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戴望舒诗歌的特质情思与传达策略

也许是才高气傲之故，台岛诗人余光中认为，戴望舒在绝对标准上只是一个二流的次要诗人，其诗的境界“空虚而非空灵，病在朦胧与抽象”，语言常“失却控制，不是陷于欧化，便是落入旧诗的老调”[1]。这种观点无论如何也难以让人信服。作为上承古典余泽、下启现代诗风的新诗中的“尤物”，作为现代诗派的重镇、纯诗运动的中坚，戴望舒尽管诗歌创作数量少得近乎吝啬，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仅仅留下《我的记忆》（1929年）、《望舒草》（1933年）、《望舒诗稿》（1937年，基本为前两集的合集）、《灾难的岁月》（1948年）四本诗集，93首诗，但是却标志着象征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规模与深度，并且以艺术精神与艺术形式的共时性拓展，实现了象征主义的中国化，预告了新诗现代主义的真正莅临，“他的诗歌中所内含的多种思想艺术质素，都显示着或潜存着新诗的发展与流变的种种动向”[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