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毛南山乡的文化生态

一　下南地区

下南虽然不是毛南族的发祥地，但由于地理、自然生态、商业和政治等方面的优势，以六圩为中心的下南地区，逐渐发展成为毛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和民族文化的代表，在毛南族社会中具有相当程度的标杆效用。下南地区人文氛围主要有下述特征。

传统文化的保持较为完整。下南地区毛南族人口众多，而且其中多数姓谭，本民族文化特色较为集中而浓厚，与此同时，民族文化演变速度较快，这种看似矛盾其实不难调和的状态长期存在。据毛南族“排见”（毛南族史诗）记载，其始祖谭三孝非毛南山乡本地人，而是由外地辗转迁徙至毛南地方，娶当地土苗妇女为妻，生子繁衍，并通过融合他族的方式，渐至强盛，遂以地名族，发展成当今的毛南族。相对于毛南山乡其他地区而言，下南地区尤其以六圩为中心的平坝地带，生产条件优越，毛南族聚集、繁衍以及融合其他民族的速度远较毛南山乡其他地区要快，因而这一地区的毛南族人口最多，占毛南族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毛南族中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在下南地区有最为集中和鲜明的体现。毛南族特有的赶“祖先圩”，场面最盛处就是在下南地区的下南村和波川村交界处的下林（毛南话叫“卡林”）。毛南族人认为，祖先活着的时候要赶圩（赶阳圩），逝去以后到阴间也要赶圩（赶阴圩）。但祖先在阴间赶阴圩必须在夜间进行（一般是午夜过后至鸡叫之前的一段时间）。如果祖先在阴间不能赶圩，清明节就无处可去，就会回家作祟。赶祖先圩就是活着的人按时给祖先营造一个圩场（集市），可以让祖先在九泉之下获得赶圩的快乐。每年清明节的凌晨，当地毛南族人便带着火把或点上油灯，到下林赶圩，之后再到祖坟上祭扫。[17]祖先圩热闹而神秘，成为毛南山乡独特的景致。这应该是毛南地区圩场经济衍生出来的奇特文化现象。

原生态村社文化较为典型而独特。下南地区波川一带的谭姓毛南人“龙轻”（“轻”又称“姜”、“金”、“强”等，是毛南地区在明朝万历年间出现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18]同“轻”之人在象征血缘意义上有较为亲近、紧密的联系）开毛南人先河，于清代道光同治年间在当地建立宗祠，从而在毛南社会形成了较为严密的家族组织。[19]生活在同一地区的覃姓毛南人也曾经建有族祠。[20]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毛南族的文化保护和发展创造了相应的条件。下南地区的许多毛南族人至今仍然将波川一带看作他们的祖居地。在毛南族历史中具有极高史料价值、为许多毛南族人膜拜、刊于清代乾隆戊申年（1788）的“谭家世谱”碑就安置在下南乡波川小学内。碑文详细叙述谭氏始祖谭三孝祖籍所在、迁徙经历、立业过程等。处于下南东北部条形地带的仪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环江县第四区仪凤乡，现为下南乡仪凤村）谭姓族人于清代道光十八年（1838）所立谭氏碑文，与“谭家世谱”碑文相较，对祖系脉络、开宗情况、宗支分布等，记叙更为明了清晰。下南地区毛南族覃姓也持有“覃家祖谱”存本多份。[21]“谭家世谱”碑、仪凤谭氏碑文及覃家祖谱，其中所记祖系渊源虽然未必全为信史，但家族历史由口传心记转变成文字记载乃至勒石永存，标志毛南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其文化发展已经向前大跨一步。此外，下南波川在清朝道光年间还立有乡规民约碑文，对山场、林木、池鱼、庄稼等进行保护，对民众陋行予以约束，[22]以此规范社会秩序。

毛南族曾经在下南地区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祭祀三界公的正式场所“三界庙”（三界公是毛南族最为重要的神灵之一。毛南族许多文艺形态都与其相关，该庙毁于民国初年），毛南族的许多传统艺术活动都围绕此一场地展开，其中重要的节庆分龙节，最大、最完整的公共群体仪式，就在三界庙前举行，所以分龙节又叫庙节。[23]这标志着毛南族的节庆意识和节庆仪式渐趋成熟与规范，群体文化活动意识得到强化。

虽然下南地区波川一带自然条件相对毛南山乡其他地区较为优越，但一直到清代咸丰末期，该处的政治、经济地位仍未见凸显。至清朝同光年间以后，随着六圩集市的兴起，其政治、经济作用日渐显露。原来的“下南六圩所在地，还是五户人的偏僻山寨。那时，从云贵来往的烟商，赶着成帮的马驮，经过这里东去。当时，有个姓伍的汉人，因参加太平天国时期的广西农民大起义，失败后避祸来到这里，在路边摆摊卖茶，接待路过的商旅。因生意兴隆，吸引了附近村屯的毛难人，也来这里摆摊卖饭，或带来自己的农村土特产品，到此交易。有的就迁来这里，建房设店，逐渐形成了热闹的圩市”。经过清末及民国时期数十年发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平常圩日赶圩的达五六千人，节日则上万人。[24]“牛行里摆卖的耕牛不少于100头，每圩屠宰牛30—40头，猪70—80头。到春节前夕的圩日，屠宰猪多达200—300头，均销售一空。1948年，六圩有坐商17家……资金100元—500元者有8家，500元以上者有2家，其中1家拥有千元（银元）以上的资金。”“据1953年的统计，下南六圩经营商业的有79户，其中60户为毛南族。”[25]下南六圩经济地位的显露促进了它的政治地位的提升。自清末以后，毛南山乡历届政权机构基本上都设立在下南六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下南乡政府，也一直驻设于下南六圩。下南地区在毛南族心目中的政治中心地位，已经愈加巩固。

毛南山乡向以重视教育、学风隆盛闻名。清末约有本地文武秀才25人。下南因其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清末民初私塾广布，六圩一带较大村屯均延师设塾。1929年起，下南开办高级小学校，招生120人。1931年新桂系统治广西，推行乡村国民基础教育，下南各村初级小学相继建立。[26]至今，下南地区有小学3所，初级中学1所。中学招生面向下南全乡，在体现下南地区教育影响力的辐射作用的同时，也突出了下南地区在毛南山乡的教育中心地位。

多民族文化交流频繁。下南还是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心。这一交流中心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毛南族传统的民间民族经典文艺形态有许多以下南地区的自然与人文作为构成素材，具有鲜明的下南地区风土人情标识。比如毛南族的神话、宗教和说唱艺术，其构成元素中有许多都可以在下南地区的山水、人文中找到影子或原型。二是下南地区的学子走出毛南山乡学成后归来，在家乡从事文化创造活动，提高了下南地区的文化知名度。标志着毛南族古代文人创作水平的碑帖、楹联作品，基本上是以下南地区相关文化事象为代表，文人创作斐然可观；近、现代生活在下南地区的毛南族诗人如谭中立、谭云锦辈，其诗作有较高的艺术成就。[27]三是六圩作为一个经贸集市，其文化交流舞台的功能也是非常强大的。各族人民在这里从事商品交易的同时，也在相互交流文化意识、风俗习惯乃至艺术创造方法。

传统文艺品种较为齐全。下南地区的文艺形态囊括了毛南族所有的艺术类型，例如民间歌谣、民族故事、建筑、雕刻、服饰、与宗教相关的民间音乐舞蹈、文人作品等。从现在收集到的毛南族文学艺术作品来看，属于下南地区的，其数量繁多、品种丰富、作品精致等，当可居毛南山乡首位。尤其文人作品，其数量之丰，品质之精，毛南山乡其他地区难出其右。许多起源于整个毛南山乡，但经过下南地区浓缩、升华之后的毛南族艺术，至今仍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比如节庆艺术（以分龙节及其文艺形态表演方式为代表）、工艺制作艺术（以顶卡花的制作为代表）、石刻艺术（以墓碑石刻和民居建筑石刻技艺为代表）等，已经发展成毛南族文化的符号，成为毛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下南乡文化站作为收集毛南山乡传统文艺作品、优化毛南族文艺创作理念与方式的主要机构和场所，本身就是毛南族文艺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　中南地区

中南是毛南族发祥地，现今包括中南、塘八、古周、下塘等行政村或行政村中的自然屯。传说毛南族始祖谭三孝公迁徙多处，皆因环境艰险难以安居，“又移居毛难土苗地方，卖货生理。苗语难通，生疏礼貌，百味用酸，妇女穿衣无裙……多蒙益友方刚振，始而结盟，继而姻婚，生育男女”[28]。“后来他又娶了当地覃姓的妇女为妾。其妻妾共生八子。前妻的子孙聚居于今中南、堂八等村屯；后妾的子孙则分布于下南一带。”[29]谭三孝的势力发展后，通过多种手段获取了当地瑶民的地盘：“庶几苗瑶散于四方。”[30]大部分瑶民失去土地后只能往他处迁徙。少数未能迁走的瑶民，谭三孝则对他们说：“你们只要改姓谭，就可算为我的同族留下，可以到我指定的地方去落户。”[31]谭三孝及其居住于中南、堂八一带的谭姓族人，通过族姓的兼并，迫使原居于该地的方、颜、蔡、杜等姓居民，或更改族姓，或迁徙他方。此种情况至20世纪30年代仍有个别发生。[32]至今中南、堂八等村几乎全为谭姓，略无杂姓。清末以降至于民国，出任毛南山乡军政要职者，多为中南一带谭姓毛南族人。以是观之，中南地区谭姓毛南族民风中的强悍与刚劲一面，其由来久欤？

中南学风浓郁，百姓崇学之心虔诚。毛南族向来以好学、善学闻名于周边其他民族，但相比之下，中南学风尤为炽盛。中南地区有一个蒙姓毛南族村寨名上丈屯。村里有这么一个风俗：每年大年初一凌晨鸡叫头遍，父母就催促孩子起来诵读诗书，直到黎明鸣炮迎新时止。为供孩子读书，父兄辈不惜割草卖柴、为佣帮工，甚至有人典屋卖地。如果父母供孩子上学有困难，叔伯兄弟往往都慷慨相助。大家都把助后代上学当作自己的义务。

中南地区有一处地方被毛南族人奉为心灵中的神圣殿堂，那就是位于堂八村附近的凤腾山（又称松腾山）。毛南族人酷信风水，尤钟情于墓地意象中的地势脉理。他们认为凤腾山来势雄奇，脉象纯正，前后龙凤相谐，是逝者理想的安息之地，必能予后人以莫大福荫，因而成为谭氏族人最重要的公共墓地。传说此地由毛南族始祖谭三孝在地理先生的帮助下选定：“忽闻康节地理先生寻龙点穴，点得草木一山。后来湾弓龙脉，前面凤舞三台。礼葬严亲，龙降虎伏。”传说谭三孝逝世就葬于此地。经过百数十年的经营，该地已经形成宏大庄严的古墓群，是毛南族文化又一重要的符号。凤腾山古墓群不仅系广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还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南地区是孕育毛南族傩戏最重要的土壤。毛南族的傩戏，又称傩面舞、师公舞、还愿舞，毛南语称“肥套”，是毛南族艺术的集大成者。旧时在毛南族地区最为流行，对毛南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意识影响巨大。新中国成立前，活跃在毛南族地区影响较大的师公戏班子主要有松崖班、堂八班、上干强班、南木班、东信班、下塘班等。[33]这些师公戏班以其所在的村屯命名，几乎全在中南地区。戏班人员平时务农，有仪式时结班演出。据上干强班谭耀乐1986年讲述（谭老先生其时61岁，现已去世），傩戏唱本在他家流传已有400年左右。[34]凭此而论，中南地区作为毛南族经典文学艺术的发祥地和发展地，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中南地区文艺形态的经典不仅在其涵盖面的广泛，更在其形式的精美及原生态内涵的丰富。与毛南族傩戏表演相适应的服饰艺术、道具（法器）与乐器制作艺术、傩面雕刻艺术、场景再造艺术、舞蹈艺术、说唱艺术及情景表演艺术等，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一个师公戏班往往还是演出所用的服装、道具、乐器、傩面、唱本等艺术品的创作团体，或者有的著名师公就是各种傩面具的创作大师。当然，有的师公的这些艺术品是花钱购置的。每个师公都有一副“担子”，即表演所用的服饰、面具、道具（法器）、乐器、经书（说唱文本）等。担子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师公文化财富的多少。[35]中南地区有如此多的著名师公戏班，其艺术品的多样也就可以推想了。

经书丰富而且生成年代久远。傩戏表演所用的说唱文本，毛南族师公谓之“经书”。师公在表演时，虽然有的可以根据场景和表演者的才能增加一些唱词和道白，但绝大多数说唱是有固定文本，不可随意发挥的，至少不可在排练或准备之外随意发挥。因此，师公需要准备大量的说唱文本，而且要求承担念唱之责的师公将经文背下来。这些文本代代相传，虽然在传承的过程中有的需要誊抄、改动。笔者在做田野调查时，亲见过清朝乾隆年间的文本。此外，师公们还有表演所依据的鼓点击法、舞蹈步伐要领等文本，有的师公也将其归为经书之列。在一些师公家里，特别是一些师公世家，这样的经书繁多，而且保存得相当完好。

石刻作品繁多而且雕刻技艺精湛。这集中体现在凤腾山墓碑石刻上。凤腾山墓地既是毛南族人民的精神圣地，更是一座规模宏大、各种艺术品争奇斗艳的艺术殿堂。墓地的石墓大多建于明末至民国初年。人们从这里可以充分领略到毛南族人民与石刻艺术相关的丰富而奇特的艺术想象力、严谨而虔诚的创作态度及精湛的雕刻艺术手法。立于该地、建于清朝咸丰年间的谭上达墓，可称为该墓地石刻艺术的代表之作。当然，类似此处的石刻精品在下南波川等地亦多见，例如建于1946年的波川谭老孺人“生墓”，“雕刻技术之精胜过凤腾山诸墓之上”[36]。但他处墓葬石刻不如此处集中且大规模保存完好。曾有人传说这样的精品系外来的汉族工匠所为，但不足信，“因为在汉区尚无发现类似这种纹饰的石刻”[37]。

三　上南地区

上南地区注重汉文化教育，新中国成立前的私塾聘请的多是汉族或壮族文人，采用汉文教材，主要用汉语的西南官话或者壮话、毛南话讲解，灌输汉族文化和封建思想。[38]传统意义上的上南地区在划归水源乡（镇）以后，与汉、壮等民族的交流机会增多，人文氛围中的汉、壮等民族文化元素愈加丰富。上南地区修通了八圩（曾为上南乡政府驻地，现为上南村委所在地）至水源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公路，全段为柏油路面，上南地区至县城及河池市驻地的路程大为缩短，且不必绕道中南、下南，因而更便于与汉、壮等族地区直接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该地毛南族要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的难度已大大增加。上南地区在划入水源乡（镇）后，毛南族人的求学、集会及经贸等活动中多与汉、壮等民族在一起，其毛南族文化受到汉、壮等民族文化冲击的程度加剧。至今，上南地区毛南族人相互之间交流主要用汉语西南官话和壮话，许多毛南族年轻一代特别是孩童已经不能用本民族语言交流，多民族文化融合速度较毛南山乡其他许多地区要快。

在上南地区，一些具有毛南族特色的风俗习惯仍然有相当程度的保留。与此同时，当地群众也大量吸收并移植与周边汉、壮等民族相关的某些风俗习惯，而且在保留、舍弃、吸收、融合等多重活动中缔造新的风俗。在田垌地区，毛南族的民居建筑观念及方式有很大改变，与周边的汉、壮等族民居基本相同；在峒场地带，或限于经济条件，或受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影响，毛南族的建筑观念及方式与传统的并无太大差异。

上南地区的毛南族基本上是中南地区迁徙过去的，或者是其他民族由外地迁入该地区后为毛南族所同化的，因而民族内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呈现出一定差异。与下南、中南两地区基本上以谭姓为大姓、强姓，谭姓大户在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起主导、决定作用有所不同。20世纪50年代前，上南地区的卢姓为该地区的大姓、强姓，地主卢九皋占有原玉环乡70％的田地。[39]

在上南地区，母系氏族文化遗迹较多且色彩较为浓厚。毛南族多说自己的祖先是外地来的男子，与当地妇女结婚后所生子女随母亲过活，都说是一个老母亲的后代，都尊称这个老母亲为“母老”；舅权甚重，处理重大事件必须舅父舅公（外祖父）到场并由舅父、舅公作出决断；舅父之子有娶姑母之女为妻的优先权。这实际上具有浓厚的母系氏族文化遗留色彩。此种风俗在上南地区尤为盛行，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仍然极为普遍。与母系氏族文化残留相对应的婚丧娶嫁等仪式，成为上南地区毛南族很有代表性的文艺形态。

不落夫家、兄终弟及（或弟终兄及）的婚俗甚为普遍，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初期仍然有出现。婚后暂不落夫家的习俗实际上是母系氏族后期母权式微、父权渐盛过渡时期的文化残留，以及毛南山区特殊的环境造就的婚俗文化。新中国成立前毛南族盛行早婚，“小者八九岁，大者十四五岁就结婚了。婚姻由父母和舅舅包办”[40]。如此幼小，虽成婚但未至生育年龄，结婚女性回娘家生活，待怀孕后再长住夫家。此种风俗的产生与发展便具有女性生理基础。此种婚俗与岭南百越系民族如壮、仫佬等族略同。不落夫家俗称“走媳妇路”。“县境内的壮族、毛南族的婚俗中有‘走媳妇路’的习俗。”[41]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与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毗邻。“仫佬人……在结婚后女子不落夫家，过了十年八年长大成人，并怀孕生小孩后，才长住夫家。”[42]这反映出在母系社会时期人们对于母系氏族的归属与依赖关系，以及发展到父系社会以后人们对舅家的依恋情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落夫家”的婚俗已经基本改变。尤其近20多年来，该地毛南族婚俗已经与周边汉、壮等族婚俗无大差异。[43]毛南族兄终弟及或者弟终兄及，毛南语谓之“拿茶”，翻译成汉语称为“换茶”，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父系氏族阶段以后，男方对已婚妇女形成人身所有权而衍生出来的婚姻习俗。广西其他百越系民族地区多见，“兄死则妻其妯……弟死亦然”[44]，甚至汉族地区也不乏此俗。传统上毛南族男子初婚需要花费较多财物，上南地区经济条件很差，因结婚而花费的财礼及备办宴席对于一般家庭而言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多有因此至于倾家荡产者。而“换茶”则不需要财礼和举办宴席即可在男家成婚，故“换茶”之俗融合了古老文化与经济因素。

好饮以及与饮酒相伴而生的文艺形态别具一格。毛南族男子喜酒，上南地区几乎每个成年男子都嗜好喝酒，“非酒不足以敬客”[45]。上南地区正式而隆重的场合饮酒，往往有规范的敬酒仪式。盛传于上南地区的毛南族《敬酒歌》，以酒为媒，融情于酒，成为毛南族民歌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