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厄普代克“道德怠惰”之争

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一个作家有义务尽可能明晰地表明自己的道德立场。”[2]言下之意是小说必须搭建起具有明晰道德准则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读者能够依据作品提供的道德视角对人物作出评判。然而，在厄普代克的小说世界中，作家却不提供清晰、可识别的道德视角，他几乎从不在作品中明确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这常常令读者无法在华丽的形式之下抓住实在的思想内容。厄普代克创作存在显而易见的矛盾性：他一方面追求语言的简洁、有力，另一方面又对无关紧要的琐碎事物进行巴罗克式的描写，常令读者昏昏欲睡；与他对作品形式的“过度”表现形成对照的是，他对主题表现一贯采取克制的处理方式，在他的小说世界中，道德观念是如此模糊，以至于他的作品被很多评论家指责呈现为道德核心的空洞。

在对厄普代克的批评中，以评论家约翰·W.奥尔德里奇（John W.Aldrige）和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最为激烈。奥尔德里奇坚持厄普代克的作品空洞无物，他认为从厄普代克的第一部小说《贫民院集市》（1959）开始，作家就在走下坡路，“观察他（厄普代克）多年的人感到熟悉的痛苦，这源于他由一位公认的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移向了令人不安且面目模糊的位置上。像《夫妇们》这类在大众领域获得成功的小说，较之以往没有一点进步”[3]。波德霍雷茨的批评更为尖锐，他的文章开宗明义，“在我文学批评生涯中，有很多事情令我感到困惑，其中之一就是约翰·厄普代克为何能享有如此高的声誉。”波德霍雷茨评价《马人》除了刻意地将读者注意力吸引到它炫目的形式上，其他一无所长，并认为厄普代克未能逼真地描写苦痛，并且将现实主义的准确描写退化为令人眼花缭乱的混乱。他得出结论，厄普代克是一位无话可说的通俗作家，缺乏情感，喜欢表现“怯懦的怀旧情绪”，他的风格是“浮肿的，就像一个吃了太多糖果的孩子”[4]。对于二人的指责，厄普代克作了公开回应，他写道：“不要接受去给一部因有成见而不喜欢的书写评论，也不要出于友谊去写评论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永远、永远不要（像约翰·奥尔德里奇和诺曼·波德霍雷茨）试图将一个作家放在‘他的位置’上，让他成为与其他评论家较量中的棋子。”[5]波德霍雷茨及其追随者对厄普代克的批判主要在《评论》杂志上发表，他们之间的论战，被厄普代克隐晦地写到《贝克：一本书》中。厄普代克曾就《贝克》附录中的参考文献部分作出解释，“坦白讲，参考文献是对各种恶意指责的反驳，是自我的净化。我从未被《评论》（Commentary）团体——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个团体——友善对待，所以我为贝克列出了他心爱的书单。诺曼·波德霍雷茨一直不厌其烦地抨击我，我用这种方式跟他开个玩笑。”[6]其他较为和缓的批评归纳起来最终落在一点上：厄普代克的作品形式过度而内容不足。有评论说厄普代克的小说中从来不讨论重大问题，“当愚昧的大军在拼死夜战（出自马修·阿诺德《多佛海滩》）时，他笔下的人物也许在海滩的某处裸泳”[7]。《剑桥美国文学史》的撰写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20世纪70年代曾苛责厄普代克在作品中注入了性的内容，但是“几乎筛去了所有其他的内容”[8]。众多评论认为厄普代克从不涉及对严肃、重大问题的探讨，这点哈罗德·布鲁姆也认为厄普代克“太狡猾从不愿意冒任何失败的风险，……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他的作品永远都不会被收录到《美国的崇高》中”。因此，厄普代克只能是一位具有“重要风格的次要作家”[9]。关于评论的指责，厄普代克也作了一些公开辩护，他认为评论界对他的指责很多是主观臆断，没有能够深入研究他的作品。“我的创作有‘是—但是’的特点，这点避免了完全取悦某个群体。当下我们需要的是对现实，对秘密、对音乐给予极大的尊重，但是我发现评论却对疯狂的音乐和浓醇的美酒越来越挑剔和无法容忍。很多人只在研究地图，只有很少数是在作实地考察。”[10]即便是一些友善的评论也常常由于小说的道德模糊而产生误读，他们简单地运用通行的社会伦理准则来阐释作品。例如，有评论认为，《兔子，跑吧》中牧师埃克里斯是“自由救赎的存在”，而兔子哈里则是一个“可鄙的”家伙[11]。

综合相关厄普代克的批评，不难发现，很多指责落在作家“恶作剧般唠叨”的形式背后，没有关于“重大问题”的探讨，更重要的是作品没有明确的道德视角，呈现为道德核心的空洞或某种意义上的“道德怠惰”。拉尔夫·伍德将厄普代克“烦琐的描述”归为叙事怠惰，认为作品光鲜的美学形式反射出一个没有深度的上帝；彼得·J.贝利则认为在对信仰的安慰作用这一问题上，厄普代克逐步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那么，厄普代克的作品为何拒绝给出明确的道德视角？其作品是否存在“道德怠惰”问题？

作品缺失“重大问题”表现，厄普代克早年访谈中曾说过的一句话成为这一指控成立的重要证据，他曾说：“……如果你在一本小说中引入时事题材，其结果只能危害你自己。我确信一个国家的生活是在个人及其所关心的琐碎事务中得到反映或遭到歪曲的。”[12]这句话从侧面反映了厄普代克创作信条之一，即表现美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一般情感，在这点上厄普代克的现实主义继承了威廉·豪威尔斯式的“一般性”。结合他的另一观点——艺术家是“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中间人”[13]，我们可以从厄普代克的创作观中找出作家不涉及“重大问题”探讨的原因：他认为作家作为“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中间人，应该避免对社会作戏剧性启示。尽管他的小说也表现个体的苦痛和灾难，但那不是社会和政治洪流对个人命运的波及，仅仅是作家对“日常生活的绝望”[14]的表现，这是厄普代克长期创作的兴趣所在。但是，在厄普代克的创作后期，“重大问题”逐渐进入他的创作视野，例如2006年出版的《恐怖分子》即是对热点问题全球性恐怖主义的思考。

很多批评认为厄普代克作品呈现出道德上的倦怠，根本上是作家创作态度的折射。基于此，我们首先要了解厄普代克究竟持着怎样一种创作态度。厄普代克的创作态度与他对世界的认识不无关联，他把世界比作一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礼物，虽然世界充满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同礼物在递送途中遭到损坏，我们要做的不是恼火地将这份礼物退回而是应该重新包装。作家所做的事情就是珍重对待这份破损的礼物，重新包装它，然后耐心地等待读者将它打开。厄普代克对“礼物”的包装方式不同于当代的很多作家，后者在对世界感到悲观的同时，又会乐观地认为自己的文字能够影响到读者关于世界的认知。而厄普代克作品“在表层下有很多未言明的、隐藏起来的东西”[15]，他满足于让事物本身说话，而不是利用作品中的人物证明自己的智慧，更不会以权威的声音介入故事讲述中。正是作家选择沉默，常常令读者苦恼于无法穿透错综复杂的文字，触及作家的精神层面，因此感觉厄普代克的大多数作品都披着一层华丽但是冷漠的外壳。

与评论界指责其“道德空白”或“道德怠惰”相矛盾的是厄普代克称自己的每部小说的中心议题都是在“表现道德困境”，旨在引发“读者的道德辩论”[16]。为何会出现此种悖论现象？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家确如布斯所言，大多会选择一种能够发现原因，并提供可能解决问题的道德视角来探讨人生困境。但是厄普代克却拒绝将文学当作灌输道德观念和道德准则的手段，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他所探讨的道德困境“本质上是无法解决的，只有信仰能够助我们脱离彻底的绝望”[17]。在此，厄普代克所言的绝望是克尔凯郭尔式的“绝望”。克尔凯郭尔认为，绝望的产生源于个体对上帝的遗忘，希望创造自身并成为自我的主人，因而，对于绝望的人而言，唯一的途径是依靠上帝的力量摆脱绝望。在厄普代克这里，道德与信仰尽管密切相关，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正如人与上帝在本质上的不同一样。在他看来，道德问题是有关人与他人的交往，而信仰问题则是关于人和上帝的关系。这一点使他与传统的道德观念区分开来。

自中世纪以来，信仰与道德就被大多数人视为密不可分的，传统基督教社会不仅建立在严厉的父权制道德体系之上，并且借助于基督教神学强化其道德准则；西方古典主义哲学也在理性上为信仰上帝作出辩护，例如康德就认为，宗教的核心教义必须被当作道德的前提加以接受。厄普代克在第一部小说《贫民院集市》（The Poorhouse Fair，1959）[18]中就探讨了信仰与道德的关联，对于小说中的主人公约翰·胡克而言，美德由信仰而定，信仰令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没有信仰就没有善（goodness），只剩下碌碌俗事（busy-ness）。”[19]在他看来，信仰的缺失会泯灭人的同情心，将人类从精神层面的追求拖入日常事务的忙碌中，从而变成一个没有精神的物体。在小说结尾处，面对本质上无法解决的困境时，胡克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道德观与康纳的理性伦理观都被证明是无效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贫民院集市》之后，我们在厄普代克的作品中再也看不到类似的将道德等同于信仰的表述，这种转变根本上源于作家思想上经历了重大转折。正是这一转折造成了他关于道德和信仰分离的观念，而道德和信仰的分离乃是他作品呈现所谓“道德怠惰”现象的更深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