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谋篇布局：研究思路与框架

对近代中国社会教育进行研究，需分为施教方和受教方两个部分来讨论。施教方内部关系十分复杂，包括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学者之间、知识精英内部、学者与民教馆这种基层社教机关之间等多种关系。社会教育行政的运行情况、各派学者之间的共识与分歧、政学之间的互动与沟通等，都是我们分析施教方工作内容和特点的重要角度。社会教育施教方提出的理论构想在民众和基层社会等受教方中产生的反响及应对情况，则是检验这一时期社会教育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故本研究以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为研究对象，在厘清它各项工作之基本情况与特点的基础上，试图以它为切入点，从教育行政、与知识精英的互动及基层民众与地方社会的反应等多重角度对社会教育整体运行情况展开细致分析，进而对这一时期民众教育与社会改造的理论模式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与反思。

第一章从社会教育整体发展趋向、现代城市管理体制的整合、北平传统社会结构与城市空间格局的变动等多个角度，全面论述北平地区民教馆发展的历史情境。就思想层面而言，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社会教育的重心转向乡村，与乡村建设、地方自治等问题结合。俞庆棠、晏阳初、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知识精英群体，逐渐形成以社会改造和民众教育为宗旨的学术共同体。这是影响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工作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作为社会教育行政的基本构成，民教馆的发展与北平现代城市管理体制的建构息息相关，也是本研究深入探讨的重要维度。普通大众和地方社会是受教方。此时，北平社会的变迁与整合，是民教馆施教的基础，自然成为考察其工作开展情况的基本背景。这一时期，北平民教馆发展的关键是其中心机关地位的确立。以此为线索，民教馆工作的开展可分为动荡整合期、实验期和完善期三个阶段。分区设馆社教格局的建设和完善，也是民教馆指导、示范作用渐次发挥的过程。

第二、第三章极力呈现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工作内容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一时期，其工作内容与范围得到大幅度扩充。加之，它采取复合型的组织结构，下设民众学校、阅书报处等附属机关，其工作涵盖了本地社会教育的基本形式和职能。本研究以活动形态为主要线索，将民教馆的工作分为常设活动与临时活动两大部分进行叙述。对常设活动的讨论，需兼顾其与同类型活动的共性及特性的考察；对临时活动的叙述，则意在丰富对民教馆及社会教育工作的认识，并凸显民教馆工作发展的潜在方向。在此基础上，再着重分析文艺、生计、健康、公民、休闲和妇孺等性质不同的活动发展的特点与趋势。考虑到既有研究大多仅论及常设活动部分，特将临时活动单列一章，以凸显其在民教馆工作拓展中的地位与重要意义。

第四章从教育行政内部的运行情况来考察北平地区民教馆作用的发挥。归纳民教馆与其他政府行政部门的合作模式，分析北平地区行政权力机构及势力的影响，考察其对中央教育部行政指令的执行情况，旨在解析中央、地方行政对民教馆工作效果的影响。概括而言，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在工作开展过程中，与中央及地方相关行政部门之间维持了良好的运作与互动。民众教育馆与教育行政等政府职能部门展开广泛合作，较为忠实地执行了中央教育部的行政指令。北平政局动荡，市府、党部、参议会、日本等多种权势群体斗争频繁。民众教育馆的人事变动受到波及，但并未影响民教馆中心机关地位的建设进程与发展趋向。民教馆经费稳步增长，在北平市社会教育诸实施机关中居于较高水平，且是其他机关经费调整的参考标准。这种特殊现象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民众教育馆的现代意义与组织地位突破了党派、地方势力等诸种行政因素的制约，得到了北平上层人士的广泛认可。

第五章以民教馆馆长戚彬如参与中国社会教育社年会的情况，来考察作为社会教育基层实施机关的民众教育馆与知识界之间交流的途径与特点。中国社会教育社为政学两界联络与沟通提供重要平台，是反映社会教育施教方内部复杂关系的重要个案。知识精英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各地基层社会教育行政人员是其主要成员。它每年举行一次年会，专家学者、政府行政人员汇聚一堂，对社会教育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形成了政学两界共同参与的社会教育空间与场域。北平地区民教馆馆长戚彬如参与多次年会，为其提供了表达思想与交流经验的机会，直观接触到俞庆棠、晏阳初等学者的思想，并结合北平地区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将其应用到实践中。知识精英掌握了年会的话事权，左右年会议论的方向。以戚彬如为代表的广大基层社教工作人员，希望通过参与年会讨论加强社教工作信息的交流及增强对具体实践工作的指导。但在知识精英的主导下，年会讨论日渐转向乡村建设及自治。其理论性、前瞻性增强的同时，影响了戚彬如等基层社教工作人员参与年会的兴趣，对北平等地基层社会教育工作的针对性与指导性减弱。

第六章全面分析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在动员民众以及深入基层社会的基本状况。结合社会教育理论与北平城市特点，民众教育馆以“平民”或“贫民”为重点施教对象。他们大多是人力车夫、小贩、铺伙、学徒等，居住在城厢及四郊地区。民教馆职员综合素质较高，采取劝导、表证、调查、强迫等多种方法动员民众，对士绅阶层在地方社会的地位有所认识，并尝试借助士绅的力量推动开展民教馆工作。精英阶层提出“政教合一”的组织模式，但因与北平地方行政管理模式相冲突而未获推行。民众教育馆对北平民众生活的影响大多停留在表层，对北平社会结构认识有限。

第七章意在剖析、评估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工作的成效与不足。社会教育的两极化评价，均非无的放矢。北平地区民教馆的发展即是典型例证。总言之，它在教育行政和教育体制的建构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其表现有：民教馆的组织地位有所提升，中心机关的地位逐步确立；工作内容大幅扩充，与各阶层民众与团体的互动日渐增多。但是，它未能获得民众的积极响应，没有改变北平社会原有的结构与运行方式，与社会教育的理论预期有很大差距。换言之，对近代中国社会教育的评判，不能采用单一标准来简单处理。将之置于整体情境中考察，做到“了解之同情”，方是史学研究应有的态度与适合的做法。

结语部分从理论模式的高度反思近代中国社会教育理论的时代局限。其关键在于，社会教育理论体系是在现代化语境内产生的救国思想，建立在对民众“愚、穷、弱、私”、社会“一盘散沙”的符号化认知基础上。知识精英对自身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深信不疑，采取“先觉觉后觉”的俯视态度，认定社会教育无法深入基层是由于民众的“愚昧”和“劣绅”的阻挠。他们未能意识到自身理论的局限，难以真正认识和了解民众及基层社会，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摒除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偏见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寻找到社会无须依靠革命与政治行政权力而缓和、渐进地完成其现代化转型的方式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