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后宫与东宫制度

成吉思汗建国后，立蒙古弘吉剌部人孛儿台旭真为正后，并规定弘吉剌部“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每岁四时孟月，听读所赐旨，世世不绝”[98]。元朝各帝，后来仍按成吉思汗的规定，大多以弘吉剌部人为正后（或称大皇后）。[99]除弘吉剌部外，蒙古亦乞列思、伯牙乌等部，亦与黄金家族保持通婚关系，并产生过皇后。至顺四年（1333）八月，钦察人燕铁木儿女答纳失里被立为皇后，乃是在权势威逼下破坏旧制的特例。元统三年（1335）七月，伯颜鸩杀答纳失里于上都。后至元三年（1337）三月，弘吉剌部人伯颜忽都被立为皇后，又恢复了传统的做法。[100]

在正后之下，蒙古大汗乃至元朝皇帝还立有若干皇后，称为二皇后、三皇后等，或者直接在名字后面加上皇后称号，并且有若干妃子。成吉思汗时设四大斡耳朵，由正后及其他皇后、妃子分守。斡耳朵即宫帐，“元君立，另设帐房，极金碧之盛，名为斡耳朵，及崩即架阁起。新君立，复自作斡耳朵”[101]。每个斡耳朵都配有专门的怯薛歹等人员。“自太祖以后，累朝所御斡耳朵，其宿卫未尝废”[102]；“国制，累朝行帐设卫士，给事如在位时”[103]。忽必烈亦设了四大斡耳朵，以后的皇帝所设斡耳朵数目不等。“斡耳朵”实际包含双重含义，既指皇后、妃子所居宫帐，又指后妃等占有和继承财产、私属人口的组织形式。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元朝时先后设置四所总管府和一所都总管府管领。忽必烈孙甘麻剌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被封为晋王，镇守漠北，“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不久又专设内史府作为管理机构。世祖及以后诸帝斡耳朵，在皇帝及皇后去世后也设专门机构管理，如长信寺（世祖）、长庆寺（成宗）、长秋寺（武宗）、承徽寺（仁宗）、长宁寺（英宗）、宁徽寺（明宗）、延徽寺（宁宗）等，各寺设寺卿（正三品）、少卿（从四品）等官职。[104]

在位的皇后，至世祖时仍用斡耳朵组织形式进行管理，具体事务多由宣徽院处理。成宗元贞二年（1296）二月，设立中御府，[105]专掌中宫财赋及番卫之士等务。大德四年（1300）九月，中御府改为中政院，设院使（正二品）、同知（正三品）、佥院（从三品）等职。[106]

在蒙古国乃至元朝时期，皇后的政治影响不可忽视。在正式的朝会、宴饮时，皇帝与皇后并排坐在“御榻”上，[107]显示出皇后地位的崇高。皇后还可就朝政等发表见解。尤其是皇帝去世后，皇后的作用更为突出，或者“临朝称制”，或者指定帝位继承人。世祖朝之后，元廷亦实行了册封“皇太后”的制度，并为皇太后建立了专门机构徽政院。徽政院的设罢，基本取决于皇太后的存否，只有英宗即位时的撤罢徽政院，是针对皇太后答吉欲立他人为帝而采取的报复行为，答吉为此“饮恨成疾”，不久死去。[108]由于在制度上始终没有明确限制皇后干预朝政的规定，加上游牧社会对妇女财产、地位尊重的传统习俗，造成了元朝皇后、皇太后干政乃至擅政的突出特点。

为解决帝位继承人问题，忽必烈引入了中原王朝的建储制度。中统三年（1262）十二月，忽必烈封第二子真金为燕王，守中书令；设立枢密院后，又以燕王兼判枢密院事。[109]忽必烈还特设太子赞善等职，[110]为实行建储制度做准备。至元十年（1273）二月，真金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仍兼中书令、判枢密院事。九月，设宫师府，置詹事等官属38员。[111]十一年四月，建东宫。至元十九年（1282）十月，设詹事院，“备左右辅翼皇太子之任”，置左、右詹事各1员，副詹事、詹事丞、院判各2员，吏属62员。另置宫臣宾客、左右谕德、左右赞善等职。随后又设置了典医署、典宝监、掌仪署、家令司、府正司、延庆司等詹事院下属机构。[112]

至元十六年（1279）七月，“世祖以新取到侍卫亲军一万户，属之东宫，立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始建东宫侍卫军。[113]至元二十一年（1284），枢密院又奏准将札剌亦儿、弘吉剌、亦乞列思、忙兀、兀鲁兀五投下探马赤军划归东宫，设蒙古探马赤总管府。次年，改为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114]这两支卫军，由詹事院直接管领，不同于直属枢密院的其他卫军。

真金的政治倾向颇接近于汉人儒士，元廷中的汉人官员自然希望他能够早日插手朝政，但真金生性谨慎，虽有中书令和兼判枢密院事的头衔，并不过多涉足朝政大事的决断。至元十六年十月，道士李居寿乘作醮事之便，向忽必烈建议：“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预国政。”忽必烈同意，下诏皇太子参决朝政，规定“凡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皆先启后闻”[115]。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发生的阿合马被杀事件，参与者打出了皇太子的旗号，引起忽必烈对真金的猜忌。后来又有人建议年迈的忽必烈禅位给皇太子，忽必烈大怒，真金忧惧成疾，至元二十二年（1285）十二月病死。[116]至元三十年（1293）六月，忽必烈将“皇太子宝”授给真金第三子铁穆耳，[117]实际上就是指定铁穆耳为帝位继承人。但忽必烈去世后，仍有人起而与铁穆耳争位，靠了伯颜等人在忽里台上的弹压，铁穆耳才得以即位。

忽必烈的建储试验虽然没有成功地解决帝位继承问题，但毕竟给后人留下了皇太子制度的模式。至元三十一年（1294）四月，成宗铁穆耳封母伯蓝也怯赤为皇太后，改东宫为隆福宫，詹事院为徽政院，又于同年八月将东宫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和东宫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改为隆福宫左、右都威卫使司，并隶徽政院掌管。[118]大德九年（1305）六月，成宗立子德寿为皇太子，复置詹事院。同年十二月，德寿病死，詹事院亦撤销。[119]

武宗海山的即位，得力于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帮助，所以海山登基后不久便册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大德十一年六月），复立詹事院总理东宫事务。[120]海山对爱育黎拔力八达先入大都主掌朝政并不满意，册立他为太子也是极为勉强的。按照世祖朝东宫设立卫军的旧例，本应尽快为新太子建立一支东宫卫军。可是在至大元年（1308）正月武宗提出以中卫亲军万人立卫率府，属于东宫时，爱育黎拔力八达认为“世祖立五卫，以应五方，去一不可，宜各翼选汉军万人，别立一卫”之后，近一年没有消息。直到至大二年正月，武宗才下令枢密院选军编成东宫卫军，二月正式立皇太子卫率府，统侍卫亲军万人。[121]詹事院官员欲自署军官，遭到詹事丞王约的反对。众人问道：“东宫非枢密使耶？”王约回答：“詹事，东宫官也，预枢密事可乎？”也就是说，詹事院不应该侵夺枢密院委任军官的职权，而皇太子兼枢密使实际上是虚衔。不久，詹事院又提出东宫应按旧制设左、右两卫，请求增设蒙古侍卫军为右卫率府。任职太子家令的柏铁木儿向爱育黎拔力八达进谏道：“兄为天子，弟居东宫令中书、受枢密，军民之政莫大于是。今复立卫，自歧为二，必启嫌隙，惟熟虑之。”王约亦云：“左卫率府，旧制有之，今置右府何为？诸公宜深思之，不可累储宫。”[122]扩大东宫卫军可能引起武宗的猜疑，成为兄弟公开反目的导火索，所以柏铁木儿、王约坚决反对。

爱育黎拔力八达以皇太子身份即位为帝，于延祐三年（1316）十二月立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但到了延祐六年才在詹事院下健全了左、右卫率府两支东宫卫军的建置。[123]硕德八剌即位后，将东宫卫军交给枢密院代管。[124]

从武宗到英宗，建储制度起到了缓冲帝位继承纠纷的作用。但自“南坡之变”后，帝位争夺激烈，各帝虽有立皇太子之举，但在即位问题出现后往往不被承认，引起争执甚至武力对抗。文宗时，改詹事院为储庆使司，后又改为储政院。[125]顺帝即位后，于至正六年（1346）四月立皇太子宫傅府，但当时还未正式册立皇太子。至正九年十月，立端本堂为太子学宫，置谕德、赞善等职。至正十三年六月，罢宫傅府，复立詹事院，正式册封爱猷识理达腊为皇太子。詹事院设詹事3员（从一品）、同知2员（正二品）、副詹事2员（从二品）、詹事丞2员（正三品）等职，由中书省右丞相脱脱兼詹事。原来隶属于资政院（顺帝时为第二皇后奇氏所建官署）的左、右都威卫，亦划归詹事院之下，[126]詹事院大体上恢复成了世祖时的制度。至正十八年（1358）之后，皇太子与奇后多次密谋内禅，没有成功。至正二十七年八月，诏命皇太子总天下兵马，为皇太子立大抚军院，秩为从一品，设知院4员，同知2员，副使、同佥各1员，实际上是想用大抚军院来取代枢密院行使职权。次年闰七月，罢大抚军院，不久太子即随顺帝北逃。[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