级大为不同”[30]，它的成员投身政府、教会、法律、经济、医疗、科技、教育、文学艺术、编辑出版等最具权势和声望的职业领域，因才智、学识、能力、人格、德性、公共职责和文化修养而成为思想领袖和社会中坚，并与不可知论、英属印度的殖民地历史、牛津剑桥的大学改革和改革后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31]密切相关。集团出现于这个阶层形成（1860—1920）的鼎盛时期，消解了先辈宗教怀疑论与道德教条主义的强烈冲突，保留了先辈严苛理性、公共精神、社会良知以及思想结盟的基因，同时延续着马修·阿诺德的智识精英理想——推崇品味、知识和才智，向往“甜美与光明”“希腊文化”和“人性”，追求人类的至善至美。

集团的雏形孕育于剑桥大学。1885—1902年，弗吉尼亚的哥哥索比·斯蒂芬（Thoby Stephen）与除格兰特之外的九位集团男性核心成员相继入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和国王学院。其中，索比、伦纳德、克莱夫、利顿、西德尼-特纳同年（1899）入读三一学院，并于当年成立被克莱夫视为集团滥觞的读书俱乐部“子夜社”（The Midnight Society）[32]。继弗莱、德斯蒙德、福斯特之后，伦纳德、利顿、西德尼-特纳于1902年，凯恩斯于1903年入选以友情、智识、自由论辩和怀疑精神著称的秘密学生精英团体“剑桥使徒社”（The Cambridge Apostles）[33]。作为未来的“智识贵族”，“使徒社”遵循剑桥大学以理性为核心的人文主义思想和自由教育理念（选拔智力超群者——将获取知识和发展智慧作为教育的唯一和最高目的——强调对学生的理性训练和绅士人格塑造），旨在塑造理智与激情、思想与艺术、责任感与想象力、精神追求与道德尊严兼备的绅士人格，秉持“一群亲密朋友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追求真理，朋友之间完全坦诚，不遗余力讥讽戏谑，但却相互尊重，认真倾听朋友演说，向其学习，见其所见。绝对的坦诚是‘使徒社’传统要求其成员服从的唯一责任”[34]的宗旨，给予青年学子“最大的思想自由，最完美的兄弟情谊，和对最对立观点最完全的宽容和接纳”[35]。利顿、凯恩斯等成员离开剑桥南下伦敦后以“使徒社”为蓝本摹画出集团的基本样貌与姿态——“因友情而紧密相连”，“以坦诚为唯一要事”，“挑战传统道德”，“看穿家庭骗局”，“开诚布公地进行一切讨论，从严肃的研讨到闲聊、笑谈和争论”[36]；同时，“使徒社”则因福斯特、弗莱等集团成员于“一战”前的声名鹊起而开始为外界所知，闻名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