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明末清初的山东局势

如果说明亡清立的国家形势，打破了“诸城十老”等汉族知识分子读书科举出仕这一按部就班的人生常态。那么，山东局势的变革，则使得“诸城十老”等北方汉族读书人在清朝的出仕发展处于一种尴尬与便利并存的局面。

顾祖禹云：“山东之于京师，犬牙相错也。语其形胜，则不及雍、梁之险阻；语其封域，则不及荆、扬之旷衍。然而能为京师患者，莫如山东。”[13]这与山东有水路、陆路便利的交通以及背靠京畿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在明代，因为政府实行海禁，使得交通南北贸易的山东运河显得尤为重要，乃至催生了沿线和周边商品经济的繁荣，出现了济宁这样繁荣的城市。山东的陆地交通同样也很发达，德州不仅是连接济南与京畿地区的枢纽，还是通往山东各地的必经之路。正因为有便利的水路、陆路交通，德州也成为山东重要的商业城市。所以说：“晚明时期，山东是一个社会与经济的极端繁荣的省份。”[14]然而，这一切随着清军的一次次南下侵犯，山东遭遇了重创。仅崇祯二年（1629）到十六年之间，清兵先后七次举兵突破明长城防线，对明境内的京津、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反复进行武力征伐和物资掠夺。[15]其中，针对山东的掠夺就有两次：

第一次是崇祯十一年九月，多尔衮率兵接连攻陷了直隶的数个州县，又兵分两路攻入河南、山东。十二月，攻下高唐、汶上，直取济南。次年春，清兵攻陷济南。随即进攻兖州、济宁、潍县等地，沿途攻下16座城池，掳走大批人口和物资。

第二次是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清兵攻入长城，攻下蓟州，途经直隶，直接攻入山东。这一次，“克兖州、顺德、河间三府，州十八，县六十七，共克八十八城”[16]。次年三月开始北撤，五月出关，六月还师辽东。

清兵的大面积扫荡，使山东整体上遭遇了极大的破坏，以至于“士有荡析之悲，氓有采葍之困，千金之家有丐于市者矣，凡民之丧有葬而裸者矣”[17]。这些破坏历经数年都无法从兵燹之中恢复过来，“齐鲁之创则亦已深矣，……驰驱二千里，人烟断绝，即戎马终日行蓬蒿中”[18]。

除了清军频繁入侵带来的伤害，还有来自明朝政府和李自成义军、山东本地层出不穷的“土贼”、“土寇”（如顺治六年正月山东巡抚吕逢春疏奏：“土贼杜全、张文齐等分据村落，筑成浚濠，势甚娼獗。临清总兵宜永贵同满洲士兵往剿，毁其巢穴，斩全、文齐并贼首二千余级。”[19]）等带来的伤害。在这多种势力的夹击之下，山东的军事、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发生了许多变化。

一是山东成为满清入关后较早归顺清政府的地区。

山东之所以成为满清入关后较早归顺清政府的地区，究其原因，与清兵入关之前多次进入山东等北方地区的掳掠有直接关系。在清军侵犯山东时，山东各地的民众也曾进行过殊死抗争，牺牲惨烈。沈一民《清南略考实》一书的第三章，就总结了包括山东在内的华北地区是如何应对清兵入侵的，“在清的七次南略过程中，明朝正规军队的抵抗逐渐减弱，随着时间的推移，正规军队对地方守城根本提供不了任何的帮助，华北的州县完全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完成守城。在地方的整个守城过程中，城池的防护基本上都是依靠地方各阶层合力完成的。”[20]如崇祯二年，降清的孔有德引领清军攻入新城，“知县秦三辅率绅士、乡民、仆役等数百人御之。弗敌，复与焦茂才等三百二十七人、县役王可泽等二十余人，或战没，或受戮，无一降者”[21]。与“诸城十老”有交集的新城王氏家族，也自发加入了这次守城行列。当时，王象复与其子王与夔亲自率领家人参与守城，然终因寡不敌众而城陷被杀。王氏家族虽有王象复父子这样有责任感的人，但更多的王氏家族成员则是逃跑避祸。由此观之，一个家族对于是否守城的意见尚且无法一致，想要一城之人同心协力的守城更是难上加难。而绝大多数的守城者因城破而死，幸存下来的则多是没有参与守城之人。当他们眼见清军入关已成事实，自然也就顺应时代趋势，归顺了清朝廷。

所以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一书之“山东的投降”一节中，魏斐德先生这样写道：“山东的情形表明，在乡绅与满族征服者结为同盟镇压城乡义军盗匪上，它比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要来得迅速。尽管这里的民众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忠明之士，但在维护共同利益而携手合作上，山东士绅对满族征服的态度最为典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贰臣’中有那么多的山东文人。山东与辽东两个半岛的相似性，也使这种联盟变得容易了。许多东北边民，通过海上贸易与水军服役，与山东家族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理解山东士绅对清政府的态度的关键点，是满族进入之前这一地区的阶级冲突的激烈程度。”[22]此处所使用的“投降”一词虽有些刺耳，但却也是事实。

二是山东也是在清初的科举和上层官员中人数居多的省份。

山东既然是满清入关后较早归顺的地区之一，而这些地区产生的明朝廷官员也是较早归顺清朝的。魏斐德先生指出：“在1644年加入清廷，并在18世纪编纂的《贰臣传》中有传的50名高级官员中，大部分是京都的旧官僚。然而，在崇祯朝，3/4的高级官僚来自南方；而在1644年，2/3的归降者是北方人。这种比例的倒转，主要在于山东的大量降人，1644年投降的‘贰臣’中，有1/4来自山东。如果说东北地区为满族征服中国提供了大部分军事将领的话，那么，正是山东一地在为北京清政权提供文官上，遥遥领先。山东人在清初的这种骤然显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该省平定较早，部分地由于在各处起义时这里的乡绅名流遵守了王朝的法令。”[23]以上数据，说明了一个公认的事实，即山东为入关之初的清朝廷提供了许多上层官员，“溯国家天造之初，遭风云致公辅者，多在大河以北，我东南之人由制科进者，先后裒然为举首，然及其亲之存者，不过一二而已”。[24]

值得注意的是，魏斐德先生在其书“1644年及以后降清文官”部分所列名单中，梁清标、张缙彦、龚鼎孳、薛所蕴、冯铨、房可壮、刘正宗、周亮工等人，都是与丁耀亢、李澄中等人有过密切交往的人物。[25]他们的表现与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也消解了丁耀亢、李澄中等人心中对“华夏中心”的坚持，因此也可以说是丁耀亢、李澄中等人在入清之后孜孜于求仕的一个诱因。

总之，满清入关后，山东的确是归顺清廷较早的地区。不管归顺清政府的上层官员内心有多少纠结，有多少故国情思，但在身体上却走向了新的政府，并以群体的姿态接受了清朝廷的任命。这种做法，在客观上有利于清初政权的稳定。因为在政治上获得了清政府的认可，某些上层官员身上的诗人特质也被释放出来，即通过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扩大自己诗歌的影响力，从而也造就了清初山东诗坛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