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和形式结合的理论思考

通过19—20世纪俄罗斯文学理论批评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到内容和形式、历史和结构、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相互关系的纠结和探索始终贯穿其中。这个历史过程的展示，引发我们对两者关系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并进一步把握它的发展趋势。

（一）

内容和形式、历史和结构、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归根到底是源于同一对象，是源于同一对象的两极。这一对象就是文学作品，可以说它们是同宗同源的。正如别林斯基所言“批评应该只有一个，它的多方面看法应该渊源于同一个源泉，同一个体系，同一个艺术观照”。因此，我们在思考两者的关系时，就必须从对象的特征出发，从文学作品固有的特性出发。首先，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学的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都是文学的两个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论是离开社会历史内容或者是离开表现它的艺术形式都不成其为文学。从文学的特性出发，恩格斯把文学批评的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看成是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别林斯基指出不涉及美学的历史批评和不涉及历史的美学批评都是片面的和错误的。其次，既然内容和形式、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存在着不平衡，存在矛盾，也必然存在着相互融合的探求。只要有文学作品存在，这种差异、不平衡、矛盾和这种相互融合的探求就会永远存在，就会永远成为理论家和批评家评论和探索的话题。

（二）

内容和形式、历史和结构、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不仅是相互矛盾对立的，而且是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在认识和处理两者的关系方面，俄罗斯的文学理论批评，特别是20世纪一些“非主流”的理论批评提供了很有理论价值的思考和实践。他们总的思路是突破以往把两者看成两张皮（内容和形式割裂，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割裂，历史和结构割裂），而是把两者看成是一张皮（内容和形式相融合，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相融合，历史和结构相融合）。

从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分析来看，他们的文学理论批评一反传统的理解，把形式提到首要的地位，他们主张文学作品分析应从形式切入，不是从作品人物的宣言和作者的宣言，而是从作品的形式去寻求作品的意义，认为作品的意义源于作品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巴赫金就认为文学的社会性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文学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应当从文学的形式、结构、语言折射出来。他指出“诗学恰恰应从体裁出发”，认为体裁不仅仅是形式，而是观察和理解现实的手段，是有含义的形式，“艺术家应当学会用体裁的目光来看现实”。维戈茨基也认为分析艺术作品应当从艺术作品的形式出发，通过作品结构内在矛盾的分析来揭示审美反应的心理机制。在他看来，事件本身是小说的材料，如何叙述事件就是小说的情节、作品的形式，小说创作的任务就是用形式去改造和征服本事，用形式去改造对抗和消灭内容。洛特曼也是主张从诗歌的结构去探索作品的意义，认为诗歌多个要素之间的对比、对立、重复，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诗歌艺术文本意义生成的重要机制。

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形式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共时研究和历史研究是相互结合的，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检验和相互印证的。后者离开前者是空洞的，前者离开后者也只是一团乱麻。普罗普在故事研究中，指出故事结构形态研究是故事历史研究的前提，形态研究要先于历史研究，认为没有正确的结构形态研究便不会有正确的历史研究。如果结构形态研究做不好，便无法回答故事的普遍性问题，就无法进行故事的历史比较研究。但他又深知故事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它的发生发展是受历史文化制约的，离开历史研究，故事研究也无法深入。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研究，在对复调小说的体裁特点进行共时的结构分析之后，也明确指出必须转到历时研究，转到历史诗学研究，进一步追寻复调小说的历史渊源——狂欢体小说的历史演变。他认为如果没有共时研究，没有结构形态研究，没有初步定向，所谓的历时性分析将会流于一连串毫无联系的偶然对比。而历时的研究是为了印证和检验共时分析的结构，为了更准确和更深入地把握复调小说的体裁特点。

（三）

内容和形式、历史和结构、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相互关系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一个实践问题。历史地看，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理论家和批评家的那里，对两者关系的认识各不相同，也各有侧重，这反映了不同历史时代的特征，也反映了理论家和批评家各有不同的文学观念和艺术个性。19世纪的俄国，在沙皇农奴制政治重压下，文学和文学批评成为表达人民呼声的“唯一论坛”，成为所有社会激情直冲出来的气门。别林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理论批评家也把自己当作战士看待，把文学批评当成文学的教科书。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文学批评更侧重于社会历史批评，更具有政论色彩，这是很自然的。到19世纪后期，以维谢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文艺学学院派虽然也关心社会，具有进步的思想，但他们的身份是学者，是院士。他们更多的是在高校和科学院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向欧洲先进思想开放，更重视科学的实证研究，更重视艺术内在规律的研究，这也是很自然的。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在文学艺术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它带来历史主义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出现忽视艺术特性和艺术形式的庸俗社会学。这时，一些“非主流”的学者主张重视艺术特性和艺术形式。像什克洛夫斯基、普罗普、维戈茨基、巴赫金、洛特曼，他们虽然遭到批判，但仍然坚持自己的文学观念，并逐渐走上内容和形式、历史和结构相融合的道路。

从实践层面看，从操作层面看，在批评家那里，内容分析和形式分析的融合，历史研究和结构研究的融合，由于研究对象不同，批评家个性各异，也是多样化的，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同样是从形式切入研究，可以从语言切入，也可以从结构切入，还可以从体裁切入。巴赫金是从体裁、结构、语言多方面的分析来阐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洛特曼则是从诗歌结构中多种组成因素之间的对照、对立、重复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立和统一，来阐明诗歌意义是如何生成的。不管切入点如何不同，最终都要达到内容分析和形式分析、历史分析和结构分析相融合的目的。

（四）

从形式回到历史，并逐渐走向形式和历史的融合，是世界范围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重要趋势。从俄罗斯的情况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崛起，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受到极大重视，随后的发展走向形式主义（非社会学的诗学）和庸俗社会学（非诗学的社会学）两个极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一些后来获得世界声誉的学者（普罗普、巴赫金、洛特曼），试图探求形式和历史的融合，他们从形式出发去发掘其中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巴赫金更是提出文学的“内在社会性”问题，探讨文学现象如何既从外部又从内部被决定，外部的社会历史文化如何被内化到文艺作品的语言、结构、形式之中，达到外部和内部的融合。从西方的情况来看，作为一种较为系统的理论形态，形式主义兴起于20世纪初，特别是在英美理论界，他们对艺术形式倾注极大的关注，如英美的新批评。在20世纪上半叶，在英美学界，形式主义基本上占了统治地位。经历了几十年历史的变迁，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英美等国社会历史批评开始复兴，到了8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社会历史批评，逐渐取代风行一时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主潮。与此同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杰姆逊等人也试图用“内在形式”的概念，来调和形式和历史，使文学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他们认为“内在形式”本身就包含社会历史内容。西方理论批评家的探求同俄罗斯理论批评家的探求虽有不同，但基本方向是一致的。他们都在思考和实践形式和历史融合的问题。

（五）

走向内容分析和形式分析、历史研究和结构研究的融合，对于文学理论研究，对于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都有重要的意义。

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看，这种结合克服了文学研究长期存在的内容和形式、历史和结构、外部和内部两张皮的现象，克服了只关注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而忽视形式结构的弊端，也就纠正了只关注形式结构而忽视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偏差，把两张皮变成一张皮，这是文学理论的重要突破，它为文学理论打下了真正的科学的基础。

这种结合从实践上说，也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带来新的生机，使文学史和文学批评逐渐走上内容研究和形式研究相融合、历史研究和结构研究相结合、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相贯通的道路。文学批评再也不是思想分析加艺术分析互不相干的两张皮，文学史再也不是时代背景分析加作家作品分析的两张皮，而是注重从形式结构出发来研究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这就会使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出现新的面貌。例如，陈平原在博士论文和专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写作中，就自称受巴赫金的影响，受这种两结合研究思路的影响。[14]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是从形式切入，走向形式研究和历史研究的融合，而不是像一般人所做的那样，从意识形态变化去推导文学形式的变化。他学习巴赫金的研究方法从文学形式的变化去窥探意识形态的变化。在该专著中，不是从戊戌变法、“五四”运动等社会变化来论证小说形式的变化，而是从小说形式特征，从小说叙事的一点一滴的变化去窥探、折射时代思想文化潮流的变化，把小说形式看成是社会历史文化的折射和结晶。从小说形式变迁切入，讨论20世纪中国意识的变化，把形式研究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这就真正沟通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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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95页。

[2] 《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95页。

[3] 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页。

[4] 《美学的毁灭》（1865年），《皮萨列夫文集》第3卷，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20页。

[5] 《皮萨列夫文集》第3卷，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09页。

[6] 德鲁日宁：《文学批评》，莫斯科，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149页。

[7] 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8] 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9] 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10] 维戈茨基：《艺术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3、41、27页。

[11] 《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0—391页。

[12] 《巴赫金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13] 洛特曼：《文艺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文学问题》1967年第1期，第94页。

[14] 陈平原：《博士论文只是一张入场券》，《中华读书报》2003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