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城乡社会学的“点线面体”

沿着费孝通开创的城乡社会学这一重要传统，扎根中国城市化的鲜活实践，可以尝试提出一个城乡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正在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化，在这个进程中城乡关系依然是复杂的，中国的城是在乡里面，中国的乡是在城里面。几亿人在城乡之间流动，这是城市关系的现实表现，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是明确的发展方向。相反，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城乡关系已不再构成社会学研究议程的一部分，但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却面临城乡关系的动态调整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挑战。现有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很难充分解释这样的城乡关系转型，而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这超出了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视野。这里的城乡社会学不是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的简单相加，而是立足中国城市化和社会转型的伟大实践的理论抽象。

潘光旦先生曾有一篇旧文——《社会学者的点线面体》，这篇文章虽是杂论，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城乡社会学的概念框架。

在潘光旦看来，“人”是其人文思想的中心，“点指的是每一个人。社会生活从每一个人出发，也以每一个人作归宿。无论唯社会论一派，或唯文化论一派，把社会与文化浸润的力量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无孔不入，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人的社会与文化，也不能理解，我们把每一个人搁在一边之后，社会与文化还有什么意义，什么存在的理由”，“在每一个人的所以为点没有充分弄清楚以前，我们谈社会的点、线、面、体，总若有好几分不着边际，不得要领。换言之，社会学者不得不注意到人性的问题，一般的人性与个别的人性”。[5]也就是说，城乡社会首先要考察人，这是基本的出发点，因此人在城乡关系变动之中的体验与感受是城乡社会学的聚焦。

不过，仅仅谈“点”是不够的，“点”与“点”之间联结就是“线”，线就是关系，是“点与点之间的刺激与反应”。中国人传统上讲伦常，实际上重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城乡社会学强调“线”，因为人在城乡发展过程之中要面对人际关系的变动，这样的变动具有明确的时空压缩或“脱域化”特征。进一步而言，人在城乡关系之中的变动需要放在关系脉络之中进行理解。如此，社会结构与个人体验之间的关联就是经由关系而确立和界定的。

“点和线的总和即为面”，面实际上就是更大的社会环境。城乡社会学的确不能仅仅关注“点”或“线”的面向，同时还要看到宏观的社会结构，特别是要关注城乡连续体之中的不同形态，诸如村改居、县改市、开发区、城中村、城乡接合部、大型居住区等，它们呈现为城市化的不同“社会生态”样貌，这样的形态实际上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城市化的演进过程。城与乡的互动体现在人口、土地、资本、产品、文化、技术、信息、话语等方面，城乡之间不停地进行交换与沟通，这是“面”的基本形态。因此，无论是解决城市问题，还是解决农村问题，都应该回到城乡关系的脉络之中。正如Portes所指出的，城乡之间的移民围绕的是信息、资源、收入的交换，实际上改变了迁出地与迁入地的社会结构，形成了两地新的规则与文化，这迫使两地社会都出现变迁，而很多的变迁是未曾预期的[6]。要而言之，城乡之间的迁移已经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态。

“面的累积就是体”，这就是要引入历史概念。中国城乡发展过程之中面临的社会问题或个人面对的困境很可能需要放到时间的框架或历史的维度里进行解释，因为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之中。不了解社会转型的历史脉络，很可能就无法完全理解我们面临的挑战。城乡社会学关注城乡关系的动态变化，也就是变的一面，不过也需要看到中国社会不变的一面。总之，将历史的维度引入城乡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是必要的，这一维度丰富了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

“点、线、面、体”四个字实际上正好揭示了城乡社会学的不同维度：个体的、人际的、社会的与历史的。有了这四个维度，就形成了构建城乡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线索。而勾连这四个维度的，是不同于个体主义的关系主义理论取向。

边燕杰指出，关系主义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论逻辑，关系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伦理本位、关系导向，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权、责、利相对应的关系主义文化中的行为规则是熟、亲、信，从研究中国社会的角度来看，关系社会学是一套以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熟亲信为特征的关系主义现象的理论知识[7]。这一理论视角为城乡社会学的城乡关系聚焦提供了理论依据，城乡关系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之上，中国城乡之间的融合亦立足于城乡不同人群之间建立的社会网络，即由“线”至“面”。

关系主义推崇不同于工具理性的中庸理性。从工具理性出发，行动者总是把手段安排到最有效的情况中去完成目标，是一个无限形态。中庸理性则以节制取代效率，兼顾自己与整体的利益，是迥然不同的协调方式，属“节制模态”（tempered mode），不只想到自己，还要顾及他人，重视均衡与平衡[8]。张德胜等认为，中庸理性正好在工具理性和沟通理性之间筑起一道桥梁，将价值冲突带到理性的沟通渠道中去解决，因为它从整全的视野出发，讲求自我节制，蕴含了理性沟通的准备和意愿[9]。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城乡关系的调整就是以中庸的方式回应潘光旦所言的“位育”。“位育”一词源出《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的注解曰：“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位育”即“安遂所生”，也就是动态平衡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

综上所述，城乡社会学的理论目标就是立足关系主义思维，从点、线、面、体四个层面理解中国城市化与社会转型的进程，解读中国社会千年一遇之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