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序言二

在当今史学界，全球史已经成了历史研究和教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冠之以“全球视角”（global perspective）的各种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越来越多，这是史学工作者面对全球化浪潮做出的一种积极回应，或者说是现实生活中的全球化在史学研究领域中产生的一种必然回响，是时代潮流所使然。

一般认为，全球史兴起于美国，然后扩展到世界各地。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全球史作为一个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兴起过程，这种看法颇有几分道理。20世纪80年代以前，世界史在西方国家没有发展成为教育体制上的一个学科，西方的世界史大多仍然以通俗读物或历史哲学的面貌出现。但从20世纪80年代起，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和西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强，突破民族国家框架的历史研究和著作越来越多，世界史（全球史）作为一种学术趋势在西方国家也日益显现，同时世界史（全球史）专业学科建设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在美国，随着世界史研究的深入和教学的推广，继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之后，夏威夷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罗格斯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在20世纪80年代末也出现了世界史博士生培养项目。到90年代，美国东北大学、乔治亚州立大学以及加州大学的河滨分校、尔湾分校、圣克鲁兹分校，也加入到了这一行列。与此同时，由杰里·本特利担任主编的《世界历史杂志》也在1990年创刊，为世界史（全球史）成果的发表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1992年，美国从事世界史研究和教学的从业人员，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独立举办的世界史学会的年会，而且世界史学会也有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学术组织的趋势。到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出台了世界史的国家教学标准，从此“世界史”教学在美国得到了官方认可。这样，“世界史”（全球史）作为一个专业或学科在美国出现了。

美国的许多学者在从事其全球史研究和教学时，并没有使用“全球史”而仍然沿用了“世界史”（world history）这一名称。但是，这些“世界史”在史学理念、研究方法和书写内容上已不同于传统的世界史。这一新兴领域以跨地区、跨国家、跨文化、跨民族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从广阔视野和互动视角来考察历史，包括世界通史编撰和历史上的世界体系、跨文化贸易和交流、离散社群与移民、帝国与扩张、海洋区域、大范围生态环境变迁、大历史等主题，而地区史和国别史被排除在外。[1]随后，美国的“世界史”（全球史）也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历史研究视角和方法，运用于历史学各个领域，并在史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一时期的欧洲大学相对保守，全球史研究和教学并没有普遍开展起来。

全球史研究既然首先在美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大多数学者在追寻这一新兴史学潮流的兴起时，自然要追溯到20世纪中叶为此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几位美国学者：马歇尔·霍奇森、威廉·麦克尼尔和列夫顿·斯塔夫里阿诺斯。霍奇森在其早年发表的《世界史和世界观》一文中，批评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观，提出“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要从总体上建立一种‘全球的’（global）世界观”。[2]1954年他发表《作为一种世界史方法的半球区际史》一文，开始探索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其后他的《伊斯兰文明的历程》更是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麦克尼尔于1949年出版的教材《西方文明史纲》，在内容编排上体现出了一种世界史视野的萌芽。他在1963年出版的成名作《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中，用中心与边缘之间文明互动和文化传播来解释世界历史的变迁。随后，他出版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的全球史著作。1962年，斯塔夫里阿诺斯主编的教材《人类全球史》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了概要性描述，并试图克服以往世界史中那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叙事。这一点在其后来的《全球通史》中得到更明确的表达。这三位学者对全球史的开创之功，得到当今全球史学界的广泛认可，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撰文探讨他们的全球史思想。

然而，与上述美国学者几乎同时代的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同样在20世纪中叶便大力提倡全球史观，却似乎没有在当今西方的世界史学界获得其美国同行那种殊荣。在当今西方诸多全球史著作中，威廉·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霍奇森、菲利普·柯丁、贡德·弗兰克、杰里·本特利等人及其著述被大量提及和引用，而巴勒克拉夫似乎被遗忘了。例如，在近年颇有影响的几本概论性全球史著作中，包括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的《世界史导航》（2003），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的《什么是全球史》（2008），入江昭（Akira Iriye）的《全球史与跨国史》（2013），迪戈·奥尔斯坦（Diego Olstein）的《全球性地思考历史》（2015），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的《什么是全球史》（2016）等，书中均未提及巴勒克拉夫。在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er）的《全球视野中的全球史》（2011）中，虽然提及巴勒克拉夫及其著作《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但也是在介绍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时提到的。更有意思的是，罗斯·邓恩（Ross E.Dunn）在2000年主编的《新世界史》一书中收录了巴勒克拉夫的《世界史的前景》一文，但在2016年的新版《新世界史》中，该文被删去了。在该书第二章“定义世界史：一些关键表述”中，编者试图向读者介绍一些对“全球史”的权威界定，旧版收录的是马歇尔·霍奇森、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埃里克·沃尔夫、菲利普·柯丁和威廉·麦克尼尔的文章，而新版中删去了巴勒克拉夫和沃尔夫，保留了霍奇森、麦克尼尔、柯丁，增加了贡德·弗兰克、杰里·本特利和梅里·维斯纳—汉克斯（Merry Wiesner-Hanks）。[3]迄今为止，在英文学术期刊库JSTOR中，能够检索到的研究巴勒克拉夫史学思想的论文仅有一篇，即肯尼思·杜瓦（Kenneth C.Dewar）在1994年发表的《巴勒克拉夫：从历史主义到历史科学》，而这篇文章也不是专门探讨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思想。

事实上，虽然全球史作为一个历史学分支学科首先兴起于美国，并且作为一种史学思潮首先在美国发展起来，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学者拥有全球史的“发明”专利，董欣洁博士的专著《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表明，英国学者巴勒克拉夫为全球史的兴起与发展贡献出他的智慧和思想。关于巴勒克拉夫在全球史兴起过程中的学术地位，笔者在此想借用与他同时代的全球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话来加以说明。斯塔夫里阿诺斯于1965年在评价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导论》时说：“正如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展示了一种探讨人类史的全球方法（global approach）所具有的可行性和创造性，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这一研究再次表明了全球视角（global perspective）的丰硕成果，即使其时段限制在不到一个世纪的范围内。”[4]这句话表明，斯塔夫里阿诺斯不仅把《当代史导论》看作在运用全球史方法及其创造性上可以与《西方的兴起》媲美，而且认为它是一部不同于通史性《西方的兴起》的全球史著作，因为它探讨的仅仅是1890—1961年间的世界史。所以他又评价说：“这一部重要的和激动人心的著作，原因不是由于作者所选主题的新颖，而是由于研究视角及其思想的原创性。”[5]如果考虑到《西方的兴起》（1963）和《当代史导论》（1964）两书的出版时间相距甚近，而且两位作者分别身居美国和英国，那么很难说巴勒克拉夫的著述受到了威廉·麦克尼尔的影响。更何况，巴勒克拉夫早在1955年便出版了以全球视野来考察历史的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这本文集收录了他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15篇论文。

巴勒克拉夫在《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中主要聚焦于对欧洲历史的反思。一方面，他提出把欧洲历史置于更广阔的视野来理解，认为欧洲与外界的联系是塑造欧洲历史的极为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他认为欧洲由于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欧洲之外强国的兴起，造成了欧洲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下降，欧洲均势时代走向终结，世界进入一个全球政治的新时代。因此，他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叙事，主张从全球观和整体观出发来考察历史。这一治史理念的实践集中体现在其《当代史导论》和《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1978）。如果说巴勒克拉夫在反对“欧洲中心论”和提倡全球史观方面与同时代的美国全球史学者有什么不同的话，可能主要表现在他对历史主义的批评和在全球化趋势下对当代世界的整体把握。他认为，历史主义强调特殊性、个别性和连续性，妨碍了人们对普遍性、整体性和非连续性的把握，只有放弃了这种历史主义，才能避免“欧洲中心论”并且用全球史观来审视历史。巴勒克拉夫看到了世界进入20世纪后“朝向全球联系的局势的演变”，人类进入一个欧洲走向衰落和全球政治时代来临的“新世界”，因此他特别强调以全球观来理解当代世界变迁。最终，巴勒克拉夫将其对世界史（全球史）的理论思考在1978年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作了集中阐述。他说：“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决不只是综合已知的事实，或根据其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个大洲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这种世界历史与其说是关心时代的发展及历史的目标和意义（非西方文化基本上不关心这些西方所关心的问题），还不如说是关心各个地方的人类所面临的不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反应。对于今天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才是世界历史的本质。”[6]换言之，在他看来，全球史的本质就是从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来探讨世界各地所面临（而不是西方所关心）的问题。

巴勒克拉夫对全球史的研究代表了欧洲学者的一种探索性思考。因此，探讨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思想，对于全面理解全球史的兴起及推动全球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一书在国内外学术界第一次对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观及其全球史治史实践作了全面探讨，包括巴勒克拉夫提出全球史观、对欧洲历史的反思、对全球史理论和方法的探索、书写全球史的实践及其基本框架等，将这个几乎被当今西方全球史学者遗忘了的英国史学家对全球史的先驱性探索呈现给了读者。不仅如此，作者还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评述了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研究，指出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研究框架对世界史编撰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具有重大意义。“作为一个变动剧烈的历史时代中的代表人物，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的意义也许更多地在于他提出了什么问题和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何种可能的途径，而不是他到底解决了多少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巴勒克拉夫最杰出的贡献就是在20世纪中期为西方史学界甚至整个国际史坛的世界史研究和编撰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

从全球史发展的学术史来看，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什么是全球史一直存在争鸣，而董欣洁博士在《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中将巴勒克拉夫的观点放在这种学术争鸣的背景下来理解，凸显了巴勒克拉夫作为20世纪中期全球史观首倡者的洞见及其前瞻性。她指出：“巴勒克拉夫的一些主要观点，成为西方全球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参考系。”例如，帕特里克·曼宁、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迪戈·奥尔斯坦、塞巴斯蒂安·康拉德等全球史学者在思考全球史的本质特征时，都强调联系和互动，这正是巴勒克拉夫在几十年前所表述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

《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一书不仅在全面把握当今西方全球史学术状况的基础上，对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研究作了系统的阐述，而且还探讨了其对于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意义，体现了作者对当今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现实关怀及相关思考。该书以“新时代呼唤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学”作为结语，印证了作者书写这一专著的现实出发点。

在全球化日益深化和全球史实践蓬勃发展的当今世界，正是由于巴勒克拉夫的开拓性学术贡献被西方世界史学界所遗忘，对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研究进行全面探讨和阐述也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这正是《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一书的主要学术价值所在。

刘文明

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教授

2017年9月

注释

[1]关于美国的“world history”与中国的“世界史”之间的异同，以及中国的“世界史”与“全球史”之间的异同，参见刘文明《全球史理论与文明互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2]Marshall G.S.Hodgson,Rethinking World History:Essays on Europe,Islam,and World History,Edited by Edmund Burke II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38.

[3]Ross E.Dunn,ed.,The New World History:A Teacher's Companion,Bedford/St.Martin's,2000.Ross E.Dunn,Laura J.Mitchell,and Kerry Ward,eds.,The New World History:A Field Guide for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6.

[4]L.S.Stavrianos,"Reviewed Work（s):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by Geoffrey Barraclough",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37，No.2，Jun.,1965,pp.274-275.

[5]L.S.Stavrianos,"Reviewed Work（s):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by Geoffrey Barraclough",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37，No.2，Jun.,1965,pp.274-275.

[6][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