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弗洛伊德主义是最普通的语言之一”

精神分析学又被称为弗洛伊德主义，因为其创始人正是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1885年秋，刚刚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神经病理学讲师的弗洛伊德，前往巴黎沙伯特利耶医院让·夏尔科（Jean Charcot）的病理实验室学习，认识了歇斯底里症，由此改变了研究兴趣——“弗洛伊德离开显微镜，转向另一个他已经显示出一些天赋的领域——心理学”[3]，并且初步理解了构成未来众多问题的关键所在——将心理学的重点由意识转向了无意识。以弗洛伊德的继承人自居的美籍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毕生致力于修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切合西方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精神处境，他对弗洛伊德主义有广泛而深入的涉猎与钻研，除了在《弗洛伊德的使命》（Sigmund Freud's Mission，1959）中巧妙地运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揭示这位大师“热望真理、坚信理性”[4]的使命意识以外，还在《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Greatness and Limitation of Freud's Thought，1979）中以辩证的方法全面考察弗洛伊德思想的精髓。根据弗洛姆的观察，弗洛伊德至少有三方面的重要发现——无意识[5]、释梦理论、本能理论，这些发现颠覆了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启发和帮助人们学会用理性控制自己的非理性欲望、欲求和情感。

弗洛伊德主义自20世纪初伊始便不断获得成功，尽管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来自行业内部的阻挠和一些人士的奚落。奥登撰文道：“弗洛伊德显然曾预想，传统卫道士和寻常百姓会对他的人类性学观嗤之以鼻，甚至拒不接受。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大众居然接受了他的观点，没有预想得那么艰难，或者说，比他们本该表现出的反应温和得多。”[6]这一方面归功于弗洛伊德主义在理论和治疗方面有重大的创新，另一方面则主要源于弗洛姆归纳的“批判的精神”——“弗洛伊德的体系是对现存思想和偏见的一种挑战”，揭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价值观念的虚假性和伪饰性，“以批判的精神吸引着人们”[7]，因而在西方社会的知识、艺术、政治等领域普遍受到重视。

一 “医生之子”：接触心理学，领会“治疗的艺术”

奥登的父亲，乔治·奥登，曾在剑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成绩名列前茅。毕业后，他先在伦敦的一家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去约克郡做了内科医生。1908年，也就是小奥登差不多一岁半的时候，他们举家迁往伯明翰，乔治医生成为当地的第一位学校卫生官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聘为伯明翰大学公共保健学科的教授）。乔治医生熟悉古典时期以来的医学历史，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他被推选为伯明翰古典协会的秘书），也能够娴熟地运用多种现代语言，包括德语和丹麦语。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人文与科学的研究截然不同，他却并不拘泥于这种成见。奥登回忆说：“在我父亲的图书馆里，小说诗歌作品的旁边就摆放着科学书籍，我也从来没想过这其中哪本书比另一本书更‘人道’或更不近‘人情’”[8]；“父亲的藏书室，给了我阅读的机会，也引导着我对于书籍的选择。它不仅是一个文学工作者的藏书室，也不仅是一个专科医生的有限的藏书室，而是各种学科、门类的书籍的大集合，不过小说作品并不多。因此，我的阅读非常广泛，也很随机，一点也不学究，总之，就是非文学型的”[9]。通过奥登的回忆，我们发现乔治医生是一个兴趣广泛、视野开阔的医生，无论是从专业医生的角度还是从普通读者的角度而言，他都很有可能及时捕捉到心理学领域的最新成果。

事实上，根据奥登的传记作者卡彭特介绍，乔治医生“对这个富有争议的新兴学科非常感兴趣，当时的心理学界先锋人物一有新作出版，他就迫不及待地购买”[10]。除了本职工作以外，乔治医生还是皇家医学心理学协会会员，为《心理科学杂志》（Journal of Mental Science）供稿，后来兼任伯明翰儿童医院的“名誉心理学家”、精神病患者收容所的医疗顾问，将心理学的最新成果运用到医疗实践中。门德尔松教授提供了另一个有力的佐证，指出乔治医生是在公共保健领域“最先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公职人员之一”[11]。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乔治医生不仅重视医学实践和历史，还重视医学的哲理成分。父亲的职业操守和医学素养深深地影响了奥登，也促使他对医学的哲理方面始终保有一份兴趣。

从生活上而言，父亲在奥登心里的分量似乎并不重要。奥登自小与母亲亲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在客观上疏远了父子情分，致使奥登一度表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失去的是父亲的精神存在”[12]。不仅如此，奥登也刻意忽略了父亲在自己生命轨迹里的角色。1941年，听闻母亲在睡眠中死去的消息后，奥登呆若木鸡，沉默了良久，故作轻松地说：“她真讨人喜欢啊，离世的最后一个举动竟然是让我不必去参加恼人的社交应酬。”说完，奥登就失声痛哭了起来。[13]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奥登说：“母亲死后，一个人才第一次真真正正地孑然一身了，这种感受很糟糕。”[14]相较于母亲离世后的痛彻心扉，奥登面对父亲去世的反应却显得格外平淡[15]，既没有以泪洗面，也没有平添孤家寡人之感。

尽管父子关系疏离，但奥登对父亲始终充满敬意。英国桂冠诗人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曾是奥登在牛津大学的学长，他回忆说：“当时，大学生普遍鄙夷自己的父母，认为他们庸俗不堪，至少我也这么认为。奥登却不一样，他很敬重自己的父亲。”[16]

奥登对父亲的敬重，很大的原因在于父子俩的共同爱好，尤其是在小奥登的兴趣从矿井转向了人之后，心理学为此提供了一条特殊的途径——“他可以用临床治疗般的客观态度去理解他们，同时将他们的潜在危险排除在一定距离之外”[17]。据说，小奥登每到一个新环境都会感到局促不安，比如伴随着上学和升学而不得不面临的新环境问题。这一点，奥登在《致拜伦勋爵的信》中以调侃的方式提到过：“我上学后说的头一句话就语出惊人，/险些让一位女舍监完全失去平衡：/‘我就喜欢看各种各样的男生。’”（《奥登诗选：1927—1947》130）倒不是说奥登这么早就表现出同性恋倾向了，委实是因为奥登先后就读的圣爱德蒙德预科学校和格瑞萨姆学院（Gresham’s School）[18]都是男校。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位敏感、焦虑的少年进入了陌生的环境，肯定会观察和分辨周围的人，而心理学的分类方法帮助他快速地进行归类，从而形成与他们相处的策略。乔治医生的言传身教和藏书室里颇为可观的心理学书籍，为奥登开启最初的精神分析学之旅提供了便利条件。

奥登的另一位传记作者理查德·达文波特—海因斯认为，小奥登之所以对心理学的兴趣与日俱增，有一个潜在的动因，即探密与解密，恰如弗洛伊德将自己的学说称为“一门关于秘密的科学”。[19]据记载，1925年以前，奥登已经熟读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作品。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他具体读过哪几本著作，但可以确认的是，他对人类的行为动机和内在欲望有了基本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洞悉人生百态。他那时候对弗洛伊德的作品更为感兴趣，抄录了弗洛伊德的文字，有时候会带去学校念给同学们听。他的学弟约翰·帕德尼（John Pudney）回忆说：“威斯坦的谈吐一点也不像孩子……他的措辞成熟老到，充满了智性上的挑战。”[20]帕德尼的印象，说明奥登已经不再局限于用心理学观察别人、保护自己，而是把它当成了一种生活上的趣味。面对并不熟悉精神分析学的同学们，奥登手舞足蹈地用自己尚没有完全掌握的术语和理论去分析他人言行举止的根源，阐释某些话语的隐含意思，不啻为自带喜剧效果的“传道士”。我们不妨看看另一位聆听过他的“知识”洗礼的同学是如何描述他的传道场面的：

在我的印象里，他顽皮、傲慢，常常因为自己知晓的那些虽然不体面但吊人胃口的秘密而洋洋得意。他自豪地向我们传播性知识和科学知识，即使他经常将那些科学术语发错音，也足以令他在同学们中间确立起一种特殊的地位，有点类似于巫医在愚昧的未开化人群中的角色。[21]

写下这段话的是衣修伍德，当年他也在圣爱德蒙德预科学校就读。虽然年长奥登3岁，衣修伍德却被这位言语惊人、知识面广的学弟所吸引。他们后来发展出相伴一生的友谊。当然，小衣修伍德听到的“性知识和科学知识”，并不一定只有心理学知识，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奥登利用知识优势赢得同学们青睐、钦佩的方式，这可以说是精神分析学之旅的附加乐趣。

随着智性和理性的大门逐渐开启，奥登对精神分析学的猎奇、探密的心态逐渐被父亲的职业操守和医学素养所“矫正”。他在早期诗歌中以临床诊治般的态度创作[22]，事实上已经烙印下了父亲的影子。移居美国以后，父亲虽然远在大西洋彼岸，奥登却喜欢结交医生朋友，或者说，他深谙与医生的相处之道。他的一些重要诗歌都是献给医生朋友的，尤其是晚年的几首诗，或是哀悼医生朋友的离世，比如写给他在纽约的私人医生大卫·普罗泰奇（David Protetch）的悼亡诗《治疗的艺术》（“The Art of Healing”，1969）；或是庆祝医生朋友退休，比如写给他在奥地利基希施泰腾结识的伯克医生（Walter Birk）的《致沃尔特·伯克的诗行，适逢他从全科医师的岗位上荣休》（“Lines to Dr Walter Birk on His Retiring from General Practice”，1970）；或是感怀与医生朋友的默契，比如题献给相交多年的亚诺夫斯基医生的《新年贺辞》（“A New Year Greeting”，1969）和写给英裔美国神经病理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的《与自己的交谈》。直到暮年，奥登仍然强调自己是“医生之子”：

　　作为一个医生之子，

我可能体会更深。“治疗，”

　　爸爸会告诉我：

　　“不是一种科学，

它只是讨好自然的

　　直觉性艺术。

　　植物，动物，会根据你

是否与它同属一个物种

　　做出反应，

　　而所有的人类

都会对无法预知之事

　　持有个人的偏见。

　　对有些人来说，身体欠佳

是凸显自身重要性的一种方式，

　　有些人能坦然面对，

　　极少数的人很狂热，

他们会一直郁郁不乐

　　除非给他们开膛破肚。”

（《治疗的艺术》；《奥登诗选：1948—1973》421）

父亲言传身教的“治疗的艺术”，并不是将医学局限于自然科学的狭小领域，而是把它看成是与自然契合的“直觉性艺术”。关于这一点，奥登在《某个世界：备忘书》中有更为具体的表述：

我记得，在我还是小男孩时，医生父亲跟我引述过威廉·奥斯勒爵士[23]的一句名言：“更为关注作为个体的病人，而不是对方所患疾病的特殊方面。”换言之，医生如同任何一个与人类打交道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不仅仅是科学家；他要么像外科医生一样，是个手艺人，要么像内科医生和心理医生一样，是个艺术家。正如诺瓦利斯所言：“每一个疾病都是音乐问题；每一次治疗都是音乐方案……”这意味着一个好的医生同时也是一个品性良好的人。也就是说，无论他有什么样的弱点或缺点，他首先必须真诚地热爱他的病人，视他们的康健为先。医生，跟政治家一样，如果只是抽象地热爱他人，或者只是将他人当成谋取利益的手段，那么他再怎么聪明也于事无补，甚至祸害无穷。

医疗行业里，正是那些口口声声宣称自己是“科学的”，到头来却对新发现置若罔闻。[24]

写下这段有关医学的文字时，奥登的身边该是站立着两位已经故去的人：左手边是他的父亲乔治医生，他的职业操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奥登对疾病的认识，开启了他对医学的哲理方面的兴趣；右手边则是弗洛伊德先生，他的学说先后吸引了奥登父子，致使少年奥登毫无防备地沉浸在他描摹的“禁忌”世界里，即使成年后认识到他的学说并不完全正确，也依然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犹太人”、“一个理性的声音”（《诗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In Memory of Sigmund Freud”，1939；《奥登诗选：1927—1947》440，445）。

二 弗洛伊德的治疗之道：“宽宥了生活，变得更谦卑”

奥登认为，弗洛伊德的治疗之道是以人为本，而不拘泥于固有的病症、方法和数据。他在《心理学与现代艺术》里题引的那段弗洛伊德自述，其核心是“想要去探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弗洛伊德自始至终都坚持的使命。作为曾经的追随者，弗洛姆从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作品里寻找蛛丝马迹，发现了弗洛伊德自比为摩西的远大抱负[25]，这决定了“他的精神分析不是纯粹的精神病诊疗技术或心理学说，而主要是一种体系庞大、立意新颖的人生哲学”——“关心人、研究人，以人为目的”。[26]刘森尧在美国学者彼得·盖伊所著的《弗洛伊德传》的汉译版中不无感慨地指出：“弗洛伊德主义是当代智识生活无法回避的一大重要主题，因为它早已渗透到我们知性生活的各个层面，它影响着我们的生命观和世界观，同时操纵着我们人际关系的运行，更确切地说，它左右着我们生命的呼吸方式。”[27]因此，精神分析既是一种治疗方法，也是一种关于人的一般理论，诸如无意识、梦境、人格等学说，将心灵的秘密清晰地揭示了出来，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益于他的启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被问到弗洛伊德对奥登的意义时，布罗茨基说：“如所周知，奥登对弗洛伊德抱着很大的热情，这显而易见。要知道奥登是纯理性主义者。对于他，弗洛伊德乃是允许的语言之一。归根结底，作为一种可以解析所有人类活动的语言。对吧？弗洛伊德主义是最普通的语言之一。”[28]诚如斯言，在奥登看来，弗洛伊德主义正是这样一种“最普通的语言”，任何人都可以在它的帮助下分析自我、认识自我，进而了解他人、理解我们居于其间的人类社会。

在以人为本的治疗之道前提下，弗洛伊德的治疗之术的关键点是精神分析。奥登认为，弗洛伊德是“革新性思想家的显著典范和绝佳体现”[29]，如果没有弗洛伊德的发现，心理学的发展肯定还停留在19世纪下半叶的生理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对心理和行为的内在动力根源缺乏必要的讨论与探索。在漫长且疑窦重重的研究过程中，弗洛伊德用了8年的时间才认识到电击和催眠疗法既无意义又无价值，逐渐坚信了自己的自由联想法；又用了4年的时间才意识到孩童有关被诱骗的记忆很有可能是幻想而不是事实，逐渐确信了儿童的“纯洁”和“清白”不过是成人的臆测。他一步又一步地跨越传统心理学框定的人类心灵图景，而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按照奥登的理解，是他“没有将心理事件归于自然的秩序，没有用化学和生物学的方法论开展研究，而是将之视为历史的秩序”[30]。也就是说，弗洛伊德是以历史学家的眼光而不是科学家的视角研究人类的心灵，这在奥登关于弗洛伊德的散文里多次被提及[31]，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值得我们细读：

事实上，即便他的理论被证明全都错误，弗洛伊德也仍然是卓尔不群的天才。他认识到心理事件不是自然事件，而是历史事件，因此心理学不同于神经病学，必须扎根于历史学家而不是生物学家的潜在预设和方法学……在关于婴儿性意识、压抑等理论中，他将自由意志和责任意识的起始时间点向后推，比以往绝大多数神学家都更有胆识。他的治疗方法是让病人重现过去经历、自行发现真相，治疗师则尽可能地不提示和不干预病人，移情成为治疗过程的主要中枢。这种治疗将每一位病人都看成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的人，而不是一个典型病例。[32]

奥登在此不但强调了弗洛伊德的研究以人为本，也强调他的治疗方法的独创之处在于“让病人重现过去经历、自行发现真相”，“将每一位病人都看成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的人，而不是一个典型病例”[33]。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让人回溯自己的历史，在自己的过去生活里找到问题的症结。若是我们知道弗洛伊德自小就喜欢古物，成年后更是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收藏热情，而且沉湎于古典文化的话，便不难猜到他何以冲破了心理学的学科限制。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并不进行实验研究，奥登不无夸张地说“显微镜是他唯一的工具”[34]，而是在心理学领域引入了类似于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观察研究方法，考察人的心灵历史。

1939年9月23日，弗洛伊德在伦敦去世后不久，奥登写下了《诗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以示缅怀和纪念。“此时在伦敦/他被剥夺了他的终身兴趣，/肉身复归了泥土，/一个杰出的犹太人已在流亡中死去”（《奥登诗选：1927—1947》440），短短几行，清晰地勾勒出弗洛伊德矢志不渝的研究兴趣和垂暮之年不得不客死异乡的人生境遇。全诗对于精神分析学最为精彩的描述莫过于第八诗节到第十一诗节的内容：

他们还活着，而他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已被他真实无悔的追忆彻底改变；

　　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如老人般

　　去回想，且如孩子般言行笃实。

他一点不聪明：他只是吩咐

不幸的“现在”去背诵“过去”

　　如在上一堂诗艺课程，或迟或早，

　　当背到很久以前就备受指责的

那一行诗句时，它就会结结巴巴，

且会突然明白自己已被何者宣判，

　　生命曾何其富足、何其愚蠢，

　　于是宽宥了生活，变得更谦卑，

得以像一个朋友般去接近“未来”，

无需一衣橱的理由借口，也无需

　　一副品行端正的面具或一个

　　过于常见的尴尬姿态。

（《奥登诗选：1927—1947》441）

弗洛伊德“一点不聪明”（He wasn’t clever at all），这样的口吻难免令人想到几个月前他在《诗悼叶芝》里说叶芝“像我们一样愚钝”（《奥登诗选：1927—1947》395）。同样是悼亡诗，同样是影响他至深的大师，奥登的语调越是故作轻松，越是透露出一条百转千回的“接受史”脉络：学习、质疑、理解、对话。当奥登写道“你的天赋挽救了这一切：/贵妇人的教区，肉身的衰败，你自己”（《诗悼叶芝》；《奥登诗选：1927—1947》395）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隐射了他对弗洛伊德的认知。

弗洛伊德所做的一切，如老人般追忆过往，与此同时如孩童般和盘托出，他的最大天赋，就在于他的“真实无悔的追忆”（looking back with no false regrets）。1896年，父亲的病逝让弗洛伊德遭遇了非同寻常的哀恸，他从深沉的个人体验中提取到一丝带有普遍性意义的讯息，宛若一块石子投进他的心湖，激起了似玉般的水花。在《释梦》第二版（1908）序言中，弗洛伊德反思了这个事件：“对于我个人来说，本书还有更进一层主观上的重大意义——在完成本书后我才发现这一意义。我发现它是我自己的自我分析的一部分，是对我父亲的死的一种反应——也就是说，对一个人一生中最惨重的损失、最重大事件的反应。”[35]《释梦》是弗洛伊德最得意的三部作品之一[36]，也是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核心所在。在写作《释梦》的那些年里，弗洛伊德不自觉地完成了一场自我分析，透过精密的检视和周密的审查，从记忆的碎片里挖掘出被意识掩盖的欲望和情感，并将这些个人化的经历拼接成人类心灵的基本轮廓。弗洛伊德的经验和启迪，是让我们从“过去”寻找“现在”之所以是如此面目的根源，然后“宽宥了生活，变得更谦卑”，以宽容、忍耐、同情和理解去迎接“未来”。这的确是最为实用的人生哲学，也诚如布罗茨基所言，“弗洛伊德主义是最普通的语言之一”。

奥登曾撰文罗列过弗洛伊德对现代生活的影响[37]，包括心理、宗教、艺术、社会生活等层面，充满敬意地宣称——“对我们而言，此刻他就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某种整体舆论倾向，//我们都在它的影响下各自过活。”（《诗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奥登诗选：1927—1947》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