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武周与开元时期户籍编造的深化

高宗时期是贞观年间底定的户籍计帐诸制的深化时期，如上节所言“繁式乡帐”的出现。出土文书中还发现一些特色的户籍类文书，如《唐神龙三年（707）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文书，主要特点是以“乡别为卷”，与户籍一样，进而按里统计，标出里名[65]。各户记载的“简点”内容如下：

户主名、年、身份

口大小总若干（户内成员男女口按老、小、丁、中、黄各若干）

丁男（首书与户主关系，次书名、年及身份）

中男（亦同丁男之例）

合已受田若干亩

可见重视户主及户内丁、中男的详细记载，而对不承担赋役及按令受田的女口、男口中的老、小、黄，仅在总口数下以脚注显示[66]。民籍以外的特别户籍尚有首次发现的寺院手实——《唐神龙三年（707）正月高昌县开觉等寺手实》、首次面世的僧籍实物——《唐龙朔二年（662）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等文书[67]。龙朔三年（663）七月制曰：“卫士八等以下，每年五十八放令出军，仍免庸调。”[68]学者指出“八等”之“等”乃就户籍等第而言，表明九等定户已经推广普及到设置军府地域内的全体人民[69]。可以说，武德末期制定的九等定户之制经过贞观时期的运作，至此，已十分成熟。

而高宗的继任者——武周政权在户籍编造的环节上仍然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