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论

一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史学思想的形成背景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她不仅是16世纪法国史和早期近代社会文化史方面的知名历史学家，而且在妇女史领域、影视史学领域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更是新文化史学的积极倡导者和先行者。她的史学思想与新史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要更好的理解戴维斯史学思想的形成，有必要对新史学的发展作一论述。20世纪，西方历史学总体上发生一次巨大变化，19世纪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在20世纪以后被所谓的新史学所代替，这次转折在20世纪60年代基本完成。19世纪的史学总体来说是以兰克（L.Ranke，1795-1886）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的史学，它统治西方史坛近一个世纪，其影响可谓根深蒂固。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已经逐步兴起，所以这一时期也是新旧史学斗争、抗衡、交替的时期。二战以后，新史学的地位才开始确立，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G.Barraclough，1908-1984）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提出：“1955年”为新史学正式确立的年代。[1]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在以下几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传统史学反对在历史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历史学家）的介入，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公正性，而新史学突出了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反对将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割裂开来；从史学观念看，传统史学强调自身的自主性，忽视与其他学科的结合，而新史学主张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提倡跨学科研究；从研究对象和范围看，传统史学注重“自上而下看历史”，即只关注“精英人物”与政治史，而新史学强调要把历史研究扩大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过程，扩大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研究方法看，传统史学运用归纳、分析、比较等实证主义方法，而新史学借鉴并吸收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技术、新方法，如计量法、电子计算机的运用、心理分析、口述法等；从写作技巧看，传统史学主要是叙述，而新史学更注重分析、解释。正是基于以上不同，新史学范型被称作“哥白尼式的革命”。新史学发展的阵地主要是在西欧和后来的美国。新史学最为主要和突出的代表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新史学当中的许多理论和概念就是由年鉴学派提出的。

年鉴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2]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3]。他们在1929年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杂志，提倡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由此得到了“年鉴学派”这个称呼。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其影响主要在二战以后。学术界公认布罗代尔时期是年鉴派的顶峰时期。他的理论中最重要的是以“长时段”为核心的三种历史时间概念。“长时段”概念主要是指研究一百年、几百年的问题，研究对象是很少变化的地理与自然环境；“中时段”研究大约几十年间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化，可以说是研究“局势”；而“短时段”就相当于一般历史研究的时间概念，几年、十几年，主要研究事件和人物。他所提出的这种研究模式与传统史学的研究模式很不相同。

另外，布罗代尔还推行由年鉴学派第一代史家提出的“总体史”观，即不能单纯从一个角度看社会历史，而是要把历史当成一个整体，对经济、文化、政治、思想和社会各个方面进行考察。布罗代尔不仅继承了“总体史”的概念，而且通过自己的著作将“总体史”具体体现出来，如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4]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并没有具体着眼于西班牙王国，而是以“地中海”本身为主题，考察了地中海的气候、人口、城市和各种历史变化，从整体上反映了菲利普二世时期地中海的历史。他的另一部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15th-18th Century）[5]讲到了经济生产、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等总体性的历史问题。“总体史”的观念通过他的作品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布罗代尔的影响之大，可谓开创一代风气。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专门成立了“布罗代尔中心”，其影响可见一斑。

研究中时段和长时段的历史也就成为一种潮流，许多学者也开始研究历史的结构和规律。自1968年布罗代尔退出《年鉴》杂志主编职务以后，年鉴学派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布罗代尔的著作基本上是结构主义的，他过分重视长时段，这样就导致了他的著作中没有历史人物，因为他认为人物只是短时段的产物。同时，他的书中也没有历史事件，大都是有关历史的数字、图表，导致他的著作比较枯燥。同时他也忽视了历史学本身长久以来的特性，比如历史学与文学曾经有过很相似的特点，等等。这就引起有关历史学特性是什么以及如何体现它的问题，由此在新史学内部引发了一场关于方法论的大讨论。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就是这种新尝试中比较成功的两种。

20世纪70年代以来，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学家注重心态史研究，体现了与前两代不同的研究取向。在布罗代尔称心态史为“长时段的囚牢”的基础上，拉布鲁斯（Labrousse）称之为史学的“第三层次”，后者于1965年召开的社会史讨论会上，要求史学家大力开发史学的第三层次。自此，年鉴学派的历史研究出现了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所谓的“从地窖到顶楼”的变化，即从经济史和社会史转向心态史。[6]伏维尔认为，心态史可以看作对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深化，“作为一个心态史学家，我同其他一些同行一样认为，心态史远不是社会史的对立面，而最多只是研究社会史的终结和归宿：在这一层次上，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最后都表现为人们的态度和群体的表象”[7]。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也认为，心态史“吸引人的主要之点是为那些过分局限于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打开了新的局面”[8]。以《蒙塔尤》闻名于世的法国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Ladurie），由于受到了文化人类学将人类社会文化视作一种象征体系之观念的影响，在《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Montaillou：Village Occitan de 1294-1324，1975年）一书中运用了象征主义方法解读法国中世纪农民的文化、宗教观念与行为，注重人的心态活动和感情，代表了年鉴心态史中采取的人类学取向。[9]

在年鉴学派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顶峰之后，便开始受到来自新史学内外的批评与质疑，单纯强调计量方法和社会史研究、片面夸大“长时段”结构及热衷于所谓“静止的历史”的倾向受到严峻的挑战，甚至出现了“史学危机”之说。同时，新史学的线性历史观的一些内容与历史发展观相混合，如认为历史由低向高一线发展或按照一定规律发展，后来便受到了批评。此外，新史学过于注重物质、环境、长时段而忽略了历史学的一些基本特点，如历史的叙事性等，也常为人们所诟病。在这一方面，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1979年发表《叙事史的复兴》一文对新史学提出批评，比较具有代表性。劳伦斯·斯通教授是英国著名史学杂志《过去与现在》的编委之一，同时长期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在斯通看来，按照布罗代尔研究历史的方法，历史中不需要人物和故事，因而也不需要叙述和描写。而从希罗多德开始，历史是讲究叙述的，但在新史学这里，历史主要在于分析结构。新史学认为，叙述史虽然很生动，但却居于表面，不能接触实质。仿佛流淌的河水，叙述的事情就是河面的波浪，然而决定河水的却是下面的河床，历史学家应该挖掘深层的东西，去考察历史怎么发展，而不应该看重表面。不过，新史学的这种强调一旦过度，就会导致完全忽视和否定表面，立时就会变得干巴枯燥，变成没有人物的历史。所以，劳伦斯·斯通认为叙事史要复兴，断言新的“叙事史”将会诞生来代替年鉴派的史学[10]。总而言之，90年代以前年鉴学派达到顶峰时，已经有不同意见产生出来，与之进行辩论。

继年鉴学派之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史学又发生了一次明显的转变。这次转变并不是历史学领域中的一个孤立现象，而是70年代以后，西方思潮在各个领域（如哲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领域）都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反映。这次转变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科技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社会形态的巨变，工业社会逐渐进入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这种社会性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思想领域内新思潮的出现。后现代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后现代”这一术语在19世纪时就已经出现，20世纪四五十年代，历史学家汤因比也用过这个词[11]。而我们现在意义上所理解的后现代主义的含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才开始出现。作为一种思潮，后现代主义显得过于庞杂，其内部也存在很多矛盾而难以统一起来，但其发展趋向却很清楚。具体到对历史学的批判上，后现代主义否定的过多，激起的反应也不一。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后现代的冲击所导致的争议已然盘旋在历史学家的脑海中，这种影响且已体现在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和实践中。最明显的就是史家对精英史学、宏大叙述的抵制，以及对线性进化论史学的摒弃，不再把追求过去历史之真相作为终极诉求，而是寻求对历史做出多样性的解释；更具有建设性的，也是后现代主义在历史学上留下的最成功烙印，则是历史学家愈来愈关注书写历史中的小人物及历史上的“他者”。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历史研究的重点从宏观领域转移到微观领域，从强调规律转为强调例外，不再强调一致性而是强调多样性，不再强调确定性而是强调不确定性，不仅强调自我还强调他者，强调细节、断裂、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20世纪70年代微观史学的兴起，微观史学通过研究很小的题目来尽量反映出大的问题。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最为著名，影响最大。意大利金斯伯格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1992以下简称《奶酪与蛆虫》）。这部书十分生动，通过此书可以了解到16世纪意大利南部老百姓的世界观。同一时期，在意大利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类似的微观史学研究也先后问世，如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被看作是微观史学先驱之一的乔治·杜比（George Duby）的《布汶的星期天：1214年7月27日》［La Dimanche de Bouvines（27 juillet 1214），1973年］；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微观史学经典《蒙塔尤》；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讨论中国史的著作《妇人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1978年），等等。可以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微观史学在整个西方史学界形成一种独特的史学趋势，尽管在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并不一致，甚至存在种种争论，但仍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一般说来，微观史学是指这样一种历史研究，从事这种研究的史学家，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涵盖辽阔地域、长时段和大量民众的宏观过程，而是注意个别的、具体的事实，一个或几个事实，或地方性事件。这种研究取得的结果往往是局部的，不可能推广到围绕某个被研究的事实的各种历史现象的所有层面。但它却有可能对整个背景提供某种补充的说明。也就是说，微观史学家的结论记录的或确定的虽只是一个局部现象，但这个看似孤立的现象却可以为深入研究整体结构提供帮助。总之，微观史学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的微小和分析规模的狭窄或带有地方性。90年代以后微观史的研究更加得到学者的关注。另外一个转变是注重个人、个人的情感世界和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过去长时段的研究注重体系和规律，对人的注意较少，因而更不可能关注人的生活甚至情感。现在则转变为关注个人和个人的情感世界。此时，在“心智史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新心智史学”，其重点就是研究人的心智活动，包括人的情感。还有对“记忆”的研究，包括历史记忆和人的记忆。法国年鉴学派著名历史学家诺拉编了一套7卷本的《记忆的地点》，前面几卷就讲历史上对咖啡馆的记忆，比如：历史上如何记忆咖啡馆，后来的人又是怎样记忆，等等。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在鼎盛时期的观点的反思和批判，是90年代以后西方历史学发展的明显转折，研究方向重点关注于细微的、断裂的、变化的内容，这些都是同以往史学研究所不同的特点。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到西方学术界“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影响，历史学家日益认识到语言的模糊性与文本的不确定性，越来越注意个人的主体性因素。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他们至少在日常生活和长时段里影响历史的发展。1973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成为最典型的代表。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一书中分析了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奇四位历史学家的文本和话语结构，得出结论，认为所有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等都离不开想象，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本质上与文学创作没有区别。历史学家不可能完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历史研究必然经过历史学家自身的加工和组织，因此历史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阐释，撰述历史时离不开想象，这样历史叙述和历史文本都带有虚构成分。因此，历史学的本质是与文学一样的，因为它们的话语形式以及构成话语的技巧和手段大致一样。这种观点事实上也就否定了历史学的科学性，或者说那只是个次要的东西。在《元史学》中，怀特阐释了其“历史若文学”的思想，他“将历史作品视为叙事性散文话语形式中的一种言辞结构”，“史学家表现出一种本质上是诗性的行为”。海登·怀特进一步指出，历史书写中包含了一种不可回避的诗学——修辞学的成分，历史著作在叙述的形式上，与文学叙述是没有什么实质区别的，只不过“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差别在于：史学家“发现”故事，而小说家“创造”故事[12]。《元史学》中表达的思想后来被认为是历史学“叙述转向”（narrative turn）的标记，也被认为是后现代史学的奠基之作。

对叙述的重提，主要是想说明叙述是传达历史学家睿智和见识的手段，也是向读者表明史家工作之意义与价值的途径，它可以展现以抽象之形式所不能言传的意涵。伴随着对历史叙述的研究以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重视历史所具有的修辞的或文学性质的叙述史学开始勃兴。正如劳伦斯·斯通在《叙事史的复兴》一文中指出的：“目前我却察觉出有一股暗潮，正将许多‘新史家’拉回历史叙述的形式”[13]。尽管斯通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如罗兰·巴特、海登·怀特所强调的“叙述”存在着差别[14]，但双方共同的合力还是促成了“叙述史学”（narrative history）的复兴，历史学家“已经改变了要献身严谨的研究来如实地重建历史的过去”的这种兰克式的态度和做法[15]，越来越注意到历史材料的“文本”性质及历史书写的文学性质，越来越注意借鉴和吸收来自文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和叙述历史。这其中特别以文化人类学对历史的叙述和文本的分析影响最大。克利福德·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16]、《文化的解释》[17]强调深描，把文本之后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挖掘出来。戴维斯就是这个新史学潮流的“导夫先路者”与身体力行者。

作为新文化史学代表人物的戴维斯，其史学思想受新史学思想的影响很大，她所惯用的许多研究方法承继于新史学的传统。新史学派批评传统史学是一种精英史学，忽视了创造历史的广大普通人民。新史学著作中出现的“人”往往是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戴维斯继承了这一史学研究的视角，她的著作中都是处于这个社会中的没有什么身份地位的普通人。对于新史学派跨学科研究的倡导，戴维斯更是始终奉为圭臬，在她的全部著作中都使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手法，只是不同阶段的著作中所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有所不同罢了。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年出生于美国底特律一个犹太家庭，在学期间学业优异，性格活跃反叛，政治态度“左倾”激进，50年代曾与丈夫同受麦卡锡主义[18]恐怖之害，多年辗转，于70年代后期在学界崛起，并曾于1987年荣获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学术桂冠。作为犹太女性被主流社会视为“局外人”的感受，后来在她的研究与写作中被转化为一种极具创造性的经验。戴维斯曾任教于多伦多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现于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从事研究。娜塔莉·戴维斯是16世纪法国史方面无可争议的权威，也是当今不仅在现代早期的社会文化史的领域，而且在妇女史领域最负盛名、也最受敬重的历史学家。加之戴维斯注意把人类学、文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运用于历史研究中，认真对待“文化转向”对历史学的冲击，戴维斯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极一时的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简称NCH）学派的开山[19]。新文化史学派旗手林·亨特（Lynn Hunt）在其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里，特意在扉页的献词里声明：献给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我们所有人的灵感源泉[20]。连同为新文化史研究巨匠的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也亲自撰文为之揄扬：“在《档案中的虚构》里，戴维斯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壁垒，而且提出了对叙述的‘文学家’读法和对文学杰作之‘历史学家’的理解法，她迫使我们做出如福柯所说的去‘解除学科藩篱’的努力。”[21]戴维斯不仅在妇女史、新文化史方面有很重要的影响，在影视史学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当前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中，戴维斯的思想对英语国家和整个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可见，对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史学思想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史学思想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

国外学者对戴维斯的研究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戴维斯具体作品的研究及评价，另一方面是从宏观上对戴维斯在西方史学史上地位的评价。

对戴维斯具体作品的研究及评价：丹尼尔·斯诺曼（Daniel Snowman）就是以戴维斯的主要著作为基础，以“历史是什么？历史是关于什么的？历史应该如何被描述？”等问题为评价出发点，精辟地分析了戴维斯是如何在其著作中诠释上述问题的，在斯诺曼看来，很少有历史学家能够像戴维斯那样更为连贯性地和想象性地思考这些问题。同时，作者也在文中推崇戴维斯对于早期近代法国史、社会史、文化史、妇女史和影视史所做出的突出贡献[22]。通过搜索JSTOR西文过刊全文数据库得到对戴维斯七部著作的61篇书评。这些书评大多出自英美史学领域的专家，对戴维斯著述的结构、观点、风格等方面进行了评论，有助于本研究从侧面了解相关著述的学术水平和研究特色。还有的来自Periodical Archive Online和Proquest数据库，两者共有41篇相关书评。其中对于《马丁·盖尔归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23]这本书的评论最多。总之，她的每一部新书的问世都会为她带来赞美或批评的声音。由于书评、文章数量众多，本课题将着重讨论那些影响力较大的研究者的评论。从国外学界对戴维斯的评价和介绍来看，目前还没有从整体上讨论戴维斯新文化史学思想，都只是在文中或多或少的提及或评价。

从宏观上对戴维斯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的评价。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自然是美国学界起步较早。早在1983年，美国“激进历史学家组织”（The Radical Historians Organization）就出过一本访谈录，该书集结了历年刊登在其刊物《激进历史评论》（Radical History Review）上的几位著名历史学家的访谈，其中就有对戴维斯的专访[24]。还有一篇对戴维斯最近一个阶段的专访[25]。不过，国外对戴维斯的集中研究真正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收录了苏珊·德山的《E.P.汤普森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著作中的群众、社群与仪式》一文，在文中，德山主要探讨了戴维斯如何详细地考察作为无语和无权群体的社会大众，以其固有的文化资源和仪式行为来凸显他们在社群中的积极作用。作者盛赞戴维斯对于历史上弱势群体的积极关注。在这篇文章中，苏珊·德山将戴维斯和汤普森一起看作是20世纪70年代率先突破社会史局限、探索新文化史的先驱。她认为，戴维斯和汤普森“对于大众行为及态度的文化分析所提供的方向、有效性以及方法，有极大的影响力。尤其，他们讨论群众暴力的作品，对于社会史的新文化研究取向之定义与形构，是不可或缺的”[26]。

1993年她的学生共同撰文纪念戴维斯对于早期近代法国文化和认同（culture and identity）这一研究课题的贡献，对其评价道：“非但没有把文化的经验看作是存在于首先是经济的、再是社会的现实之上的某种东西，甚至最终还从属于它们，戴维斯坚持认为文化的实践和过程不仅不是社会经验的反映或表述，而且还构成了它”[27]。他们还指出，在戴维斯的文化史观中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文化与认同”，这是其连通社会史与文化史之间的桥梁，并且体现在她的大部分著作当中[28]。

1997年，罗杰·艾德尔森（Roger Adelson）的《话谈历史：与历史学家的对话》出版。在书中，作者与14位历史学家进行了对话。戴维斯是他对话的14位历史学家之一，他从很多角度（如家庭背景、教育、职业生涯、主要研究领域、作品等等）对戴维斯的个人生活经历和主要的史学思想进行了探讨。艾德尔森称戴维斯之所以在国内外有很大的知名度，主要是由于戴维斯通过对16世纪法国档案的研究，对早期现代欧洲文化的解释，对历史中的文化和性别的复杂性进行分析，积极运用跨学科知识，以及对历史电影制作的参与等等做法，帮助人们进一步拓宽了对历史的理解[29]。

2000年，马尼·休斯-沃林顿（Marnie Hughes-Warrington）在他的《50位历史学的重要学者》中，称赞戴维斯把被大多数历史学家忽视的妇女、不识字的工匠、农民、修女等纳入她的研究范围。戴维斯认为对这些下层人物的了解，会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早期现代社会的理解。这篇文章篇幅较短，其中主要介绍了戴维斯对《马丁·盖尔归来》这个历史故事的重新阅读和重构。作者还简要介绍了她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和研究专长，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戴维斯[30]。但是，这篇介绍性的文章还没深入她的丰富的史学思想世界。

英国的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的《新史学：自由与对话》中对戴维斯也有专访。这本书主要介绍了在“新史学”（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中占有显赫地位，且影响深远的九位历史学家的杰出成就，戴维斯是其中唯一的女性。这是几篇对戴维斯的访谈中相对比较详细和深入地探讨戴维斯史学思想的作品。在书中，帕拉蕾丝同戴维斯探讨了其史学取向和她的经历中最为丰富多彩的各个方面[31]。这篇访谈不仅仅是生平传记式的介绍，其间的谈话不时地透露出戴维斯深刻的史学思想，这也是笔者获取其思想的重要来源。作者盛赞“戴维斯是16世纪法国史方面无可争议的权威，也是当今不仅在现代早期的社会文化史的领域，而且在妇女史的领域最负盛名、也最受敬重的历史学家”[32]。这是几篇对戴维斯的访谈中相对比较详细和深入地探讨戴维斯史学思想的作品。

其他还有诸如彼得·伯克的《西方新社会文化史》[33]等以戴维斯为对象进行学术研究的论文。此外，美国参考工具出版商Thompson Gale公司在编的《当代作家》（Contemporary Authors）的工具书中，收录了娜塔莉·戴维斯的千余字的英文传记[34]，这篇2007年12月16日在互联网上架销售的电子文献更可谓新鲜出炉，同时为本研究提供了最新的素材。

（二）国内研究

随着国内史学界对新文化史兴趣的增长，中国学者对戴维斯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不过，总体上看，到目前为止，人们对戴维斯史学思想及其贡献的认识还十分有限。根据笔者对《中国期刊网数据库》（1994～2009年）的全文检索，发现只有7篇文章提到戴维斯或其著作。浙江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系刘为的《当代西方史学转向文化史的最新趋势》[35]一文中提到了新文化史中的骁将戴维斯，认为左翼历史学家戴维斯的写作关注到“不会说话的”下层人民特别是妇女的真实状况，补充了以往政治史为主的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部分，试图反映历史的全貌；复旦大学历史系张仲民的《典范转移：新文化史的表达与实践》[36]，文中将戴维斯1965年出版的《近代法国早期的社会与文化》视作文化史研究明确出现的标志，并提出新文化史有四个特点，他在后文《“讲故事”的文化史研究——读〈档案中的虚构〉》[37]中进一步就戴维斯的另一本代表作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就历史的真实与虚构、历史的叙述及历史的疆界进行了探讨，通过对戴维斯著作的分析，预测了未来文化史发展趋势将走向“超越文化转向”；四川大学历史系王挺之在《社会变动中的群体与个人——新微观史学述评》[38]中，从微观史学的角度评析了戴维斯对于新文化史的贡献，称戴维斯的历史写作放弃“新史学”的计量分析而重新采纳了传统史学中最富人文性的表达方式，对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事件和个人进行有声有色的叙事性描述。而在这7篇文章中，大部分论文只是略带提及一下，只有两篇文章比较详细地考察了戴维斯个别著作的特征和评价了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其中一篇是温州大学瓯江学院夏小娜的《戴维斯妇女史研究的社会性别视角》[39]，这篇论文集中讨论了戴维斯的社会性别理论。另有一篇复旦大学周兵于2005年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40]，其中专门有一章节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戴维斯与新文化史之间的关系，作者根据她的论著和研究领域论证了她与新文化史的渊源。作者分别从叙述史学、微观史学、影视史学和妇女史四个方面对戴维斯的代表著作《马丁·盖尔归来》予以了简要的评述，指出这些要素是新文化史的主要特征。不过，这两篇文章也仅仅局限于书评式的介绍，缺乏对戴维斯史学思想的深刻评价与分析。周兵继博士论文后，随后发表了《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41]，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戴维斯的新文化史研究有所阐发，认为在“新史学”及历史学其他分支向“新文化史”的转向过程中，戴维斯对于大众行为及态度的文化分析所提供的方向、有效性以及方法有极大的影响，尤其是讨论群众暴力的作品，对于社会史的新文化研究取向之定义与形构，是不可或缺的。

台湾史学界对戴维斯的著作引入和传播同大陆学界的情况又略有不同。前者投入了更大的热情，对戴维斯的论著进行翻译和介绍。1997年戴维斯应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世界史经典名著研习营的邀请去台湾讲学。她的思想在台湾被广泛传播，并产生了许多反响和共鸣。娜塔莉·戴维斯的一些代表著作，更早时候即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如《马丁·盖尔归来》、《档案中的虚构》[42]、《奴隶、电影、历史》[43]。戴维斯史学思想中最具特征的新文化史方法与理论在实践上对台湾历史学界的新文化史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卢建荣主编的两本新文化史为典型代表。[44]在这两部著作中，卢氏将新文化史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嫁接到了本土的历史研究领域。在《档案中的虚构》的导论中，卢建荣坦言：“戴维斯的历史学从九〇年代中期开始影响台湾，卢建荣在一九九五年一篇讨论北朝中国乡民社会意识一文中，在方法论上指出受惠于戴维斯的启发。”[45]在2002年为《新文化史》中译本所撰写的导读中，卢建荣将戴维斯和E.P.汤普森看作公认的新文化史家先行者，称他们两人的著作都以讲故事的方式来表现宏观的历史，两人的作品风格都强烈地透露出“叙述史学”的写作倾向。[46]2005年，国内出版了由陈恒、耿相新主编的以“新文化史”为主题的《新史学·第四辑·新文化史》。这本书选录了海外新文化史学名家经典之作，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在台湾发表过的评论性和介绍性文章，卢建荣的《新文化史的学术性格及其在台湾的发展》就是其中一篇。卢氏的这篇文章专门考察西方新文化史的发展趋势及其对台湾史学界的影响，其中有相当篇幅分析戴维斯的新文化史理论与方法。作者把戴维斯、勒华拉杜里与阿兰·柯尔本（Alain Corbin）并称为引领人类学调查研究范式的三位新文化史家代表人物，认为戴维斯的著作不仅受人类学的影响，而且具有较强的文本理念，使用各种文学材料探询故事背后的文化逻辑。[47]作者对戴维斯的作品评价甚高：“从戴维斯的三本专著看来，她贴近下层社会，在倾听其声音，这是前述萧尔斯基、斯通以及盖伊做不到的层次。还有，戴维斯研究的难度大大高过纯做上层精英。”[48]另一学者温桢文于2006年发表的《书评——评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著；杨逸鸿译，〈档案中的虚构〉》一文，称赞戴维斯在作品中的“虚构”本事，以及其所具有的文化解构本领。她认为历史学家都应该向戴维斯学习解构档案，分析各种行动策略背后的文化逻辑。[49]从台湾史学界对戴维斯的评价和介绍来看，台湾的史学界还没有从整体上讨论戴维斯史学思想，都只是在文中或多或少地提及。

由以上简述可以看出学界对于娜塔莉·戴维斯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在戴维斯的七十年学者生涯中，她始终是学界“关爱”的对象之一，无论是赞美还是批评，她的每一项研究都在西方史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然而研究者大多以戴维斯的某一文本为研究对象，由于戴维斯一生撰文数百，编著的书也有十几部，因此目前的研究成果显得十分分散，对戴维斯思想的纵深面挖掘不够。从研究价值上说，国内外学界还缺乏对戴维斯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尤其缺乏对其思想发展变化的纵向梳理，以及横向的比较研究。从借鉴价值上说，有必要分析文化史学家在研究文化史时的认识论、方法论特色，结合历史学家之所长，吸收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合理因素，提高文化史的研究水平。

三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史学思想研究内容及方法

以往的研究者着重对戴维斯各个时期的著作进行评论，本书的研究重点是在纵览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从妇女史、影视史学和新文化史学来关注戴维斯的研究志趣，通过对其研究领域和内容的深入梳理，解读其妇女史、影视史学和新文化史学的内容、成因、方法及特点并分析其间的相互联系，确定其史学思想在西方史学上的地位。应当承认，史学思想研究不能脱离历史实证研究而孤立存在，但是，史学思想的构建又不能局限于实证研究的水平和层次。[50]因此，本书将以娜塔莉·戴维斯的史学思想与实践的发展为线索，以她的著述为样本来分析其不同阶段的史学思想的特点、合理性与局限性。

本书的正文分为三大部分。

导论是第一部分，这一部分首先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中研究发生在20世纪西方史学的几次变化，正是这些变化影响了戴维斯的史学观点，从而确立了她独一无二的史学地位。接下来对题目来源和戴维斯史学思想研究的意义、内容、方法以及当前国内外研究现状与研究的突破点等进行了一般性说明和阐述。

第一、二、三、四章构成第二部分，是全书的核心内容，也是第三部分进行理论探讨的基础。这几章是本书的重点章节。这一部分主要是对戴维斯史学思想的具体研究。即通过分析戴维斯不同时期的著作来发现她不同时期史学思想的独特性，并且把戴维斯放在整个西方史学变化的学术背景中进行考察，同时试图通过尽量丰富的资料把戴维斯不同的史学思想和其他著名的同时代的史学家的思想观点进行比较，来发现戴维斯的不同史学思想的独特性。但每章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

第一章主要是就戴维斯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学术动因以及戴维斯的人生和学术经历及其何以为史学家的个人条件进行叙述和分析。为此，对她所处的社会历史与学术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及她的个人不平凡的经历与职业条件展开了必要的叙述和分析。

第二章主要是对戴维斯妇女史的研究。戴维斯本人就是国际妇女史研究的拓荒者，她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投入妇女史研究。由娜塔莉·戴维斯和她的同事吉尔·克尔·康威在加拿大开出的第一门妇女史课程成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大学中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法国前近代的社会与文化》（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Eight Essays）是戴维斯研究法国史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也是最集中体现“妇女史”主题思想的作品。她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十六世纪法国宗教战争时期的女性。这也是她将注重家庭价值的女权运动者的关注精神回头省视受旧教迫害的新教妇女，很能跟她自己一时困顿的生命经验取得共鸣。《边缘妇女：三个十七世纪的女性》（Women on the Margins：Three Seventeenth-Century Lives，1995），在这部书中，她比较了三位17世纪妇女的生涯——一个犹太人、一个天主教徒和一个新教徒——以及他们不只是在法国还有欧洲以及其他大洲的冒险经历。这一章主要是通过以上所提的几部作品来分析和阐述她的妇女史观。

第三章是对戴维斯的影视史的研究。在这一章，笔者想以戴维斯于2000年出版的著作《奴隶、电影、历史》、《马丁·盖尔归来》两部著作作为个案分析的例证，并以此作为切入点，来讨论戴维斯的影视史学观点，陈述若干我的肤浅的认识。

第四章是对戴维斯新文化史的研究。戴维斯不仅在法国史、妇女史领域建树卓著，她从70年代起便率先尝试结合历史学和人类学进行研究，是新文化史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在《档案中的虚构》里，戴维斯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壁垒，而且提出了对叙述的“文学家”读法和对文学杰作之“历史学家”的理解法，她迫使我们做出如福柯所说的去“解除学科藩篱”的努力。[51]为了更好地理解戴维斯所主张的这种新文化史，本章从她具体的研究实践入手，结合她的作品《档案中的虚构》来阐述她的新文化史观。

第三部分结语，对戴维斯的史学思想进行总结，并指出她的史学思想给其他的历史学家带来的启示，即戴维斯史学思想的特点、影响和不足。主要是就戴维斯及其史学思想的地位和影响进行评析性的研究和论述。戴维斯的史学思想不仅为西方新文化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更为近代西方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领域和新方向。戴维斯不仅是新文化史学的开创者，更是近代西方史学的推动者。因而，戴维斯的史学思想在西方近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本书遵循“反对阐释”的理念，尝试真实地再现戴维斯本人的史学思想原貌。主要研究方法如下。

（一）个案分析法——回归文本

本书拟采用将娜塔莉·戴维斯的文本的解读与社会、思想背景相结合的方法，因为文本中的思想是特定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只有从产生这些文本的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出发，才可能最为准确、客观地把握所要研究的历史人物的思想。因此，本书要探讨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层次：①娜塔莉·戴维斯的主要文章、著作如何在历史中产生，它们得以诞生的历史语境究竟是什么；②这些文章、著作中所蕴含的思想内涵；③戴维斯的思想与同时代其他类似的重要历史人物思想的对比与反差，进而挖掘戴维斯思想的深层成因；第四、这些思想如何置身于历史，也即它们的意义和影响。从历史的角度而非哲学的角度对娜塔莉·戴维斯的作品进行研究是本书的基本出发点。

（二）纵横相结合的比较研究——回归历史

本书的写作拟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既注意从历史的角度梳理戴维斯历史书写理论的学术渊源，又重视对那些影响戴维斯理论的同时代理论家及其研究方法与成果的分析；既以历时态角度对西方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的得失予以总结，又从共时态的视角对西方史学的诸流派予以分析、评述。同时，本书的写作还力争将静态的分析与动态的把握相结合，将对具体、个别对象的研究与所处整体、时代的关照相结合；在研究方法上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力求对问题的把握更准确、更全面。比较戴维斯与其他文化史家（特别是历史学家）在认识论、方法论等问题上的异同。

（三）通过系列访谈深化理解、丰富资料——回归作者。

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一般是避免以健在学者为研究对象的，毕竟其思想仍在发展过程之中。不过本书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追溯戴维斯的学术思想，一劳永逸地构建思想体系，而是希望通过对戴维斯在妇女史学、影视史学和新文化史学的理论特点，分析她在这几方面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通过访谈回溯戴维斯的学术生涯，分析其研究志趣的转向和各种史学思想的特点，归纳其带给后世历史学家的启示。这有助于把握戴维斯思想的内在逻辑发展，厘清自身思想发展的脉络，确立她在西方史学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