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华工出国大潮与环太平洋地区的华工淘金热

一 华工出国潮形成的国际国内背景

19世纪华工出国潮的出现，与国际环境、中国国内局势变化以及中外关系的变局同步。其时，国际上廉价劳动力供给短缺，而西方列强以炮舰打开中国大门后，以华工满足此一劳力需求成为可能，二者相互作用之结果促成了华工的出洋浪潮。从国际因素来看，1807年3月，英国通过《废除奴隶贸易法案》（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 Act）。1814年12月，英美两国签订《根特条约》（Treaty of Ghent），废除奴隶贸易。1833年，英国通过《废除奴隶制法案》（Slavery Abolition Act），在其全境（包括所有殖民地）废除奴隶制。1842年8月，美英签订《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Webster-Ashburton Treaty），双方同意在取缔奴隶贸易中展开合作；条约规定美英建立联合海军，禁止非洲海岸的奴隶贸易。在这种情况下，此前持续几个世纪的以黑奴作为廉价劳动力来源的奴隶贸易处于消亡之中。根据统计，1835—1840年，从非洲输出的奴隶为每年13.5万人，到1859年下降到二三万人。[1]

为了填补此一劳动力缺口，华工成为西方列强在开发各殖民地时的觊觎对象。18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在开发其南洋殖民地的过程中，见识到华工的巨大价值，而英属圭亚那早在1811年就有过从中国引进自由劳工之设想。[2]五口通商以后，英国政府曾向其在华领事了解华工的品性，以考虑将华工输往英国属地的可能性，所得之反馈对华工评价极高。英国驻广州领事埃尔姆斯利（A.W. Elmslie）报告称：在中国人中，广东人最强健、最聪慧、最精明、最勤劳节俭。他们工作勤奋，生活有规律，而且知道怎样照顾自己，他们比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更抱团，是最适宜在西印度做工劳动的人。[3]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 Alcock）在报告中说：“中国人很勤恳，能够干好一天的工作。虽然在温带气候下，他们一天的工作量或许赶不上欧洲工人，但在热带烈日之下，他们肯定能比欧洲工人干得更多更好。”[4]英国驻厦门领事馆的温澈斯特称：“厦门人很适合于在热带地方做工……以中国人和被送入西印度各地的印度苦力相比，对他们是很不公平的……中国人是靠得住会勤勤恳恳干工作的。这在他们的思想中已成为牢不可破的习性，凡是了解中国人性格的人，对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5]另外，英国殖民土地与移民委员会也在其信函中说：“我们也应当从商业利益方面来考虑中国移民问题。中国人在东方各地已经公认为是造成繁荣的因素。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以他们的不懈劳动促成那个地方的繁荣富足。在西印度，从每一方面传来的报导，都证明中国移民对于西印度的主要支柱——种植园事业的良好作用。如果没有来自东方各地的移民，那里的种植园早已无法维持了。”[6]设法从中国输出华工，遂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华的主要活动之一。

1856年7月26日，香港总督包令（John Bowring）在信中写道：“我认为中国有大量过剩的劳动力。我们如果能够得到适当保障，这种过剩的劳力，是尽够把它移殖到英国的各殖民地，有利地加以利用。”[7]1860年7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罗素（John Russell）在一封信中说：“那一个广袤帝国目前的社会状况，那里的文明而又特别充裕的人口，以及在那里可以施行正常法律把雇工出洋纳入轨道等等，都为组织一种移民出洋的制度，提供特别有利的机会。有了这种制度，前此只能指望从非洲取得劳工的国家，即可充分地满足他们的需要。”[8]

值此西方列强寻求新的廉价劳动力供给之际，中国社会蕴含着推动人口外迁的内生动力，尤其是在出洋移民的主要来源地广东和福建。其一是长久累积的人口增长而耕地不足的压力。人口统计显示，1661年广东人口为427.1万，1812年为1890.1万，1840年为2537.7万。福建同期相应的人口数字分别为697.3万、1479.9万和1872.8万。[9]由此可见，1661—1840年，广东人口增加近5倍，福建人口增加近2倍，“地窄人稠”成为难以化解的困局。以著名侨乡四邑地区[10]为例，清末时期对新会、台山、开平的有关描述均认为每年所产之粮仅够半年之食。[11]除此之外，土地兼并、捐税繁苛以及鸦片战争后传统经济受到冲击，均使当地社会经济状况趋于恶化，进一步加剧了过剩贫困人口的产生。

其二是连绵不绝的社会动荡。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南方影响巨大，广东地区亦有民众起而响应。1855—1867年新宁县（今台山县）又爆发了持续12年之久的土客大械斗。这些事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则社会动荡迫使当地人民外迁谋生避乱，二则清政府对起义民众的残酷镇压逼迫民众外逃。械斗中亦有交战双方将战俘充当“猪仔”转卖之情形。这些因素均促成事实上的人口外流。

1854年，新会县爆发10万农民参加的红巾军起义，起义军围攻了新会县城，失败后不少参与者逃亡海外。[12]新西兰华侨的另一主要来源地番禺亦在1854—1856年发生甘先领导的红巾军起义，他们聚集了一支据说有3万人的队伍包围了广州。甘先的队伍被打败后，许多人逃亡海外。据《龙归镇志》记载：1854年“鸦湖乡人甘先及南村人周春参加洪兵起义，起义失败后，清兵在鸦湖、沙亭岗大肆捕杀村民，祸及龙归地区，曾参加过起义的人纷纷外逃出洋谋生”。[13]根据《广东省志·华侨志》记载，1864年太平天国平南王黄德滋（新会县人）率领所部乘帆船数十艘漂流海外，抵达澳洲达尔文港，后聚居于墨尔本，从事开矿和农牧业。新宁县的土客械斗中，不堪祸乱而逃往国外，以及交战双方将战俘转卖美洲和南洋各地者，共达10余万人。[14]

其三是广东、福建地区特有的人口外迁传统及远航条件。粤闽人民久有下南洋谋生之传统，即使在清朝的海禁时代也未曾断绝。1859年英国驻华公使有这样的观察：“广东省人丁稠密而贫困，居民又惯于出洋下海外出游食。”[15]这些地区的人民与外部世界接触较多，其行为方式显然不同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安土重迁之人。他们不惧海洋，敢于远渡，勇于面对未知的世界，出洋者在遥远异乡成功谋生，对于家乡的人们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这一点在因环太平洋淘金热而引发的移民潮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出洋的交通条件看，广州是闭关锁国时代的单口通商口岸，广州、厦门是五口通商后的重要开放口岸，再加上葡萄牙控制下的澳门以及英国控制下的香港，均为粤闽人民连绵不断的跨海远航提供了相对便捷的交通条件。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亦依据粤闽地区的民风民情，招引华工出洋，使此一规模空前的华工出洋潮沾染上血腥的色彩。

由于鸦片战争以后华工出洋大潮的形成以西方列强武力叩关为背景，清政府在此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华工开始成规模出国之时，《大清律例》的规定仍是“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监候）”，[16]与此一名存实亡的律令并行不悖者是大批华工已经在毫无中国官方监管的情况下出洋而去。在从华工输入国到粤闽乡间的人口掮客的华工出洋漫长链条中，牵涉其中的各方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往往以种种欺诈甚至暴力手段诱拐、贩卖人口。1859年4月英国驻广州领事在信中说：“现在在广州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离开自己家门之后不冒被拐的危险。甚至在大白天、通衢广众之间，也会有人被拐匪捏造诓言，或借端索债绑架而去，被拐的人就此成为拐匪中的俘虏，按每一个人头值多少钱卖给猪仔头或苦力贩子，运出外洋，从此踪迹杳然，永无下落。”[17]这种恐怖的情形导致粤闽人民群情激愤，清政府对此无法坐视不理，但也只能顺从列强方面的要求，以应允列强在华招工合法化来解决问题。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借机迫使广东地方当局许可外国招工合法化。当时英国人认为，“拐贩猪仔这种买卖，已经激起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强烈反感。中国人的愤激情绪现在虽然可以用英、法两国的强大占领兵力加以镇压，将来一旦联军撤走，中国人积下的怨仇难免爆发出来，而使某些外国人遭到毁灭”。[18]有关各国驻广州领事也认为，在英法驻防军撤走之后，侨居本口岸的外国人的一般商务和安全，将立即暴露在严重危险之下，因而主张建立一种自由移民出洋的制度。[19]

在英法占领军的震慑之下，广东地方首先实现了招工合法化。1859年4月9日，署理广东巡抚柏贵发布告示如下：“查广东省商民杂处，丁口稠密，其中容或有人迫于生计外出游食，或暂离乡井漂洋过海贸迁逐利，或受外洋之人雇用定期为之作工。此等之事设若实属情甘自愿，自可毋庸禁阻，令其任便与外人立约出洋。”[20]1860年2月4日，两广总督劳崇光亦发布告示：“凡有甘愿出洋作工之民人，得与设在广州之外国招工公所立约，准其任便出洋。本部堂又照会各国领事官，请其各自饬令本国侨民不得在黄埔等处安设浮屯，收买拐来之猪仔苦力，以杜拐骗之弊。”[21]1860年1月27日，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arry Parkes）向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F.W.A.Bruce）报告：从广州自由移民出洋问题现已解决。装运295名中国出洋劳工的英国船只“胡德”号（Red Riding Hood）于当天启航前往英属圭亚那。[22]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率军攻打广州的英军司令斯陶本斯（C.T.van Straubenzee）在其信中亦谈及“胡德”号的启航：“我确实认为，以如此宽厚条件和如此诚实公开的方式办理的一种移民出洋，不仅对于出洋的中国人有好处，而且最终会使招雇他们前往作工的英国殖民地获得巨大的收益。”[23]1860年10月24日和25日，清政府先后与英国、法国签订《北京条约》，允许英、法在华合法招工。中英《北京条约》第5款规定：“戊午年（1858）定约互换以后，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英钦差大臣查照各口地方情形，会定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24]1864年10月，清政府与西班牙签订《和好贸易条约》，允许西班牙商民在华招工。[25]从此以后，西方列强可以在中国自由招工，中国官方对此有形式上的监管，实则与华工出国潮相伴生的欺诈与暴力依然存在。

二 出国华工的劳工性质、主要流向及远洋航线

从19世纪中叶持续到20世纪初的华工出国潮中，华人移民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这些人中有极少数的自由移民，绝大多数为契约华工。契约华工依其去往地区的不同，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奴隶制的契约华工，以古巴、秘鲁等地为代表；二是债奴制的契约华工，以荷属东印度地区和俄国地区为代表；三是雇佣制的契约华工，以北美、大洋洲地区为代表。[26]

根据陈泽宪的估计，1801—1850年，出国华工总数为32万人，1851—1875年为128万人，1876—1900年为75万人。[27]19世纪中叶大规模移民潮兴起之时，出洋华工的主要流向如下：

第一，古巴和秘鲁。1847年，从厦门运出的第一批契约华工到达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古巴。1849年，西班牙开始从广东招募契约华工。谭乾初的《古巴杂记》载称，1847—1874年，去往古巴的华工共计143040人，除去船上死亡者外，实际抵达者126008人。[28]吴凤斌认为，经过校订某些数字及考虑华工奇高的死亡率，古巴华工总数近16万人。[29]契约华工大规模进入秘鲁，系在1849年该国议会通过《中国人法令》之后。根据瓦特·斯图凡特的估计，1849—1874年，到达秘鲁的华工在8万至10万人。[30]1874年亲赴秘鲁调查华工惨状的容闳认为：“自咸丰初年拐贩起，至今计存华工约十二万有奇。此二十年中受虐及病亡，难以数计。”[31]吴凤斌的估计是20多万人。[32]古巴、秘鲁华工的出洋过程以及到达后的处境，均最为惨烈。华工的招揽，或通过坑蒙拐骗，或通过强行掳掠，而入境后则沦为奴隶，在种植园做工，秘鲁尚有从事开挖鸟粪者。清政府于1874年和1877年分别与秘鲁和西班牙订立条约，解决两地的苦力贩卖问题。

第二，北美地区。华工系以参与淘金热为契机成规模地进入北美的。1848年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兴起，大批华工受到吸引而去，后因华工在美从事铁路建筑，引致华工入美络绎不绝。根据美国华侨人口统计，在美华侨数量1860年为34933人，1870年为63199人，1880年为105465人。1882年美国限制华工入境以后，在美华侨数量开始由稳定转为下降，1890年为107488人，1900年为89863人。[33]1858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34]出现淘金热，首批参与此地淘金热的华工来自美国旧金山，其后则有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华工直接前来，1879年该地华人数量为5700人。[35]

第三，澳洲和新西兰。澳洲最早的契约华工是1848年从厦门输送到悉尼的120名中国人，他们成为当地的牧羊工。1851年以后随着淘金热的出现，主要来自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华工数量快速增长，1861年澳洲华人数量为38258人，1871年为28351人，1881年为38533人。[36]新西兰南岛淘金热兴起于1861年，华工从1866年开始进入南岛各矿区，19世纪下半期新西兰华人数量的峰值为1881年的5004人。[37]

第四，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是中国东南沿海人民传统的出洋目的地，鸦片战争以后前往此一地区的中国移民中增添了大批契约华工。根据陈泽宪的估计，1801—1850年，前往东南亚地区的中国人有20万，所到之地包括英属的庇能、新加坡、马来半岛各土邦，暹罗，苏门答腊，爪哇，菲律宾。1851—1875年，去往马来半岛者为35万人，去往东印度群岛者为25万人。[38]

第五，其他地区。出洋人数较多的其他目的地有西印度地区、夏威夷群岛和巴拿马地区。1801—1850年，前往西印度地区者为15000人，具体地点包括英属特立尼达岛、牙买加岛、温德华群岛，法属马丁尼克岛、爪德罗普岛。1851—1875年为50000人，其中英属圭亚那为20000人。华工在西印度地区主要是在种植园劳作。1851—1875年，前往夏威夷群岛的华工为25000人。[39]根据夏威夷的华侨人口统计，1853年为364人，1884年为17937人，1900年为21746人。[40]1851—1875年，前往巴拿马地区的华工为25000人，主要在当地修筑铁路和开凿运河。[41]

鸦片战争以后，为了输运华工出洋，形成了以厦门、香港、澳门为主要出口港以达相应目的地的远洋航线，输运华工的船只来自英、法、美、西班牙、秘鲁等国的轮船公司，以英国船只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亦有中国帆船输运华工去往东南亚地区。主要出口港输出华工的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厦门和汕头。西方国家从中国沿海口岸直接掠贩中国苦力始于厦门。法国早有从英属海峡殖民地招用华工的习惯，为了获得更廉价的华工，法国于1845年、1846年从厦门装运契约华工前往其殖民地布尔邦岛（Boulbon），其后厦门华工输出连绵不绝。1853年3月，美国驻厦门领事报告称：最近三四年以来，从厦门出国的中国人向外移民甚为活跃，移民们被运往古巴、悉尼、（圭亚那的）德麦拉拉（Demerara）、（秘鲁的）卡亚俄（Callao）以及檀香山。[42]根据统计，1847年至1853年3月，厦门和南澳[43]共有40条船载运12081名华工出洋，其中前往古巴5205人，悉尼3685人，英属西印度1577人，秘鲁904人，加利福尼亚410人，檀香山300人。40条船中有31条自厦门出港，1852年以后有9条船自南澳出港，所载移民亦有部分来自广东省东北部。[44]1860年汕头开埠后成为华工出洋的又一重要口岸，自此出港的移民以去往东南亚地区为主。

第二，香港和广州。1850年代，香港成为华工出洋，尤其是前往北美、澳洲地区的重要出口港。根据香港总督包令的报告，1855年9月以前的11个月，共有13616人乘帆船从香港出国，具体流向是：澳洲10467人，加利福尼亚3042人，东南亚等地107人。与此同时，中国帆船载运华工前往印度支那、暹罗、海峡殖民地和荷属东印度各口岸，此部分移民并无报表统计。[45]1861—1872年，香港出洋中国人数量有连续的统计，总计有成年男性119846人，[46]其流向如下：（1）北美地区75119人，其中旧金山69009人，美国西北部地区3851人，新奥尔良408人，温哥华1851人；（2）澳洲和新西兰14019人，其中澳洲11324人，新西兰2695人；（3）东南亚地区20561人，目的地包括新加坡、曼谷、马尼拉、三宝垄、婆罗洲；（4）西印度地区5336人，目的地包括苏里南、德麦拉拉、西印度群岛、荷属圭亚那；（5）其他地区4811人，目的地包括孟买、南太平洋大溪地（Tahiti）、檀香山、秘鲁卡亚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前往北美、西印度和东南亚的华工中，尚有一定数量的成年女性，另有少量儿童。比如，与69009名赴旧金山的成年男性相对应的成年女性人数为3754人，而去往澳洲、新西兰的则为清一色的男性华工。[47]

第三，澳门。鸦片战争以前，澳门是中国人出洋的主要出发港，有据可考的首位新西兰华侨黄鹤廷（Appo Hocton）即从广东家乡到澳门，再从澳门远行。鸦片战争以后，澳门作为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中心，主要是将华工输往古巴和秘鲁。根据葡萄牙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1856—1873年，除1861年、1865—1867年以外的年份中，澳门出洋的契约华工总数为144052人，其中前往古巴者73611人，前往秘鲁者67094人。根据其他资料来源，1865年澳门出洋华工总数13784人，其中前往古巴者5267人，秘鲁8417人；1866年澳门出洋华工总数24343人，其中前往古巴者15767人，秘鲁7681人。[48]据此，在缺少1861年、1867年数据的情况下，澳门出洋华工总数已经达到182179人，其中去往古巴94645人，去往秘鲁83192人，两地合计177837人，占澳门出洋华工总数的97.6%。

三 环太平洋地区华工淘金热的兴起

1848—1866年，加利福尼亚、澳洲、英属哥伦比亚、新西兰先后发现黄金，形成连绵不断的环太平洋地区淘金热潮。在急速涌入上述各地区的淘金者洪流中，有一定数量的华工。参与淘金热的华工，主要来自广东珠三角地区，尤其是三邑和四邑。吸引最多淘金华工的地区是“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和“新金山”（澳洲）。

1848年开始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声势浩大。[49]1849年、1850年自陆路进入该境的移民为97000人，由海路从旧金山港进入者为127887人，1852年加州首次统计显示人口总数为264000人，其中尚有土著印第安人33000人。[50]可见绝大多数是被淘金热吸引而来的人。关于淘金热的消息如何传回广东，《美国华人》载：陈明是广东三邑地区的年轻商人，他于1847年到达旧金山并参与其后的淘金热，收获颇丰。陈明给同村的张云捎信，告知此事，张云即刻踏上了前往旧金山的旅程，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也就此传扬开来。[51]关于最早的华人参与淘金热，《美国华人大事记》中尚有如下记载：1848年某美国传教士自香港返回加利福尼亚，随行带回3名中国人，其中的两名男性华工去了矿区。[52]1852年8月英国驻广州领事埃尔姆斯利在给包令的信中描绘了广州附近地区华工奔赴加利福尼亚的浪潮，报告称：这些来自广州及附近地区的中国人，最终从黄埔、金星（门）、澳门和香港上船出洋。去往加利福尼亚的人数，1848年为10人，1849年为900人，1850年为3118人，1851年为3508人。[53]根据最为准确的香港港务处长的记录，1851年自香港前往旧金山的中国移民为7785人，而1852年1月1日至3月25日期间已有6343人。[54]

淘金潮在短时间内吸引了众多华工，一是由于先行者的成功示范效应，二是由于招工代理的诱导。1852年1月27日，美国驻广州领事伯驾（Peter Parker）在给国务卿的信中说：“那些在金山发了点财、回到中国的人所作的引人入胜的报告，似乎给了移民浪潮一个新的推动。”[55]1852年3月25日，美国驻香港副领事在其信中说：“我毫不怀疑今年出国的中国人数目一定很大，因为旧金山传来关于金矿获利的消息以及回国华人的报告都非常有利。”[56]1852年5月17日，香港总督包令向英国外交大臣报告说：“现在已经有少数几个中国人从加利福尼亚带着小小一份钱财回乡。他们的发财致富和他们所夸耀的‘金山’（加利福尼亚）方面的无限财富，差不多已使他们本乡的人们如痴如狂，人人想要出洋。”[57]1853年12月26日，驻香港的西印度招工专员怀特（J.T.White）在其报告中说：“自本月10日以来，约有800个中国人从加利福尼亚返国。据一个曾与300多中国人同船的客人告诉我说，这些中国人都随身带回相当数量的财物。他们当中有些人声称打算在与亲友团聚度过中国新年之后返回美国。有这许多人从美国挣钱回家自然会刺激大批中国人跟踪前往。而且从香港去加利福尼亚的海上交通现在已经非常便利而频繁。这一股移民必将发展成为规模相当大的人流。”[58]

由于对外输送华工利润颇丰，大量的招工代理人活跃其中。1876年，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的镂斐迪（Frederick F.Low）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调查中国人入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作证时说：“我曾经去过广东的一些地方。那是苦力出洋人数最多的地区。我在那里看见许多由此地的人们印刷分发的小册子，里面极力渲染宣扬在加利福尼亚淘金发财的美梦。从此地去中国招工的人把这类小册子向不识字的苦力分发，引诱他们出洋。”[59]另一位参与作证、曾在华经商多年的美国商人说，就我所知，我相信来到此地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经过别人的劝说和招引才来的。人们把来到加利福尼亚做工的好处，和有机会发财致富的美好前景向中国人宣扬炫耀，同时又把中国人留在国内所可能遭到的困苦，和来到加利福尼亚以后的发财希望做了鲜明的对比。[60]一则曾经在广州街头张贴散发的招工广告内容如下：“美国人都很富，他们希望并且欢迎中国人到那儿去。那里工资高，房子又宽敞。至于吃和穿，更是任你挑任你拣。你可以随时给亲友写信寄钱，我们保证信和钱都能安全邮到……现在那儿已经有许多中国人了，你不会感到陌生的，那里也有中国财神，还有招工局代办处，别害怕，你会走运的。请到香港来，或者到广州挂有‘招工局’招牌的地方来，我们会告诉你怎么办手续。美国的钱多得很，随你花。想办理工资或劳动担保的人可来本招工局申请，我们负责担保。”[61]美国方面的资料显示，加利福尼亚的华人数量变动如下：1849年54人，1850年底4000人，1851年底25000人。1852年以后到达旧金山的华人数量有连续的完整统计，1852年为20026人；1853年为4270人，1853年的下降应该是受到澳洲淘金热兴起以及加州对外国矿工开征特别税的影响；1854年又激增至16084人。其后，随着加州淘金热出现退潮趋势，中国人入境规模转趋下降。从1855—1867年中国人到达旧金山港的统计看，一般为每年数千人，其中最高年份为1861年的8430人，最低为1866年的2242人。[62]

1850年代以后，华工赴澳洲淘金热渐起。澳洲淘金热的出现与加利福尼亚颇有连带关系。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参与者中有数千名澳洲殖民地的居民，其中来自新南威尔士的哈格雷夫斯（E.H. Hargraves）在加利福尼亚耗费近两年时间，无功而返。1851年他回到澳洲勘探黄金并取得重大发现，由此开启了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淘金热。[63]澳洲淘金潮的消息很快传到广东。《四邑淘金工在澳洲》一书认为，消息的最初传递应归功于刘易斯·阿莫（Louis Ah Mouy），此人是居住于墨尔本的中国移民，并在维多利亚最初的淘金热中发了大财，他写信将此消息告知自己在广东的兄弟，嘱其马上出洋。[64]1853年12月10日，西印度招工专员怀特在其报告中说：“最近已有几个前几年从中国出洋去到澳大利亚的人，带着黄金回来，料想这股出洋移民不久也会像去加利福尼亚的移民一样发展起来。”[65]1854年4月，港督包令注意到：“最近一向，从中国自动出洋的人数大见增加。一般趋势是苦力们大批涌向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66]1854年5月香港《中国邮报》（China Mail）报道称：自本年1月以来，已经动身去往加利福尼亚的人估计至少有5500人，过去3个月内动身去往墨尔本的人也在2000人以上，可见澳洲对于中国人有多么大的吸引力。[67]1850年代中期，澳洲吸引淘金华工的风头盖过加州。从香港出洋的华工此前以往澳洲者为最多，能够查阅到的1855年、1857年、1858年的数字均是如此。[68]1860年代以后形势则再度转变，去往美国的华工远远超过去往澳洲者。

根据历史学家萨瑟兰（A.Sutherland）的记载，1852年以后的5年间，到达维多利亚金矿区的淘金者主要构成如下：来自英格兰100000人，爱尔兰60000人，苏格兰50000人，中国25000人，德国8000人，威尔士4000人，其他欧洲国家5000人，美国3000人，法国1500人。[69]维多利亚金矿区人口的峰值出现在1861年，为228000人。[70]根据官方统计，1854年维多利亚金矿区有华工2341人，1857年维多利亚金矿区华工超过25000人，1859年底估计此一数字至少达到42000人。[71]由此可见，华工是最早到达维多利亚金矿区的淘金群体之一，且颇具规模。淘金华工的另一个目的地是新南威尔士，1856年华工数量为1806人，1861年达到12988人，1871年为7220人。[72]1860—1870年代，华工参与了昆士兰的淘金热。1862—1866年，昆士兰发现了几处小金矿，1868—1873年帕尔默河（Palmer River）等多地开辟了金矿，华工受到这些新近开发的冲积金矿的吸引而来。帕尔默金矿开发的最初几年，大量直接来自中国的华工入境导致华工数量增长迅速。[73]根据官方统计，1861年昆士兰华工为538人，1868年为2629人，1881年达到11229人。[74]从香港华工出洋人数统计看，1871年赴澳洲华工首次出现以昆士兰为目的地者，该年的成年男性乘客为615人。[75]根据曾亲赴昆士兰库克镇（Cooktown）淘金的华工回忆，当时因水灾“家计益困”，“世传谷党埠（即库克镇——引者注）土产黄金，地不爱宝，采之无禁，掘之无竭。习闻不察，父子兄弟同心向往”。他们于1877年初自香港乘船南下，到达后“顿失所望，始悉传闻失实，误听伪言，金既难求，且也水土不合”。[76]

从淘金华工的成行方式看，在19世纪中叶的淘金华工出国潮中，真正的自由移民的比例应该是最高的。由于受到“金色前景”的吸引，许多人自备川资越洋而去。1852年7月16日，香港总督包令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文件中说：“我听说已经有不少体面的中国人自己付出盘费动身去澳大利亚了。”[77]1852年9月1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在给包令的信中说：“最近又有几个人自买船票去加利福尼亚。我相信这几个人是被那里的淘金热潮吸引去的。这些人多数是受外国人雇用的仆役。这是仅有的一次严格属于自愿性质的移民出洋。”[78]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自由移民毕竟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借助赊单制成行。所谓赊单，即“赊欠船票”之意。其运作方式是，出洋华工向招工代理人赊取船票，到达目的地后以工资偿还债务，此一债务由船票、利息及中间人的利润所构成。债务存续期间，华工受制于为其债主工作一定时间以清偿债务的有形或无形契约。由于存在因赊借旅费形成的债务与劳动偿债的契约关系，赊单华工亦归入契约劳工（contract labour）的范畴。1876年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调查中国人入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作证的太平洋邮船公司的代表说：我认为来美国的“中国佬”中，最多只有百分之三四的人是自己出钱买票的，大部分中国乘客的船票是由别人——商人们代付的。[79]有关澳洲、新西兰华工出洋过程中赊单制运作的具体情况，将在后文详述。

从以上对19世纪中叶华工出国大潮的全景描述中，可以对新西兰中国移民定位如下：中国人去往新西兰是环太平洋淘金热的一个组成部分，新西兰华工与澳洲华工属于同一地域，澳洲成为他们前往新西兰的最初跳板。他们从香港启航南下，得以成行的主要方式是赊单制。华工在这些地区的境遇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在日后的海外排华浪潮中，新西兰与美国、加拿大尤其是澳洲形成联动，各地中国移民受到类似的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