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从厄普代克与西方经典作家、厄普代克与西方经典作品两个方面来考量欧美文学经典对他的影响。克尔凯郭尔为厄普代克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哲学根基，作家其后几十年的创作都能够看到克尔凯郭尔的身影；在主题选择上厄普代克与美国19世纪作家霍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多部作品都在探讨霍桑的困境——灵魂与肉体冲突，厄普代克将之称为霍桑的信条。而在小说技法上，纳博科夫的创作方法极大地影响了厄普代克，厄普代克一方面积极吸收纳博科夫的创作手法，并将其作为文学元素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但同时厄普代克对于纳博科夫作品中表现出的故意的道德轻视又显得耿耿于怀。此外，厄普代克在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语境中，反思与重构经典的观念与丰富实践，呈现出突破传统、尝试新的艺术形式的多元文本形态。作家并未受到“现实主义”框架的拘囿，相反综合运用了现实主义之外的大量创作元素，以创新活力和话语策略回应当代多元文化生活的内涵。另类叙事方式表象之下传递出的作家潜在话语是值得研究者关注的文学现象，这有利于我们从多种角度去把握厄普代克作为20世纪重要作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约翰·厄普代克是20世纪后半期美国文学中的一位有成就、有影响、有特色的作家，本课题在欧美文学经典的视野中考察和研究他的思想与创作，在开阔的欧美文学传统视阈中，围绕“对话”这一核心，力求从“继承”与“突破”两个层面对厄普代克的创作特色与地位加以宏观把握。这些对于理清厄普代克与文学传统的联系，深入揭示他的艺术个性，探讨文学经典作品重构的意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且有助于推进学术界有关厄普代克创作特色与文学地位的认识。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分别从厄普代克与西方经典作家、厄普代克与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两个层面，围绕“对话”这一核心概念，力求从“继承”与“突破”两个层面对厄普代克的创作特色与文学地位加以宏观把握。无论历史如何发展，人类社会始终需面对一些普遍性问题，本课题上篇集中论证厄普代克与克尔凯郭尔、霍桑、纳博科夫的文学联系，探讨在不同文化语境和宗教背景下，作家对待宗教、艺术和生活的迥异态度；下篇则主要针对厄普代克的几部重构作品如“红字”三部曲、《巴西》、《葛特露与克劳狄斯》、《马人》等，探究他如何将现代叙事技巧注入与经典的对话之中，给那些普遍性问题以当代思考。本课题既要论证厄普代克对欧美文学传统中的重要主题与原型有着继承与吸收，厘清厄普代克与欧美文学传统的联系；也要考察作家对20世纪欧美小说艺术新经验的借鉴，在历史的向度中准确地把握作家的美学个性。
上篇为“追根溯源：厄普代克与西方经典作家的对话”。
第一章 信仰与道德的分离：克尔凯郭尔神学思想影响下的厄普代克。关于厄普代克，评论界褒贬不一，很多评论家认为他的作品缺少成为高雅、严肃艺术的分量，有“道德怠惰”之嫌。与评论界指责其“道德空白”或“道德怠惰”相矛盾的是厄普代克称自己的每部小说的中心议题都是在“表现道德困境”，旨在引发“读者的道德辩论”。为何会出现此种悖论现象？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绕不开丹麦神学家克尔凯郭尔和他的哲学思想。首先，克尔凯郭尔对作家早期精神和思想影响极大。厄普代克接受克尔凯郭尔对人类生存状态三阶段划分，认为信仰与道德是分离的，信仰和宗教要高于现实道德和伦理；同时，他认为人的道德困境本质上是无解的。厄普代克笔下主人公在对上述生存状态的理解基础上，大多对道德采取悬置的态度。此外，厄普代克在创作中呈现的“是—但是”特点，是他对克尔凯郭尔式“反讽”概念的诠释，并借哲学“反讽”的形式引发读者对个体生存的思考。
第二章 灵魂与肉体的张力：厄普代克对霍桑困境的思考。1979年厄普代克在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的年会上提出“霍桑的信条”——霍桑的内在宗旨是认为肉体与灵魂无可避免地处于交战状态之中。本部分围绕这一概念，探讨厄普代克对霍桑的艺术承袭与思想超越。霍桑身上具有独特的矛盾性，且他将无法摆脱的自身矛盾移植到了作品中，最终形成了晦暗、忧郁的霍桑风格。清教徒身上的模糊特质同样构成厄普代克人物塑造的显著面貌。但是，模糊性仅仅是两位作家的表层关联，在变迁的文化语境中，厄普代克一生通过创作去应答那些霍桑未能言明的道德困惑、情感纠缠与艺术责任：《夫妇们》是关于通奸罪恶的探讨，“红字三部曲”关于灵魂与肉体的探讨，《伊斯特威克女巫》关于世俗状态下的精神探讨，《贝克：一本书》关于艺术与艺术家的探讨。此外，霍桑在《红字》所表达的关于性、罪恶和救赎的困境也许仍旧困扰着当代的美国新教徒，但厄普代克从巴特正统神学出发，通过高度掌控的语言去表现保罗·蒂利希的“含混的灵魂原则”，在对信仰思考的基础上重建肉体与灵魂的关系。
第三章 作者·读者：厄普代克与纳博科夫的文学对话。在美国文坛，约翰·厄普代克常被认为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文学继承者。他不仅承袭了纳博科夫的文艺风格，并且将后者作为文学元素嵌入创作中，将自己、人物、读者与纳博科夫以互文的形式联结在一起。撇开厄普代克与纳博科夫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相似性，二者在文学观上存在着显著分歧。虽为美国本土作家，厄普代克具有文学的国际性视野，他在将纳博科夫纳入美国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清楚意识到这位“外来者”之于美国本土文学有着巨大差异。厄普代克在不同阶段结集出版的评论集显示，他对待纳博科夫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由衷喜爱这位文学“大师”的艺术风格，但又不安于纳博科夫对“非功利性愉悦”的追求，更无法容忍纳博科夫创作中对道德伦理的故意轻视。事实上，厄普代克与纳博科夫之间的文学联结很难用继承来概括。在某种程度上，纳博科夫与多种文化有着密切关联，启发了作家身份的厄普代克。但是，美国本土作家包括与他风格最为接近的厄普代克在内，从未完全接受纳博科夫的文学创造。
下篇为“走出现实主义：厄普代克重构文学经典”。
第一章 厄普代克与经典重述。经典作品在20世纪的后现代语境中被祛魅，但也通过重写被赋予新的生命力。厄普代克创作中的一项重要尝试便是对经典作品和神话的改写。厄普代克热衷于文本改写，首先源于作家的文学自觉，以及他对文学传统的重视和吸收；其次，质疑单一叙事，解构权威话语；再次，去除神话和经典小说中的浪漫倾向，借助经典神话框架思考现实问题；最后，通过故事重构，厄普代克旨在揭示在同一问题上过去与现在的不同态度。厄普代克在重写经典的过程中，既有对原著的忠实，但更多地流露出了对经典的疏离、修正甚至颠覆的倾向。
第二章 厄普代克后现代社会的经典反思。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厄普代克的经典重构文本为后现代语境中文学特征的延伸研究提供了理想的范本，他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后现代文化的通俗化、大众化和反中心化等特征。后现代社会中的大众消费文化展示、大众消费社会的“异化”以及个体主义与信仰追求的虚幻是厄普代克为陈旧、厚重的经典故事注入的新鲜气息。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它将人们的思维方式从惯用的对终极意义的探求拖入各种意义的缺失状态。面对关于“深度”的古老神话的消解，人们所表现出的无助、迷茫甚至某些极端的反应成为厄普代克关注的重心。此外，重构文本也是厄普代克重新审视后现代语境中两性关系与种族关系的重要载体，借此，厄普代克传递“美国将是所有人的美国”这一重要观念。
第三章 厄普代克经典重述的语言张力。如何重新讲述一个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故事，对任何作家而言无疑都是一种挑战。20世纪下半叶盛行的不可靠叙事、隐含作者、元小说等叙事方法在厄普代克的创作中都可以找到理想的阐释范本。通过上述艺术技巧的运用，厄普代克将自己的文本置于意义不确定的状态之中，以此不露痕迹地引导读者去思考当代人“是—但是”的生存状态。他以后现代视角对经典的改写与重述，与经典原著形成了一种复调的对话关系。
第四章 厄普代克经典重构的空间形式。小说的空间形式是20世纪后半叶逐渐被重视的艺术形式之一，小说的空间安排和设置被有意识、有目的地注入小说的构思和创作中，被赋予了更多的叙事功能。厄普代克对小说的空间形式高度重视，并且有着驾驭空间形式的卓越能力。他通过设置诸如并置空间、对比空间、循环空间等多种物理空间形式，强化、解释和预言人物的行为、性格和命运；此外，作家常借助于象征、碎片、并置线索等隐性的文本空间结构，向读者传递表层话语之外的信息。在物理空间与文本空间的基础上，厄普代克进一步构筑读者心理空间，诸如，多重视角叙事丰富读者心理空间、空间对照冲击读者心理、象征的意象渲染读者心理、信息拼图强化读者心理的不确定性、运用绘画技法营造艺术感。
本书围绕厄普代克与西方文学经典展开研究，从厄普代克与克尔凯郭尔、霍桑、纳博科夫等思想家与经典作家的文学关系入手，既考量作家所受到的影响，更着眼于文学的对话，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家在艺术、宗教、文化、生活等方面的迥异见解。在小说技法方面，在关注厄普代克对于欧美文学传统中的重要主题与原型的继承与吸收的同时，也观照到他广泛吸纳20世纪欧美小说艺术的新经验，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和积极的创新。进而解释多元文本形态背后蕴藏的作家复杂的思想体系、自觉的艺术责任和不倦的审美追求。
[1] Christopher Lehmann-Haupt，“John Updike，a Lyrical Writer of the Middle Class，Dies at 76”，New York Times，28 January 2009.
[2] http：//www.theparisreview.org/media/4219_UPDIKE.pdf.
[3] 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七卷，孙宏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4页。
[4] 转引自金衡山《厄普代克与当代美国社会——厄普代克十部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5] 金衡山：《厄普代克与当代美国社会——厄普代克十部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6] William H.Pritchard，“Long Novel and Short Stories，”Hudson Review26，No.1（Spring 1973），p.240.
[7] George Steiner，“Supreme Fiction，” New Yorker，11 March 1996，p.106.
[8] Nicolette Jones，“The Order of Merit，” The Sunday Times，13 March 1994，p.8.
[9] Nicholson Baker，U and I：A True Story，New York：Random House，1991，pp.23-25.
[10] 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
[11] Richard Eder，“The Paris Interviews”，New York Times，25 December 2007.
[12] 2001年，同样由哈罗德·布鲁姆担任主编，“切尔西之家”出版了同名的短篇小说论文集，收录的论文涉及厄普代克的五篇短篇小说。
[13] Harold Bloom，“Introduction to John Updike” in Harold Bloom，ed.，John Updike，New York：Chelsea House，1987，p.7.
[14] http：//www.theparisreview.org/media/4219_UPDIKE.pdf.
[15] William H.Pritchard，Updike：America's Man of Letters，South Royalton：Steerforth Press，2000，p.3.
[16] John Updike：An American subversive，The Economist，29 January 2009.http：//www.economist.com/node/13014056.
[17] James Schiff，“Review：John Updike's Rabbit Tetralogy：Mastered Irony in Motion”，Christianity and Literature，Autumn，2001，p.21.
[18] Donald Greiner，John Updike's Novels，Athens：the Ohio University Press，1984，p.50.
[19] 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主要有《伊斯特威克的女巫们》、《S.》、《葛特露与克劳狄斯》和《寻找我的脸》。
[20] http：//www.theparisreview.org/media/4219_UPDIKE.pdf.
[21] John Updike，Picked-Up Pieces，New York：Knopf，1975，p.16.
[22] John Updike，Picked-Up Pieces，New York：Knopf，1975，p.32.
[23] http：//ewen.cc/qikan/bkview.asp？bkid=162905&cid=504175.
[24] James A.Schiff，John Updike Revisited，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8，p.Ⅹ.
[25] James A.Schiff，John Updike Revisited，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8，pp.174-175.
[26] James A.Schiff，John Updike Revisited，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8，p.175.
[27] 厄普代克在1968年接受《巴黎评论》查尔斯·托马斯·塞缪尔采访，谈到在创作中受的文学影响时，声称美国前辈作家作品中的继承传统的部分已成为他自己创作的本能，他从欧洲作家那里学到的更多，他们有一些不属于清教主义的长处，而且不将真理与直觉等同。
[28] 《外国文学情况》于1976年第2期和1977年第5期分别刊登了《一九七五年的美国文学》和《一九七六年的美国文学》。在这两篇文章中，厄普代克被划归为“反动流派和思潮”一类。
[29] 郭继德：《美国社会〈浮沉〉的见证：约翰·厄普代克和他的〈兔子〉小说四部曲》，《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6期。
[30] 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林良敏：《约翰·厄普代克和兔子四部曲》，《文学报》1991年5月2日；薛桐林、张敏生：《当代美国社会变迁的斑斓画卷——厄普代克和他的“兔子”系列小说》，《文艺报》1991年5月4日；郭继德：《美国社会“沉浮”的见证——约翰·厄普代克和他的兔子四部曲》，《百科知识》1992年第5期。
[31] 薛桐林、张敏生：《当代美国社会变迁的斑斓画卷——厄普代克和他的“兔子”系列小说》，《文艺报》1991年5月4日。
[32] 王守仁：《一个“失败者”的困惑——论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33] 分别是叶子：《约翰·厄普代克〈罗杰教授的版本〉》，《读书》1987年第2期；里立：《约翰·厄普代克的新作——〈罗杰的看法〉》，《文艺报》1987年5月9日；王元明：《厄普代克的让步——评〈罗杰的说法〉》，《外国文学》1988年第5期。
[34] 叶子：《约翰·厄普代克〈罗杰教授的版本〉》，《读书》1987年第2期。这篇文章在对小说的内容介绍上与原著有一些出入，造成了在评论部分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
[35] 文楚安：《〈S.〉：厄普代克对“女性意识”的新探索》，《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1期。
[36] 石亦灵：《亚当的道路——试论厄普代克文学创作中的宗教思考》，《福建外语》1997年第3期。
[37] 参见郝蕴志《信仰的无奈：约翰·厄普代克与新教世俗化》，《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郝蕴志《约翰·厄普代克的宗教观与其笔下的东方宗教》，《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38] 王约西：《政治小说的视角——兼论厄普代克“兔子”系列作品政治小说的倾向》，《当代外国文学》1998年，第168页。
[39] 苏新连：《为女性正名——论约翰·厄普代克的〈葛特露和克劳狄斯〉》，《当代外国文学》2004年第1期。
[40] 宋德发、王彬：《厄普代克的女性小说》，《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41] 厄普代克的“《红字》三部曲”目前翻译了《S.》和《罗杰教授的版本》，另一部《整月都是星期日》目前还没有中文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