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逃兵二哥》：“戒严”体制与自由意识的生成

我读不完大册被征去当兵时已二十八岁，清楚感受到我们的土地上存在着“国家”这样一个威权化身成为暴力性的体制有形无形宰制着“岛国”的心和资源，我反省我青年时代的艺术无非是一种轻狂的浪漫罢了，我离开军队时值一九八一年，痛切感到自己是“被军队阉割了的”，我没有选择及时加入如火燎原的党外政治运动，悄悄隐居到“岛国”的边缘小镇淡水，奋力阅读历史与哲学，想了解“军队”“国家”的起源及其意义，结果当我读到无数的血腥争战，少年时代历史课本所读到的梦幻战争在寂静的岁月中真正成为“历史的真实”。

——《余生》

在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研究所读了四年却没有获得学位，写了仍不满意的小说《蚀》，发表于自己主编的《前卫辑刊》（一九七九），之后，舞鹤被征召入伍了。文学青年撞上“军队”这个体制的庞然大物，“镜花水月”大约顷刻就碎了。两年后退役，舞鹤开始了淡水的隐居生活。《逃兵二哥》是一九九一年走出淡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从此署名舞鹤；小说实际写作于一九八五年。从苍白而严肃的文艺青年陈国城、陈渝、陈瘦渝、陈镜花——变成“舞鹤”，[1]军中经验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退役后的几年里，“奋力阅读历史与哲学，想了解‘军队’、‘国家’的起源及其意义”，以此回望兵役时光，写下了作为“当兵两年纪念碑”的《逃兵二哥》。

“当兵”是台湾男子如非特殊情况都要经历的人生经验。一九四九年政府颁布实行义务兵与志愿兵（即“征兵”与“募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士兵为义务兵，军官为志愿兵，其实是“全男皆兵”。台湾“宪法”第二十条称：“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义务。”“兵役法”第一条：“‘中华民国’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义务。”所有役龄男子（十八—四十岁），只要体检合格，必须接受征召入伍服役两年。[2]

一九五○年朝鲜战争爆发，台湾作为美国在亚洲的反共阵线前沿得到庇护。国民党一方面展开了对中共地下组织和亲左翼人士的大清洗，一方面以“勿忘在莒”教诲经营这“反共复国”基地，校园内亦建立“反共救国青年团”和军训制度。《服役须知》以台湾军政布告特有的半文言体，透露着这一历史处境：

覆巢之下无完卵，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者便是英雄。因此服兵役不只是国民应尽的义务，亦是青少年蜕变成大人必经的过程，所以当兵是必须且必要的。[3]

然而当兵越来越成为不得不承受之烦扰，尤其世易时移，“反攻复国”成了皇帝的新装的一九七○年代末。“兵役法”实施严苛，要求人人在兵役面前平等，被认为是少有的“公平之法”。但也因此，“逃兵（役）”者众。不说富人用金钱、出境，普通人用超常身高体重病症等各种方式的逃避兵役，即便已在军营中，仍有人甘冒危险：一旦逃兵，即成通缉犯，被抓住后依《妨害兵役治罪条例》论罪，坐军事监狱之外，出狱后仍要服完剩下的役期。而且，逃兵留下记录后，在升学、就业、经商、置产各个方面都会受到影响。

舞鹤《逃兵二哥》的“逃兵”正是后者。小说写于“解严”前两年，但即便“解严”后，也甚少有作家以兵役和军营为主题的创作。尽管“解严”后一度兴起对各种政治、历史禁忌领域的书写，号称“百无禁忌”时代到来。服役生涯一般只零散存于作家的青春记忆书写中，“上成功岭”（新兵集训地之一）是许多人无从选择的成年仪式。

兵役与军队问题，确实不同于“二二八”、白色恐怖等“解严”前后“大热”的题材，它既无族群矛盾对当下政治的迫切性，又似乎非关转型正义。即便人人（男人）都待过军队，都知道军队存在腐败舞弊、僵化管理乃至涉及道德风化的诸多问题，也似乎是不足为怪，或属于“民主改革以待解决的问题”：二十一世纪以来台湾逐渐向“募兵制”改革，以为证明。

但二十八岁才服兵役的舞鹤，却反应强烈：正是两年军队生活，激发了他对“体制”的反思，让他反观原本正常的生活，实则是在一个深深内化了暴力、监视、告密等身心规训结构体系的大军营——大监狱。也由此，现代主义青年舞鹤的“自由”理想和自由之道有了更明确的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