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经济民族学是一门立足民族学视角，聚焦世界各民族主体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全经济领域的过程，通过经济现象的文化解释和文化事项的经济分析，来揭示各民族经济生活、经济制度及其演变规律的新学科。

当然，经济民族学与经济人类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之间显然存在不可割舍的密切关联。但经济民族学学科的提出，绝非简单的表达形式的置换，或者为迎合当前某些畸形学术时尚的、所谓的概念创新，遑论谋取某种学术话语权；而是提请我们要清晰看到，无论是源自西方20世纪60年代兴起并于80年代中后期系统传入中国的经济人类学，还是我国于80年代在本土诞生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都在我国近年来的发展过程中面临不同程度的、来自他者甚至自我的质疑，并遭遇了一系列明显障碍。

让人诧异的是，在经过30多年的发展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至今仍在相当程度上挣扎于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和范围界定、基本理论方法运用等当属学科初创阶段的泥潭。大部分人应该都会认同，这一系列难题的产生直接源于对该学科归属的争议。即这一理所当然应该从属于民族学的学科，却因为历史渊源、理论脉络、研究机构与成员构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在经济学与民族学两大学科之间摇摆不定。结果自然便是，作为交叉学科的应有优势不仅没有能够充分展现，反而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民族学，似乎都难以接纳它作为自己的有机构成部分。然而，难题的实质其实并不在于所谓的学科定位或归属问题，因为那不过只是个结果表象而已。

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有价值的探索之外，从当前规模不容小觑的成果总体来看，它们中的大部分虽然具有一定的数据整理、政策效果评估、区域发展建议等实践意义，但对于学科建设而言，大量的应景之作所呈现的问题非常明显：在民族学领域，由于大部分研究并没有开展民族学人类学视为立身之本的参与式田野调查，因此与民族学人类学各分支学科之间出现了几乎难以对话的尴尬。即便在经济学领域，由于缺乏对少数民族经济长期的深度体验、感知和把握，甚至完全没有民族志田野调查资料的支撑，既有研究大多只能囿于区域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有限范围和方法展开讨论，从而极大解构了创建富有创新性的理论或分析模型，进而开辟一块分支学科独有领地的可能性。循此路径继续前行，曾经理想的经济学与民族学的联姻几乎注定会遭遇失败的结局。

可资借鉴的是，西方经济人类学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历过与之类似的、长达十余年的学科性质与研究方法的争论，并已在相当程度上回答了经济学与人类学如何结合的问题。作为与实体论派相对立的、力主釆用主流经济学方法的形式论派，虽然与前者之间存在直接的理论预设、分析视角、核心观点等诸多尖锐对立，但它们却具备基本无可争议的一致前提立场，即将研究建立在坚实的民族志资料基础之上，即便资料可能是二手的甚至是三手的。于是，形式论派构建了渔猎采集生计运作模型、家庭劳动力配置分析模型、农村市场地理结构模型、迁徙部落流动工资测算及商业企业决策模型，以及生态资源、牲畜存量与文化变迁关系模型，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基于边际效益递减的农业“过密化”学说，等等。它们不仅推动了人类学的显著发展，同时也在修正、补充、挑战主流经济学的过程中，构成主流经济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场争论向我们明示了，无论是采用民族学人类学擅长的整体性视角的文化阐释，还是采用经济学建构模型的形式分析，甚至更多不同学科背景对同一研究对象的切入，都能够殊途同归地直击民族经济问题的实质。但必要的共识起点在于，在扎实、深切把握民族经济生活真实状况的基础上，聚焦、追问具有学术深度和理论创新的真正问题。

当然，西方经济人类学中也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演化出经济民族学这一学科。从发展历程来看，虽然人类学传统上注重对边缘群体的调查研究，但其中的少数民族从来都只是边缘群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类别而已。尤其发展到当代，在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精神分析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的共同滋养中，该学科已经扩展到全球化背景下的，囊括世界经济权力结构、国家交换体系，以及包括西方社会在内的经济制度演化、生态保护与消费文化批判、贫困与发展、社会性别、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以及旅游、食品与文化产业等众多领域。虽然仍在一定程度上坚守着对于边缘族群的重视，但学科显著泛化的结果，是日渐远离了对民族这一实体的聚焦和关注，从而导致了民族经济与族群经济研究成果的日益匮乏。

更值得重视的是，西方经济人类学中一些关键理论预设是需要审慎反思的。例如，该学科传统上对互惠交换高度重视并由此形成深远的影响，其间却隐藏着如下理论预设，即前现代社会各族群经济环境具有极高程度的封闭性，即便是像“库拉”“波特拉赤”那样的跨区域大型交换现象亦是如此。而其目的，是揭示异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另一种”交换体系的存在。然而，这一普遍预设却与中国民族经济的状况有所不同。因为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中国各民族经济除了存在内部互惠交换体系之外，同时还以正统制度中的国家与市场的“二重性”深度互嵌运作，早已将绝大部分少数民族裹挟其中，并由此形成了经济层面的“多元一体”事实。可见，成长于乡村、市场与国家三重维度交织之中的、具备多层面立体结构的民族经济，离开任何一方都难以有效阐释中国民族经济问题的实质。类似的建立在历史事实与坚实调查基础之上的理论批判，正是构筑经济民族学学科理论核心的重要基石。

经济民族学因此是在既有学科多重困境的语境中，尤其是在民族经济依然影响、制约乃至决定着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这一基本背景下应时而生的。必须强调的是，在民族这一庞大概念之下，具体承载的实体和实施单位是族群、支系、村寨、家族，乃至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家庭；在各民族经济生活的内部，除了在市场中流通的商品、庞大的产业结构等之外，还有深度嵌入他们社会生活的传统生计方式、礼物与劳动力的交换、社区再分配机制、仪式与习俗消费以及民族价值观等的长期存在。正是在此意义上，各民族的经济研究绝不可能简单等同于区域研究，也绝非单纯的量化统计所能胜任。

经济民族学的学科构建，因此是学科性质与架构的根本转变，是从研究对象到基本理念，从调查分析方法到逻辑体系的深刻变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经济人类学、少数民族经济等学科的简单摒弃，而是在它们的基础之上的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因此，它既具有学科历史积累的坚实基础，同时又旨在通过相关学科的有机整合实现质的超越。

这一学科呼吁研究的主体回归民族主体，聚焦的核心回归民族经济问题的本真场域，学科的属性回归民族学本体。从民族主体出发，从多学科交织的视角切入，将经济活动视为一个子系统并关联于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一方面从不同的经济事项中挖掘其深层的文化动因，另一方面力图从不同的社会行为或事项中揭示其经济因素的制约与互动机制。由此，去深入理解处于同一时空中的不同民族经济发展类型，处于同一经济过程中的不同民族的经济体系，以及不同民族经济体的不同经济行为和不同的价值追求。

在这种学科旨趣的指引下，经济民族学秉持民族学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法，并积极采纳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富有成效的理论方法，在对各民族经济生活的“深描”中书写民族志作品，它们将涉及民族传统生计的现代转型、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当代演化、发展背景下的国家扶贫战略与发展实践反思、族际流通与民族关系、跨国经济流动与海外经济民族志、“非遗”与民族文化产业、全球化时代的民族经济协作、民族消费与物的民族志、民族经济行为及家庭经济等方面，从而最终构建一门具有整体性、透视性与反思性的经济民族学学科理论体系。

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