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名泉洲，1931年9月出生，1993年10月逝世，终年62岁。
早年参加革命。1946年3月，15岁被招到山东省军区后勤在阳谷县吴那里开办的兵工厂，从事支前物资的生产，具体干的是做军鞋的工作。父亲有一手娴熟地用夹板、锥子、针线纳鞋底的过硬功夫，每月6斤小米待遇。1947年8月精兵简政，因父亲不到18周岁，就被介绍到地方。9月份范县开办干部学校，被吸收为学员。在校期间，主要进行思想整顿，学习时事、政治、语文、数学，生活上简吃简住，直到1948年3月干部学校生活结束。毕业后，学员有的被分到政府工作，有的随军南下，有的留在地方。父亲被分在本村当共青团宣传委员兼辅导员，做动员参军南下，反对会道门和巩固土改成果等宣传发动工作，干到1949年3月。1949年4月至1950年8月，在油坊和葛口先后读了一年多的书。9月被胡楼区招收为办事员，到各村征收公粮，办理土地证，每月领十几斤小米。在胡楼区干了3个月，被抽调到县粮局当记账员，工作到1951年2月。3月又被调到黄河段防洪治洪，当司务长。在粮局和黄河段的待遇都是配给小米。1951年8月，县里招考教师，考试后被录取，集训一个月，开展对武训的批判，然后被分配到吴桥当小学教师，从事教育事业，直到退休。
二
父亲的工作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51年以前含辛茹苦、颠沛流离阶段。在兵工厂当过工人，在干部学校当过学员，在区里当过办事员，在粮局当过记账员，在黄河段当过司务长，勾勒出一代知识青年积极投身革命、执着报国的求索路线图，记载着父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的微薄贡献。二是进入教育行业稳定工作阶段。20世纪50年代的教育刚从旧社会脱胎过渡过来，方方面面都很落后。师资少，文化水平偏低；生源少，上学的积极性不高；校舍差，比不上一般的农舍。一个自然村一所学校，一所学校一名教师。从初小一年级到四年级，全是复式班。每年招新生是各校的难点之一，老师需走家串户一个一个做动员，还采取给学生下指标、展开竞赛的方式多招新生。父亲的素质是较高的，特别是经过当时观城师范的专业培训，使他的教学效果相当出色。县内学区经常组织互相观摩活动，听他的课，学习他的教学方法。例如作文教学，在学生作文前，他常常自己先写出文章做示范。记得上高小时我就阅读过他写的纪实文学《吴桥之战》，文章内容翔实，取材典型，叙议得体，结构严谨，语言流畅，称得上五六年级学生习作的范文。
他的教学足迹遍及十几个较大的自然村，龙王庄、顾庄、堤东祝庄、吴桥、胡楼、万庄、刘绍武、胡洼等。后来又被调到龙王庄中学管理财务。
乡村老师的教学生活是艰苦的，一个人在一个自然村，从业务工作到与社会的联系及吃住行，里里外外都是一把手。其他不说，吃的问题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家中有米面就从家中带，无米面就要自己加工。烧的是农作物秸秆和树叶杂草，绝对由家里提供。我四五岁时就随爷爷赶着大车给父亲送过柴火。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煤炭业的发展，农村极少数人开始使用，烧火问题才得以改善。父亲从十几岁起，就孤身一人在外生活，很少尝到乡村人家的天伦之乐。
父亲在教育战线默默耕耘30年，像一棵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没有寂寞，没有烦恼，然而却桃李满天下，弟子遍各地。他教学中的严师之威丝毫没有隔断幽幽之师生情，每调离一处，就交下一批恩如父子的莘莘学子。例如刘绍武的学生在父亲离开后，还成群结队地步行10里路给他拜年。牛恩科去东北后，始终与父亲保持联系，每次探家必定看望父亲。丁先亮头脑灵活，是搞活农村家庭经济的开拓者，他养的蜜蜂酿蜜了，必定让父亲先尝尝；养的奶牛产奶了，清晨老早就骑车给父亲送杯热奶。张继祥等学生如今也是近70岁的人啦，每逢过年过节还特意拜见我母亲呢。
三
伴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父亲退休了，从此工作生活开始转型变轨，即由脑力劳动转换为体力劳动。我家耕种了十几亩责任田，人口多，可是干活的人不多。那时我在郑大读书，只有我爱人、三妹两人劳动，显然干不过来，父亲自觉自愿地担当起家庭主要劳动力的重任。干农活，对于长年累月劳作的庄稼汉来说，算不了什么，而对从小就没干过农活的人来说是吃不消的。年过半百从头学起，靠的是一种心理支撑，那就是恢复高考制度之后，我以全县文科第二的名次考入了河南省唯一的综合性大学，也是当年全县考生被录取的最高学府。这不仅是家庭的荣耀、全村全乡的荣耀，而且还是全县的荣耀。父亲在自己家的责任田里拼命地耕作着，施肥、整地、播种、浇水、锄草、收割、打场、入仓，无一例外地履行全部农序。田地里的活都不轻，尤其以拉粪、割麦、砍玉米、挑麦个子、扛布袋等为重。他率领着我爱人和三妹，以弱势体力耕种着超出棒劳力承担的人均亩数，付出相当于其他家庭的二三倍，甚至三四倍。收获并不比他人少，承包的第一年麦季，就收小麦4000斤，相对于承包前每人只能分到40斤左右，简直是天文数字。
父亲是吃公粮的人，可农村的活一点没少干。盖房子也是其中一件，他经历了4次。第一次是扒了堂屋中的一间，在新宅基上盖两间。为什么这样呢？一是人口多了，住不下；二是资金缺乏。农村有句俗话，叫“与谁不谋，劝谁盖屋”。夸张地说，经济上不倾家荡产，体力上不脱层皮，新房是盖不起来的。我家卸下1架梁和7根檩，榆木的，粗檩锯为两半，细的卖一买二，解决了房顶上的问题。花40元买2000块砖，加上堂屋扒出来的，砌了8行墙身。剩余的墙体全是土，都是父亲在星期天和我一车车推来的。“脱坯打墙，活见阎王”，一个教师，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尝到了无钱盖房的滋味。1970年，老堂屋坍塌了，在经济仍然紧张的情况下，父亲操办了第二次盖房。上次建筑活都请人干，这次为了省点钱，自己能干的就自己动手。如砌墙角垛子、砌门窗拱券、铲墙、打土围墙等用人少的活都是父亲干中学，学中干。1974年，我住的东屋破损，父亲又组织了由老院往新宅基的搬迁。从外表看，新房是砖瓦结构，里面用土坯砌成。进入20世纪90年代，城乡人民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村建房开始向砖瓦房普及。我在油田已成为正处级干部，工资相对地方高出不少，加上孩子陆续上班，收支有了结余。于是在母亲的催促下，扒掉所有的旧房，卖掉责任田里所有的树木，又筹措一些资金，父亲最后一次组织了房屋建设。新房墙体为“三八”墙，房顶为水泥预制板，门窗宽大明亮，在当时我村属于上好建筑，也是父亲晚年的满意之作。他对我和家里人说：“落下的那些账，我把退休金积攒下来慢慢还。”我说：“你不要管了，哪能让你还账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新房还没住几天，父亲就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此事给我致命一击。在家料理了一周后，回油田就患上“初发劳累型心绞痛”，住院一个半月。后来每年都要调整，延续了十几年。
四
父亲退休后的另一件事是尝试经商做生意。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全国，一些有识之士择机跃入商海，并取得显著成效。父亲在耕种责任田的同时，也付诸行动，虽未见到经济效益，却广交了一些朋友。粮食市场放开后，他和本村的几个人做起了买稻子碾成米兑换白面和买卖玉米的生意。有一次到邯郸拉粮食，汽车不慎在山沟里翻了车，他乘势机警地跳到另一方向，避免了生命事故，却也摔破了面部，受了轻伤。由于几个人年龄偏大，天天坐车，又是个力气活，后来就放弃了。一段时间的合作共事，他们深深了解了父亲宽宏大量的为人，于是成了好朋友，打破了“生意好做，伙计难搿”的陋习。此后，父亲又与连洲做起了补轮胎的生意。他出资购置了全部工具和原料，由连洲在村西的十字路口摆摊设点。几个月时间只赔不挣，又放弃了。买卖不成仁义在，从此两人结下牢不可破的兄弟友情。与任何人做生意他都慷慨解囊，与玉皇庙的合伙干加工麻刀的买卖，也没挣到钱，交一批朋友是他最大的收获。
广交朋友是有其深刻思想渊源的。他心地善良，满脑子都是好人，没一点孬心眼。不管跟谁共事相处，能把心掏出来给别人看。自古种地争地边子，我家从没有发生过，而且在撒化肥、喷农药时，父亲总是越过地边往邻居地里喷洒。毫无防人之心，也曾蒙受过被人误解之冤。他乐善好施，爱问闲事。街坊邻居发生矛盾时，他主动去调解安抚。别人家里出大事时，他靠上前去排忧解难。我村张家叔侄俩同时得了重病，需到外地抢救治疗。20世纪60年代的农村人很少外出，有的一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父亲是我村少有的工作人，以不断出差的经验，到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联系好床位，并参与护理数日，抢救了张氏叔叔的命。对住在朝城医院的侄子，也给予关注，一个月时间，心思都扑到叔侄二人身上了。
吃饭会友是父亲的处世之道。对生活困难者，领到家吃顿饱饭。阴天下雨不能干活时，领几人到家喝几杯水酒。与父亲熟悉的外村人以及同事路过家门口时，都喜欢近中午时分到我家坐一坐。我一位叔叔常说：“谁没吃过泉洲哥的饭啊！”重友情轻小利是他的为人之要。父亲一生节俭朴素，吃孬穿孬不讲究，他有一句口头禅叫“啥省吃啥”。退休后，每天中午喜欢喝点酒，孩子们买好些的，他却抱怨说：“不要这么贵的，买点供销社处理品就行了。”对别人就大方了，20世纪60年代初，完小的马主任做饭风箱坏了，他当天就把自家正在使用的送去了。20世纪50年代，手电筒是赵本山所说的唯一的家用电器，本村卓选义见到后有借用几天的意思。父亲说：“送给你，不要了。”1974年，我在东北搞副业（打工）买了一块东风手表，他戴了没几天就送给姓高的朋友了。为此，母亲噘了3天嘴。
五
父亲对子孙后代的前途命运寄托着无限希望，并给予极大关心。从我挎上书包的那天起，就重视学习态度，引导学习方法，关注学习效果。总是面对面地辅导，解疑答难。我8岁上学，读完二年级时，想连续在本村读三年级，他以教师的职业眼光，坚持让我越级到万庄上四年级。开始不适应，三个月后才跟上班，四年级结束时方进入优等生行列。初中阶段是学生的黄金时期，会考时我得了全年级第一名。父亲高兴地拿着奖状和奖品《民兵爆炸队》到处在同事中宣扬，全公社的中小学老师没有不知道的。从此，他与我村的另一位教师魏福龙经常对我谈论行政干部管理中的级别呀、技术干部中的职称呀等问题，刺激了我将来当个记者、作家或工程师的愿望，倒没想当什么县长、处长之类的官。初中毕业后，我以十分的把握考上了聊城一中，等于说跨进了大学的大门。父亲满意极了，心甘情愿地支付每月10元钱的读书费用，当时父亲的工资是34.5元。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理想目标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1968年毕业后回到农村。对我的就业问题，父亲产生极大压力，托人在范县农电找了个临时工，因工资买工分之后所剩无几，加上转正无望，干了3个月就回家了。又通过关系到“五三一工程”求取正果，不料林彪反革命事件的发生，三线工程下马了。父亲仍不甘心，又在教育战线找了个代课教师的空缺。一系列的奔波都没成功，直到我考上大学，才取得城镇户口本与粮食供应证。父亲由衷地高兴，他感谢邓小平把埋在土里的儿子扒了出来，庆幸自己的付出结了果。后来，我家属、孩子和四妹也转为城市户口享受商品粮供应，更加增添了他的喜悦。当看到我由一般干部到副科、正科、副处、正处的升迁时，他自言自语地说：“科长就不小了，还当处长。”当坐着小汽车出入村庄时，总是把车门玻璃摇下来，把头和手都伸出去，高声向村民们打招呼撒烟。喜欢听十里八村的人说他有一个好儿子。
对我这个独生子的命运前途关心备至，对女儿也是如此。为大女儿到鹤壁联系过工作，让大女儿到范县外贸取腰带料办过家庭工业。让景云妹妹接了自己的班，并不怕舍脸，找本市教育、邮电行业的负责人联系工作调动之事。让小妹妹爱华从小跟哥嫂生活，待长大后，给她安置了工作。在有生之年，他亲眼看到了孙子、孙女一个个陆续上班，心里充满无限的自豪感。
六
父亲对子孙后代事业上关心，生活上疼爱，表现方式是不同的。对儿女含蓄不露，对下辈含饴弄孙，是隔辈亲的典型代表。尽管我们姊妹小时候受到吃喝玩乐方面的殊遇，但是比不上孙辈那样奔放。常言道“小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此话适用于父亲。大儿子思波一岁半被父亲母亲揽在身边，与我们分开生活，直到14岁来油田读书。父亲春夏秋三季抱着领着转大街小巷，赶集上会，冬天用大衣揣着串家门、去牛屋玩耍，这对一个人民教师来说难能可贵。思波从小喜欢羊，因无人喂养，就给他弄块羊皮，用绳拉着过放羊的瘾。养只小鸡，用绳拴在橛子上作牧羊状。二儿子思涛从小被爷爷教会下象棋，夕阳红公园里的祖孙对垒的雕塑神韵再现了隔代人的深厚情趣。两人从早到晚分不开，住房调到登峰小区后，还没装修，他俩就冒着酷暑炎热、蚊虫叮咬住进去，摆子布阵，传授棋艺。思涛当兵了，父亲迫不及待地去看他，解决不了食宿问题，就在水泥地板上铺了个草苫子住了两宿。对思涛说：“见到你就心满意足了，管住在啥地方呢。”与孙女们也有深厚的感情。小时候玩得饿了，就往父亲家跑。每次父亲都是打着小孩的“响瓜”肚问吃饱没吃饱。孙女也能给父亲带来欢乐。他烦闷时，孙女就跑到跟前学学《红灯记》中小铁梅的表演，唱唱新学的儿歌童谣，“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父亲眉头的疙瘩就解开了。为了调节孩子们的生活，让他们解解馋，每次来油田家中，他就把做“琉璃馍”“油炸油”等看家手艺拿出来下厨做几样。看到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他舒心极了。
父亲的突然去世，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他的继母哭得死去活来，两个孙子对着棺材和地板把头磕得鲜血直流。我的母亲抱着我说：“孩啊，以后咱可咋过呀？”接了父亲工作班的三妹景云留下终生遗憾：我咋没有在平时给他查体防病呢。一切都过去了，让我们面对现实，伺候好母亲，干好自己的事，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吧。
启示与传承：
父亲顺应时代潮流，百折不挠谋事业，为革命做出有益贡献。他待人以诚，能将心掏出来给你看；他接物以实，甘愿吃亏做条件。对所交的个别朋友他摇过头，全部朋友与他相交没有一个人后悔。孙门结友有失误，他家交我无反悔。从祖父到父亲，从父亲到儿子，从儿子到孙子，一家四代一脉相承，做得到仁至义尽，称得上儒门不改旧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