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黎湘萍

二○○四年初春，我到上海开会，趁便为文学研究所新成立的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物色合适的青年学者。当时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向我介绍了李娜，说李娜也是做台湾文学的，曾两次东渡台湾，有过亲履海岛的经验，且文章写得出色。我早就知道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门下人才辈出，尤其特别的是，陈老师讲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中，专设了台湾文学一门，多年来，已有不少学生出入其间，颇有佳闻。“名师出高徒”，何况有张新颖教授推荐，于是拜托他通知李娜，约了时间面谈。那天我没有随同行的同事外出游览，在住处一边读王文兴《背海的人》，一边等李娜。李娜打了两次电话，说有事要办，没有按时到。时间流逝，快到下午五点时，我心里犯起了嘀咕，就在我想离开时，李娜姗姗来迟。我对这位不守时的年轻人，已有了一点偏见，但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跟她随意聊天。问起她到台湾短期访学的情况，她似乎也有了谈兴。当时正是台湾岛内政治冲突不断，族群撕裂最严重的时候，尤其是在南部，紧绷的意识形态纷争，无法抑制的怨愤，随时都会引爆亲朋好友之间的冲突。对于到台湾去访学的大陆学生而言，如何面对这样“充满了敌意”的状况？我听说曾有大陆学生被一些“独派”师生的“攻击”言论所激怒，奋起争辩，双方各不相让，以致从此翻脸，不相往来。但从李娜这里，我却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她说她也遇到这样情绪昂扬的场景，但她不是急于去抗辩，而是感到好奇，想进一步了解对方何以有这样那样不同于自己的想法？想好好倾听对方的意见，探究所有的激愤、怨恨背后的历史的、社会的诸种原因。李娜的这一态度，立刻改变了我对她“不守时”的看法。对，我需要的就是像她那样的人：能够虚心聆听别人的异见，能够谦卑反省自我的局限，既可择善固执，又有内省能力，这才是最适合从事文学研究、特别是台湾文学研究的人。我很高兴在最后一分钟，找到了我想要的人选。当时，李娜留下了她刚写好的博士论文，就是这部《舞鹤创作与现代台湾》的初稿。

于是李娜到了北京，成为我们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创立之后的首位青年学者。然而这部初稿却并没有随着李娜的进京而出版问世。相反，李娜把它束之高阁，不闻不问，她表示有些章节没有想通，需要进一步修改。李娜在搁置书稿的那段时间里，却开始拎起了一个放不下的问号：她不断去思考和质疑一般人都会搁置不问的难题：我们为何研究文学？我们为何研究台湾文学？

那个时候的文学研究所也很宽松平和，它为李娜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自由的平台，而从未有人逼她改论著，出成果。在这期间，李娜尝试着做了许多工作，她想突破已意识到的理论和方法上的瓶颈；她参加了文学所专家组织的新疆探险之行，这些看似不太相干的西北沙漠的田野调查，在“实践”的维度上给了她许多仅从文字上得不到的经验。有一度她甚至似乎迷上了这种“非学术”的社会实践和田野调查生活，甚至似乎一度想放弃“学术”，到大西北去参加治理荒漠的绿色行动。这些实践性的活动，在我看来，也许都是她试图去解决“我们为何研究文学？我们为何研究台湾文学”等形而上“困惑”的尝试。此后，她写出了关于郭松棻、陈映真的文章；此后，她参与了推展白先勇先生策划的青春版《牡丹亭》的活动——有趣的是，无论是对于左翼的社会改造思想的深入了解，还是对于“新文艺复兴”在当代社会的可能性的思考和参与，恰好是借助了台湾作家的作品和艺术实践来展开的，许多不太相关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似乎已为李娜准备了回答她的困惑的各种答案。在貌似“无关”的种种探险、调研和实践之后，李娜有了一个机会重新回到台湾现场：参加少数民族部落工作队的田野调查工作。

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李娜有意无意从诸多机缘中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和启示。她与工作队一起到了最基层的台湾少数民族部落生活。她接触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灾后重建的工作。她与少数民族的部落艺术家一起制作了来自他们旷野原声的音乐光盘。与此同时，她在台北的街巷里，遭遇了曾参加过理想主义革命运动的老者，聆听并记录了他无悔的一生。

在默默做着这些工作时，时间也慢慢流逝着。而李娜也不再是那个从学校到学院、从学院到科学院的单纯的女博士，她已是一位日益成熟起来的学者，一位有着切实社会经验的小区建设者，她既是社会变迁的见证人，也是现代史的记录者。李娜用自己充实的社会实践，以其微薄的力量，汇入了滔滔奔流的社会之河。水到渠成似的，曾经被她一直搁置着的那部《舞鹤创作与现代台湾》也终于迎来了作者最后的修改。她以“个案”透视整体，用“文本”（Text）拓展“语境”（context），文学理解与历史分析结合，作家研究与现实关怀并重，视野宽广而不流离失所，立意高迈而不凌空蹈虚，学风严谨，观察细致，能进复能出，不拘泥死板，亦不信马由缰。与原稿相比，修订稿已不再只是舞鹤小说文本的细读——这种细读曾经是展现李娜特有的艺术感受力和分析能力的专长——李娜厘清了舞鹤美学所蕴含的社会意识及其独特的文化观与历史观。洞识舞鹤的特有的“颓废”的、“努力做一个无用者”的美学，只是窥见舞鹤小说之秘密的一部分，而将舞鹤的小说美学与台湾当代社会文化的内在连接的秘密揭示出来，并给予合理的诠释，乃是李娜“以小说证史”的书写实践的一大特色，经过多年的社会实践和对于人的、社会的、台湾的深入认识，李娜才真正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博士论文。

“十年磨一剑”，李娜的博士论文的确是用了十年时间“磨”出来的。巧合的是，舞鹤在一九七八年发表了《微细的一线香》之后，竟躲过了“众声喧哗”的八○年代，一隐十年（一九八一—一九九一），待他再复出时，竟以“精神出线”的“社会边缘人”的角度，推出了一系列作品，一鸣惊人。究竟舞鹤如何书写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台湾？舞鹤作品为什么被认为是“烂中文、好文章”？李娜不仅用了她训练有素的细读功夫和灵心善感来做字面上的分析，而且用了近十年的田野调查功夫，对舞鹤小说文本和舞鹤所处的现代台湾，做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李娜从舞鹤的文本中所看到的台湾，与别人所看到和理解的台湾有所不同，她从舞鹤早期的小说《微细的一线香》，看到了七○年代文学青年对台湾家族历史的独特记忆和理解；从《逃兵二哥》，看到“‘戒严’体制与自由意识的生成”；从《调查：叙述》挖掘了台湾的伤痕、悲情和走出这些历史悲剧的方法；她讨论了舞鹤对“二二八”问题的呈现方式，并从中看到了“文化政治”运作的奥秘；从《拾骨》看到了重返乡土的书写背后的追求；从《悲伤》讨论了人们对当代体制化的社会进行“抵抗”的可能性和方式。

舞鹤退隐十年而写出其独具魅力的佳作；李娜为了修改她不满意的章节，也用了十年的时间，她亲自去台湾踏查调研，深入台湾社会，特别是台湾少数民族的部落，她从舞鹤的文本走到台湾的民间。她的修改，不是文字、修辞、结构上的，而是内容上、精神上和实践上的——李娜从借助舞鹤小说来看台湾转向经由踏查台湾来看舞鹤，完成了非常重要的“华丽转身”：既从舞鹤的另类小说读出了台湾社会文化的内在矛盾，亦从台湾实相入手突破舞鹤“文本”的局限性。

十年前的李娜，是“透过舞鹤看台湾”；十年后的李娜，是用了自己的眼睛、手脚、身体和灵魂去观看、触摸、踏查和了解台湾之后，再来论述舞鹤。十年前的李娜以学生的眼光去批阅字面上的舞鹤和台湾；十年后的李娜终于把字面上的、小说里的台湾转化为一个真实生动复杂而丰厚的世界。十年前的李娜刚进入这个所谓的“学术界”时，曾怀着犹豫、疑惑的心情质问“我们为何研究文学？我们为何从事学术研究？”十年后，她用自己的实践修改了舞鹤论，也来解答了困扰自己的问题。

因此，在我看来，《舞鹤创作与现代台湾》的问世，意味着一种态度：那是面对研究对象所具有的谦卑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李娜这部著作，也展现了一种方法：那是用田野调查或社会实践的方法来校订、修正既成理论的方法，这也是由“文本”细读出发，又经由田调得来的经验来诠释“文本”并突破“文本”疆域的方法。李娜的这部著作，更昭告了一个新的研究世代的诞生。当年李娜似乎曾为如何突破现有研究的瓶颈而苦恼而探索新的方法，在追问如何才使得自身的研究工作有价值、有意义的时候，李娜以其认真热诚的实践和理论思考，逐步成长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脚踏实地的台湾文学研究者，这是否预示着未来世代研究的新方向？那也许是更有人间气的、实践性的、为庶民服务的文学研究，是摆脱意识形态的困扰使文本的细读转化为社会文化的理解、从而焕发出真正的生命力的台湾文学研究。

我是本书最早的读者之一，写下这些因缘，或可为李娜所作的十年探索，留下一点见证，也表达我对新书出版的喜悦和欣慰。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