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宪章
李兵于2004—2007年在南京大学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又前往复旦大学继续做博士后研究，在朱立元教授的指导下不断精进。一年前，我在他服务的曲靖师范学院见到了他，了解到他已经成为学校和云南省的骨干教师，并且获得了不少荣誉，但是他从未向我提及这些，尽管我们俩之间的联系一直未断。这就是李兵，“讷于言而敏于行”，一个不喜张扬、闷头做事的人。
《后现代误读理论研究》是李兵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充实而最终成稿的。我记得他当初的选题并不如是，而是《文学误读理论研究》；现在将论域限定在“后现代”，焦点更加集中、明确，更具学理性和现实针对性。可见，单就命题变更而言，就可对李兵的学术进步略知一二。祝贺他！
我很快地浏览了全书，熟悉的面孔，又有些陌生；其中使我“陌生”的部分，显然就是他的新得。单就全书的结构而言，李兵博士在简要梳理误读理论的历史线索之后，着重就他所设定的“后现代语境”展开，主要包括误读理论的谱系、范畴以及评价和展望等诸方面，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面貌。毫无疑问，这是我目前看到的最为系统的此类研究。
值得称道的还在于李兵博士并未止于研究对象的客观描述，而是在客观描述与系统呈现的同时，大胆提出了自己的阅读主张，这就是他的关于“本真阅读伦理学”的构想。在他看来，文学阅读应该从“真理”向“合理”位移，因为“文学真理”并不是“哲学真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所理解的“真理”与文学阅读实践相差甚远。至于何为“本真阅读伦理学”，李兵为了避免喧宾夺主，并未展开详细深入的讨论，但是语出有因，且缘自亲身体会，堪称本论著的学术亮点之一。就此反观我们的许多西学研究，大多定位于或止步于“准确理解对象”，仅仅以此为目的，当然很难达到这一水平。
由此联想到我们对西方美学和文论的译介和研究，新时期以来不可谓不丰富多彩，但是，由此延异出哪些植根于本土的理论呢？当我们试图对某一问题发表看法时，张嘴闭嘴无不是西方的话语和概念。问题还不在这里，而在于用西方话语和概念阐发我们的问题往往卯榫不合，或者给人隔靴搔痒之憾。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长此以往，就有可能根本发现不了我们自己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来自西方，认为西方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于是，我们都成了老外的打工仔。还有更加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种偏向累积到一定程度，中西、古今各言其事，隔阂与对立不可避免。如果此言成箴，西方和古代不仅不能成为有益于新理论建构的学术资源，反而成了相互敌对的东西。我不认为这是危言耸听！
当然，能在译介西学的同时“接着说”，甚或达到“自己说”和“说自己”，最根本的还是要切合研究对象的特点，而不是将那些“普遍大法”生硬地套装给鲜活的文学。李兵博士对西学真理观的质疑及其“本真阅读伦理学”的提出，就是基于鲜活的文学事实，即基于文学之所以为文学而不是其他。只有直面鲜活的文学事实，认同文学经验的可靠性，才能发现新问题、质疑旧成说，才能圆通自己的新见。所谓学术原创，由此而生。毫无疑问，李兵博士走在了正路上。
于是，如何西为中用、古为今用，是摆在每个学者面前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但愿就此问题与李兵博士一起开始新的试验和探索。
是为序。
2019年 初秋
于南京草场门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