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英国的”还是“美国的”：奥登文学生涯的分水岭

1939年1月26日，美国纽约在大雪纷飞中迎来了两位欧洲来客，他们已经决定要在这片新大陆长久定居下去。根据衣修伍德的回忆，他们在中国之行后[31]从美国纽约中转返回欧洲时，奥登第一次向他透露了移居美国的想法，更确切地说，是定居纽约。衣修伍德表示，他对于移居并没有明确的念头，只不过是追随奥登去了美国。奥登却宣称，这个选择是他们共同协商的结果。[32]伴随着这一剪不断理还乱的事出之因，他们“离开战争中的英国，去了美国”[33]的行为却在大西洋两岸掀起了轩然大波。

然而，在他们走出船舱、踏上纽约码头的那个寒冷的清晨，摆在他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不是流言蜚语，而是新一轮的“选择”。衣修伍德在半自传体小说《克里斯托弗及其类》（Christopher and His Kind，1972）中略带戏谑地调侃了纽约在1938年7月和1939年1月为他们呈现的两种风貌：彼时，烈日当空，七月的骄阳熔化了身在异国他乡的疏离感，他们对接下来的选择充满了自信；但此刻，扑面而来的寒意化成了一股股冷漠的敌意，那矗立在暴风雪中的“法国制造的手持自由火炬的女巨人”[34]看上去十分可怖，在无声的静默中逼仄着他们紧绷的神经——“要么照着我们的方式来，要么坐下班船滚回去——回到你们分崩离析的欧洲去。”[35]他们选择了留下，一条跟艾略特恰恰相反的道路。

这一举动在大西洋两岸迅速掀起了轩然大波，中外学者也往往据此将奥登的思想和创作一分为二，斯彭德作为“奥登的心腹、学家和注释员”[36]，对奥登的这段描述很有代表性：

事既如此，现代艺术里就出现了二种趋势。一种是躲开看来如此反人性的，客观的世界而遁入个人的，私己的，晦涩的，怪僻的，及不关轻重的世界，另一是设法将想象生活与现代人类所创造的广大而反人性的组织取得联系。

这二种逃避与扩展的趋势时常平行地存在一个诗人的身上。在某些诗人中，扩展的阶段往往为逃避的阶段所接替。奥登在他早期的作品里以非常个人的弗洛德主义解释，混着马克思主义来面对世界。在这些诗中我们得着这样一幅英国的画片：一个病院，里面的人们获得人性，因为诗人把他们解释为病人。诗人自己则是精神病学家。他们的物质环境：陋巷及工厂，及社会环境：失业，战争，革命，是一串神经病的外射，织全人类于一赎罪的世界之中。在那赎罪圈之外闪着革命的黎明的微光。它将为人类创造一较好的世界，在那里每一个个体都因为在社会的组织里有合适的位置而能实现自己的个性。在那儿，生产的工具不再是迷糊的荒野，吞没人类于错误的梦的混乱之中，而是和平的可资灌溉的河流带着牛乳和蜜糖流经社会全体。

这是一个幻景，从它奥登转入后期的神秘主义。他的撤退的理由是很显然的。诗人的社会的幻景自然是形成一想象的，人性化的现代人生的工具，可是不幸，它得与这个不合适的事实妥协：社会全身并不像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天国。假如我们想形成一人生的真实的诗的画面，作为隐匿于不同的，破碎的现时外在结晶体的意识整体，一个理想国的幻景是不够的。因为这样一个幻景假定外在的支离破碎在某一时间终止而我们又回到内在梦想与外界现象相和谐的世界。可是我们也必须想到这也许不会实现。理想国或社会的现实主义并无力量逼迫社会的形态改变。如果想真实地想象事物，我们必须想象它们如实际存在的情形。[37]

斯彭德在分析现代艺术的两种趋势的时候，把艾略特作为“逃避”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而把早期奥登作为“扩展”的绝佳代表进行诠释，这基本上也是学术界的一个共识。至于后期奥登是否彻底遁入了“逃避”，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话题，更何况斯彭德本人对后期奥登的解读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他在评论奥登的诗集《另一时刻》（Another Time，1940）时这样写道：“奥登的诗歌之路令人堪忧……如果我被炸弹击中的话，但愿奥登能为我写几首萨福体诗。”[38]一向心高气傲、不为他人言论所动的奥登，读到好友的这番言论后深感受到伤害，特地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在国内外相关文章中看到类似“离开战争中的英国，去了美国”[39]这样的句子，未尝不是对奥登当年的选择的一种情绪化回应。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其一，奥登的移居与历史的语境之间的关系；其二，奥登的移居与奥登的声誉之间的关系。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分析奥登移居美国的原因。奥登曾在1946年非常直白地向阿伦·安森（Alan Ansen）坦陈：“我之所以来美国，是因为这里挣钱更容易。”[40]金钱，构成了奥登选择美国的最为直观的理由。奥登虽然出身于中产阶级，但经济生活并不阔绰。他的父母均来自牧师家庭，两个家庭各有八个子女[41]，要么从事受人尊敬但相对枯燥的职业，要么选择了从事这种职业的男人结婚，这些亲戚都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奥登的父亲原本是约克的一位综合内科医生，在奥登一岁半的时候举家迁往伯明翰，成为学校卫生官员，薪水也随之下降了不少。当奥登回顾这段生活的时候，他认为薪水下降这个事实对父亲的精神世界还是有影响的，他变成了那种“哪怕最微小的支出，都会经历一番心理挣扎的人”[42]。父亲的金钱观念，或多或少影响了奥登对待金钱的态度。而随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深刻地让奥登意识到金钱的重要性。他在《致拜伦勋爵的信》（“Letter to Lord Byron”，1936）里语带戏谑地说，战争结束后，“黄油和父亲重又回来了”（《奥登诗选：1927—1947》133），但调侃的背后却是捉襟见肘的生活现实，他的母亲甚至精打细算到出租他们的房子[43]。家庭的经济条件并不能为奥登提供优渥的生活，而成年奥登选择的诗人职业，也不可能有稳定的经济保障。他曾在《染匠之手》（The Dyer’s Hand and Other Essays，1962）里坦言，他写诗是“出于爱”，而写评论性文字不过是因为缺钱——“我写作是因为需要钱”，“我想要感谢许许多多的出版人、编辑、学院专家……要是没有他们的慷慨与支持，我根本不可能有钱支付我的账单”。[44]

正是在经济不宽裕的情况下，奥登遇到了时任《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杂志的编辑乔治·戴维斯（George Davis）。彼时，奥登和衣修伍德刚刚结束了访华之旅，坐火车去了日本，短暂停留后又坐船到了温哥华，再坐火车来到了纽约。在纽约逗留的两个星期里，戴维斯不但充当了他们的向导，还将一大笔稿费交到他们手中，理由不过是他们的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刊登在了《时尚芭莎》上。美国对于舟车劳顿的两位作家来说，不仅仅有新奇玩意儿，还有金钱和机遇。正如奥登当年跟朋友憧憬地说道：“英国能够给予我的，已经都给了我，我也永远无法舍弃。而美国，如此广袤……”[45]广袤的（vast），同时也是慷慨的。他后来以调侃的语调写道：“上帝保佑他们好运永随，/虽然我已记不住他们的脸：/上帝保佑美国，如此广袤，/如此友好，还如此有钱。”（《巡回演讲》，“On The Circuit”，1963；《奥登诗选：1948—1973》274—275）显然，时隔20多年后，美国留给奥登的印象依然是广袤和富庶。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奥登看重金钱，但他绝不是金钱至上之人。长期以来，奥登一方面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死板而冷漠的人，另一方面又在无条件地付出时间、爱心和金钱。他眼巴巴地追着出版商、制片人、杂志社索要稿费，60岁以后多次表达了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意愿，因为这个奖项的奖金蔚为可观。表面上看，他似乎真的是个守财奴了。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在某些人眼里“视钱如命”的人，私下里却毫不声张地把现金、支票和手稿送给了急需用钱的朋友们，甚至是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如若不是门德尔松教授无意中发现了他的那些善举[46]，估计他要把自己的慷慨和悲悯留给沉默的自然时间了。奥登对金钱的双重态度，恰如他对英国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评价——“务实”，即“对金钱作用的理解最为到位”[47]。若用奥登的诗歌作为注解的话，莫过于他晚年写下的这三行短诗：“金钱买不来/爱这种燃料：但它是/一种出色的助燃剂。”（《栖居地的感恩·裸露的洞穴》，“The Cave of Nakedness”，1963；《奥登诗选：1948—1973》247）奥登认为，“现代世界的各种现实里最为实际的无疑是金钱”，“金钱是一种牵动我们与他人关系的交换手段”。[48]因此，与政治鱼烂、经济疲软的老欧洲相比，广袤、友好、富庶的美国新世界更堪为乐土。

当然，除了务实的金钱问题，奥登选择移居美国还有更深层的“逃离他的公共地位”[49]的意图。如果说，1929年，奥登对诗人个体与外部世界的认识促使他走上了一条文学的政治化取向道路的话，那么，1936年的冰岛寻根之旅[50]则标志着奥登已经开始认真反思自己在英语诗坛的处境，包括“诗人的文化身份”和“诗人与政治活动的关系”[51]。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将他视为左派诗人的领袖，而他却看到了“藏匿在他的公共道德形象背后的复杂动机”，察觉到了“自己在被崇拜、被称赞时的心满意足”[52]。在1937年秋写给朋友的信中，奥登已经在清算自己面临的窘况：

你只能书写自己知道的东西，而这些仰赖于你如何生活……艺术家……只能说出他知道并且感兴趣的真相，这仰赖于他在哪里以及如何生活……假如他对自己的知识并不满意，便只能通过改变他的生活来获取希望得到的知识。[53]

英国社会的期望与奥登本人的意愿已经脱节，这不但促使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早年成名，也连带着深思自己在社会和时代中的位置。到了1939年，他的反思和深思促成了一个后来引起广泛争议的选择——“那时的处境，对我来说，英国已经不适合待下去了。我在那里不可能再成长。英国的生活就像是一种家庭生活，我爱我的家人，但我并不愿意与他们共处一室。”[54]离开，改变自己的生活，无疑可以成就一个全新的起点，尤其是选择一个迥异于老欧洲的美国新世界。

由此可见，奥登移居美国，较多的是出于个人生活和诗歌道路的考量，有着特殊的历史语境。奥登曾接受本杰明·阿珀尔（Benjamin Appel）的采访，在谈到美国对他的吸引力时，他用了“全新的视角”（fresh perspective）这样的字眼。相较于刚到美国后在一家下等酒吧写出了融合大西洋两岸语言风格的名诗《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September 1，1939”，1939），奥登多年后在散文集《染匠之手》里游刃有余地辟出了一辑，专门谈美国的风土人情、传统文化和文学特点，直接用旧世界指代欧洲，用新世界指代美国，而且还形象地用两位文学人物来说明新旧文化之间的差异：

关于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差异，所能找到的最佳例子是《雾都孤儿》[55]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56]各自的结局，两个主人公都是孤儿。当奥利弗最终由布朗洛先生收养，他的最美好的梦想都实现了：拥有一个家，周围簇拥着熟悉而友善的面孔，还可以接受教育。哈克，也有人要收养，显然是由一个女人而不是男人，可是他拒绝了，因为他明白她会试图“教化”他，于是，他宣布离开这里去往西部；吉姆，是哈克在友谊中最为喜爱的一个“小伙伴”，被抛在了身后，如同丢弃一只旧鞋……[57]

英国的奥利弗，最好的结局只能是家庭，而美国的哈克可以选择回归家庭，也可以自主地选择不可预测的未来。在奥登以及旧世界的绝大多数人眼里，美国不再是粗俗的暴发户的天堂，而是更为民主、自由的新天地，没有传统的包袱，呈现出开放的状态，代表了无限的可能。奥登甚至认为，只有经过这样一片孕育新生机的土地的洗礼，艾略特才能写出他那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并且认定要是他出生在欧洲，断无可能完成类似的作品。[58]因此，奥登在1939年选择来到美国，也许是出于离开英国本土的考虑，但他之后长期定居美国，则确实是因为这个迥异于欧洲的新世界拓宽了他的视野，也为他在大西洋两岸赢得了更多的读者群。在英国，奥登的作品已经深入人心，每本诗集的出版都会引来众多的追捧者。托利（A.T.Tolley）在《英国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The Poetry of the Forties in Britain，1985）中指出，奥登的作品在20世纪40年代的发行量远远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59]，并以充分的例证分析了他对青年作家们的影响。在美国，奥登的作品也相当受欢迎。他的《诗选》（Collected Poetry，1945）在短短一年内印刷了4次，发行量近15000册。基于这些事实，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不禁发出了如下感慨：奥登作品的发行量已经要赶超美国本土诗人了[60]。

奥登在移居后虽然获得了更多的读者，但也因此在英国学术界备受争议，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声誉代价。1940年，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主编的杂志《地平线》（Horizon）专门开辟了一个栏目，用以讨论奥登离开英国的利与弊。1941年，麦克尼斯在一篇题为《流浪者归来》（“Traveller’s Return”）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奥登的离开在英国本土掀起了轩然大波，伦敦上空飘散着各种各样无聊的流言蜚语。[61]1942年，奥登在牛津大学的学长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出版了一本小说《多插几面旗》（Put Out More Flags），将奥登和衣修伍德写成了在大战将临之际逃之夭夭的卑鄙之人。据说，还有人在议会中严肃地提出了奥登离开的客观影响。所有这些言论，无论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都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奥登在英国诗坛具有显著的地位。正因为如此，英国人对他的“背叛”很难释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质疑他移居后的文学创作。帕特里克·狄金森（Patric Dickinson）的一句诘问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英国人的心声：“当他从里到外彻彻底底成了一个美国人后，无论是措辞、韵律方面，还是情感、思想方面（正如艾略特成为英国人以后），他的作品还有生动性吗？”[62]

多年后，奥登的异国追随者布罗茨基颇为真挚地为他辩解道：

他的离去曾在其故乡引起轩然大波；他被指责为背叛，说他在灾难的时刻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是的，灾难的确降临了，但却是降临于诗人离开英格兰之后。此外，正是他，十余年来一直在不断地发出那灾难即将降临的警告。说到灾难，无论一个人有着怎样的洞察力，他也无法道出灾难降临的时间。而指责他的那批人，恰恰是那些看不到灾难来临的人：他们或是左翼的，或是右翼的，或是和平主义者，等等。再者，他移居美国的决定与世界政治也很少关联：其移居的原因有更多的私人性质。[63]

布罗茨基的道理说得非常通透。客观上而言，谁都无法预知灾难来临的确切时间，而奥登在灾难发生之前便已经离开了英国，因而绝不是“离开战争中的英国”。主观上而言，如前所述，奥登移居美国主要出于私人的原因，与世界政治格局关涉甚少。

此外，衣修伍德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1938年9月28日，衣修伍德去火车站迎接刚刚从比利时返回伦敦的奥登，后者一脸兴奋地说道：“哦，亲爱的，不会有战争，你知道吧！”衣修伍德以为奥登铁定掌握了什么内幕消息，但事实不过是奥登在布鲁塞尔的英国大使馆遇到了一位能够解读纸牌的女士，那人说至少今年不会有战争。[64]这个细节出自衣修伍德摘录的日记，他本人强调所述的内容真实可靠，而非凭空捏造。作为奥登的密友，衣修伍德定然知道奥登骨子里相信一些神秘的事物、命运的力量。

奥登在牛津大学时期的学弟加布里埃尔·卡利特（Gabriel Carritt）为我们提供了类似的回忆。读书期间，他俩经常结伴在大学城附近散步。一次，他们踱步走上山冈时，奥登发现裤子口袋里的三英镑钱丢了。“没事儿，”奥登泰然说，“回去的路上能找回来。”四小时后，他们沿着山路返回，暮色已经笼罩了大地，他们居然发现了三张在草丛间微微扑动的纸钞，奥登一言不发地上前捡起了钞票，颇为从容地塞进了裤兜里。还有一次，他俩沿着罗马墙[65]漫步，由于耽误了归程而只能入住附近的小旅店，奥登无意间在客房皱巴巴的枕头下摸出了还剩半瓶的白兰地。他自然而然地打开盖子品尝了起来，接着又递给卡利特喝，就仿佛他刚刚点了这瓶酒。[66]卡利特认为，奥登一直以来都相信命运的安排。

汉弗莱·卡彭特（Humphrey Carpenter）对此补充说，奥登不但相信神奇的命运，也相信每当自己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命运的交通灯就会为他转换成绿灯。[67]这是诗人对生活、对人生、对世界的诗性认知，我们对此无从置喙。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他的这个性格特点做出推断：在布鲁塞尔的英国大使馆遇到那位女士后，奥登果真就相信了那是命运的安排，相信了她所预言的战争不会打响，相信了时间还尚早欧洲还有希望。因此，那些针对他“离开战争中的英国”的指责，该是多么情绪化的表达。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那些并不友善的声音，奥登生前从没有公开地为自己辩护过，却在私下的实际行动中继续关注欧洲局势、关心欧洲同胞，保持一位知识分子应有的尊严和良知。以下两段内容摘自奥登写给好友的信，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对自身的定位：

我既不是政客，也不是小说家，报道的事情与我无关。如果我返回英国，我所能预见的生活状况与我目前在美国的生活没有丝毫差别，无非是阅读、写作和授课。[68]

如果我确信自己足以担当士兵或者防空队员的工作，那么我明天就回去，但是我并不觉得自己在军事上会有什么贡献。是因为我足够理智，或者仅仅是一种胆怯？我不可能给出答案。我唯一确信的就是，一旦英国政府需要我效力，我将在所不辞（我已经告知这里的大使馆了）。然而，对于作家和教师来说，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属于知识分子的战场并没有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任何人都无法断言这个地方或者那段时间是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出现的。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美国最适合我，当然这也只有今后的所作所为能够给予证明。[69]

奥登认为自己更加胜任的角色是作家和教师，而非冲锋陷阵的战士。虽然他在信中并没有直接反驳逃避战争的指控，但他一再奔赴战争前线的事实说明，他远非胆怯之人[70]。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只要他是一个知善恶、明是非之人，他斗争的舞台便无限广阔，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值得一提的是，奥登的移居也给文学史的撰写带来了难题。英国文学史类书籍对他的介绍与评析往往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有些书籍甚至不再为他另辟章节。戴维·达契斯（David Daiches）说出了这个现象产生的根源：奥登已经是一个美国诗人了，因此他属于美国诗坛。[71]但是美国文学史类书籍却又将他归到英国诗人的行列，比如，诺顿出版社的编辑将奥登归入了《诺顿英国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1986）之中，而不是《诺顿美国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1989），《希思美国文选》（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1990）也没有收录奥登的作品。对于英国人来说，奥登选择了离开，所以他不再是一个英国人；对于美国人来说，他出生在英国，半路移民到美国，所以他更应该是一个英国人。国籍的转变使奥登在文学史上的身份变得模糊，他越来越像一个“超国家的诗人”（super-national po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