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的顿挫
第一章 “反击右倾翻案风”愈演愈烈
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把邓小平打成“全国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同时，“四人帮”对以天安门群众运动为中心的全国性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群众性浪潮进行镇压。全国上下、党内党外、军内军外，机关、学校、工厂，到处追查“政治谣言”，收缴“反动诗词”，隔离审查、逮捕关押参与过反对“四人帮”活动的人民群众。
从1976年清明节前后到6月17日，经过“四人帮”在北京市的全力追查，共搜集诗词、悼文原件583件；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悼文照片和现场照片108000多件；从中选出重点600余件编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罪证集》，加上其他“重点线索”，总计立案追查1984件。连同天安门事件在内，一共拘捕群众388人。
北京全市以隔离、办学习班、谈话等方式审查的人员，数量更大。整个北京市被触及的群众数以万计。“四人帮”一方面借追查“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向中央各党政军机关，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施加压力；一方面借追查“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加紧把手伸进军队，打击拥护邓小平的军队高级干部。
“四人帮”以清查天安门事件中的人和事的名义，派出工作组进驻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的领导机关。张春桥在高级干部会上说：“二炮送的花圈最早、最大，挂得最高，是影响最坏的一支部队！”要求清查“黑后台”，逼迫第二炮兵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下令抓人。张春桥还质问第二炮兵司令员：“你们二炮为什么送花圈？为什么不抓人？你们为什么不批邓？”
第二炮兵司令员巧妙地回答：“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正当第二炮兵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技术部机关多数同志都在外地拉练，未能参加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和悼念仪式，大家回到北京后，趁清明节编送了花圈，表示隆重的悼念！清明节又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祭祀日。”
在严峻的形势下，第二炮兵的领导同志顶住了压力，保护了同志，使“四人帮”大为恼火。此前，第二炮兵司令员3月下旬在通信部的一次讲话中，重申军队存在“肿、散、骄、奢、惰”问题、领导班子存在“软、懒、散”问题，重申仍要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并要秘书拿来叶剑英、邓小平的讲话，继续学习。
这件事被一些人反映上去后，成了第二炮兵司令员抵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搞“复辟、倒退”的“罪证”。“四人帮”借机把第二炮兵的领导同志说成是“复辟势力”、“还乡团头子”，上上下下搞得乌烟瘴气。为此，第二炮兵的领导同志遭到批斗，本来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出现的新局面，也急剧恶化起来。
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虽然甚嚣尘上，但是广大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和各级领导干部并不买账。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毅然坚决支持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
全国政协的杨东莼就是其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1921年参加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最早接触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长期从事教育、宣传和工会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西大学校长、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杨东莼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很不理解，就在1976年5月间的一次全国政协学习领导小组会议上发表了看法。他提出：“当前的这场学习运动，是中央提出的，我们应该执行，要想点办法把学习搞好，使参加者真的有所收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在学习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经过认真的学习、讨论，解决这些问题。”
他说：“最近以来，我认真阅读了各种文件和报刊上的大文章，发现了一个问题，即‘批判唯生产力论’中的‘唯’字究竟从何而来？我自知才疏学浅，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却是自年轻时代至今一直没有间断。据我的记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这个‘唯’字。如果有，这是一个大发现，应该给发现者记一大功；如果没有，那就有可能是那一位写文章的秀才杜撰的。”
杨东莼认为：“如果是杜撰，那是很不严肃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不尊重，会造成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混乱。对这个问题，我今天只是提出来表示质疑，我还没有认真去查阅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我既然提出这个问题，就打算认认真真去研究。我还十分愿意求教于在座的诸位和各学习组的学友们。”
当会议主持者问杨东莼，能否作一番准备，到联组讨论会上作专题发言时，杨东莼毫不犹豫地答应：“好，我接受这项任务。”
7月中旬，杨东莼经过充分准备后，作了专题发言。
他首先讲了5月间在学习领导小组会上提出的问题，然后转入长篇论述。
他的发言内容集中到一点，就是：所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无例外地高度重视“生产力论”，把发展生产力看成一切社会变革的主要依据和原动力。
杨东莼极为认真地说：“我为了查阅这些经典著作，费了两个月的时间，可以说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我的水平、能力和努力，也就到此为止，但仍无法证实那个‘唯生产力论’的‘唯’字是出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也进一步推论，是否是现在犯了严重错误或者已成了‘敌人’的前党中央领导人有过这种‘唯生产力论’的提法？回答是否定的。”
杨东莼进而论证：“这是因为：第一，我本人为此也查阅了许多有关文件和讲话，还询问过若干老同志；第二，翻遍所有报刊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大文章，均不见指明这‘唯生产力论’的出处，这也反证不是诸如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创造发明。如果是他们，恐怕早已用大号字标出，而用不着打这个哑谜，让我这个书呆子去花这番苦工夫了。”
最后杨东莼得出结论：“由此可见，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仍认为这‘唯生产力论’，是某一位写文章的秀才自己的‘发明创造’。而这种‘发明创造’其目的何在，我不想多加推论。但我认为，即便是写文章，搞研究，这也是乱设命题，制造混乱，以假乱真，是任何一个正直的做学问的人所不齿的。”
杨东莼的这番话，引经据典，以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为依据，具有严密的逻辑力量，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随声附和的浩然正气，说出了广大与会者的心里话，反映了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心声，得到听众的热烈赞同。
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虽然第二次被“四人帮”打倒了，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邓小平永远是打不倒的。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人，是永远不会被打倒的。历史的发展虽然会走过曲折的道路，但历史前进的总趋势却犹如黄河九曲，终归大海一样，是任何力量也抗拒不了的……
对于第二次被打倒，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之初就有这个思想准备。他曾经号召在各个领域主持工作的同志，要有“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精神。
关于“第二次被打倒”后邓小平的思想状况，与邓小平朝夕相处的女儿毛毛回忆说：
父亲的最高德行是“善于忍耐”。
越王勾践铸造的剑中间柔韧、两侧锋利，柔韧锋利兼具的剑是为战胜对手。同时，刚强韧性兼具是为应付险境。父亲的品德在这两方面尤为突出。
国外有人评价我父亲：他拥有一个最高的德行——善于忍耐。在非常年代里，父亲被打倒的时候，除了忍耐，他能做什么呢？一个人在不能有所作为的时候最好是忍耐。有时要忍受你不能忍受的东西。
忍耐是一个人获得精神平衡的基础。他第一个妻子难产死亡，孩子也夭折；第二个妻子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了他；政治上他经历三起三落，晚年大儿子因他致残，他都忍受过来了。
毛泽东曾让汪东兴转达给父亲一些话，其中就有：要忍，不要着急。病中周恩来也曾问他：“态度会不会变？”父亲坚定、明确地回答：“永远不会。”这是他们置个人荣辱乃至生命于不顾的一次政治盟誓。
上至官宦，下至黎民，在人身不由己的时候，只能忍耐。现在我理解了他在著作中说的“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还有他在历经磨难后说的“永不翻案”。
他能跟毛泽东保持联系六年（1966至1972年），就为实现复出这一愿望。
他第二次复出了，但又被打倒，这次他视为人生最后一搏，置个人生死、家庭于不顾，对自己认定正确的事情死不悔改。
坚韧确实是他的最高德行。要说明的是，父亲不是天生就善于忍耐。党内斗争的激烈、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坎坷，改变了父亲的天性。曾听邓妈妈（邓颖超）说，你爸爸年轻时可不是这样的，爱说爱笑，他最大的变化是不爱讲话了。
大革命时期，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周伯伯、邓妈妈住楼上，父亲、张锡瑗妈妈住楼下，邓妈妈说，经常听到这对小夫妻高声谈笑，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滩上，巡捕森严的租界地里，这笑声给人盼头。刘英妈妈也证实父亲年轻时的活跃。李富春唤爱说爱笑的父亲“小弟弟”。
不议国事，父亲的习惯。“老爷子，聊聊天呀。”我们有时跟他套近乎。“有什么好聊的。”他就这样回绝我们。他从不对我们说他过去的事，问他，往往是：“有什么好说的。”他一星期也没几句话。
我妈妈跟他相反，活跃开朗笑口常开。我们的性格像妈妈。我常常想，俗话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像父亲这样的性格大转变，是非常环境扭曲了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后长期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回忆说：
小平同志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性格，坚持实事求是，百折不挠地为真理而斗争，表现了大无畏的政治勇气。他“几落几起”，在党内不止一次受到过错误批判和不公正处理，曾被指责为所谓“错误路线的头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倾翻案风的代表人物”等，甚至受到错误处分。
但是，小平同志坚持真理，坚信真理终究是会胜利的，保留自己的正确意见，同时忍辱负重，遵守组织纪律。
1976年在小平同志蒙冤后还没有恢复工作的时候，我到他的住处去看望他。在谈到前两年的工作时，他说：针对当时国民经济的混乱状况，坚决采取各项措施进行全面整顿，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做法是没有错的，我在这样做的时候已经作了再一次被打倒的准备。小平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博大胸怀，确实令人钦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段历史作了高度评价：“会议指出：1975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是满意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硬把1975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
第二章 毛泽东亲笔题写：“照过去方针办”
在1976年初江青集团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叶剑英、邓小平主持的军队整顿工作也受到批判。叶剑英、邓小平主持召开的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受到江青集团的攻击，已经发到全党全军的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部署军队整顿的讲话，被下令收回，不再贯彻执行。
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不仅邓小平受到批判，被扣上“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帽子，叶剑英也遭到排斥、贬黜。
1976年初发出的一个中央文件向全党全军宣布：“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用隐晦的方式，剥夺了叶剑英对人民解放军的统率权。
1976年2月16日，江青集团又策划搞了一个中央文件，通知全党全军：1975年7月，原来通知全党全军学习的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是“有错误的”，“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予以收回。并且提出“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全军要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
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王洪文、张春桥攻击叶剑英、邓小平1975年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背叛了马列主义观点”，“宣扬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路线，会把人民引到邪路上去”。
王洪文、张春桥还多次调阅197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文件，心怀叵测地“上纲上线”，极力煽动一些人批判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叶剑英、邓小平代表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但是，1975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叶剑英、邓小平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早已深入人心。江青集团企图否定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组织批判叶剑英、邓小平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不过是枉费心机而已。人们或明或暗地提起这个会议和叶剑英、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时，仍然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赞成。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步步深入、政治局势日益严峻的日子里，叶剑英曾经悄悄去看过邓小平。
这两位在反对江青集团的斗争中生死相依，患难与共，风雨同舟，荣辱相伴的老人，以长期政治风浪中锻炼出来的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深刻分析了政治形势，决心为了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与江青集团斗争到底。
叶剑英后来回顾了这次历史性会晤的一些情况：
叶剑英与邓小平见面后，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叶剑英首先对邓小平说：“这伙人欺人太甚，步步进逼，他们趁总理去世，主席生病，越闹越厉害，下一步还不知道搞出什么鬼名堂，我们要赶快采取对策！”
邓小平已经胸有成竹，说：“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做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坏是罗迈下场！遗憾的是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完，国民经济没有根本好转，许多老同志还没有解放。”
罗迈是李维汉的化名，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十年内乱”中被打倒。
叶剑英忧心忡忡，对政治局势发展感到深深的忧虑。他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主席听不得我们的意见，江青几个人唆使毛远新在他那里告阴状。”
经过缜密思考的邓小平说：“是的。也不完全是。去年底，我几次到主席那里单独谈，有一天晚间，我还特意问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么样？他还作了肯定。”
邓小平还说：“后来主席让毛远新找我谈，说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再三解释也没有用！”
在毛泽东授权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叶剑英曾多次听到毛泽东高度评价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赞语。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后，成绩卓著，深得人心。现在，为什么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呢？
叶剑英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评价。
邓小平明确表示：“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
邓小平的话说明，在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政治家就是政治家，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邓小平宁可自己被打倒，也决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叶剑英主张：“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还是应该力争！”
邓小平语气凝重地说：“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我的工作，我估计，主席的决心已经下定，就要‘换马’了！”
叶剑英认为：“我估计，‘换马’也不是简单的事，要换的话，无非两个前途：一个是下台，另一个是‘一批二保’，至少还要继续留用一段，因为有些事情，主席不会交给他们，他不会放心的！”
邓小平同意叶剑英的分析：“我作了最坏的准备，但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
谈到这里，邓小平沉思了一会儿，十分庄重地说，“我不在位了，不要紧，只要有您老帅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
叶剑英旗帜鲜明地说：“看形势的发展吧，我也保不住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斗下去！”
听了叶剑英斩钉截铁的政治表态，邓小平十分高兴。他提醒叶剑英说：“不过，要讲究斗争方法，这是总理临终前的嘱咐。”
叶剑英和邓小平的这次会见，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见。
这是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形势面临重大关头的一次重要的政治交底。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
这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在叶剑英身上。
人们希望叶剑英能够砥柱中流、力挽狂澜。
因此，许多老同志对于中央文件宣布“叶剑英同志生病”、不再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感到极大的忧虑。
关心着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同志纷纷通过各种方式向叶剑英办公室询问：
“叶帅究竟有什么病？”
“叶帅身体要紧不要紧？”
叶剑英办公室一律回答：叶帅的身体和往常一样，很好。
但是，人们仍然半信半疑。
有的老部下直接找到叶帅问：“首长怎么不干了？”
叶剑英答道：“谁说不干了？他们不叫我干呀！”
有的同志劝叶剑英到南方休养，但叶剑英坚决不离开北京，不离开中央军委的工作岗位。
叶剑英以坚韧不拔的精神，与江青集团进行着特殊形式的斗争。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毛泽东最后选择了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这是毛泽东继选择刘少奇、林彪、王洪文等人为接班人后，又一次选择接班人。
这也是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选择接班人。
1976年4月30日晚上，毛泽东由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等陪同，在北京中南海自己那放满了中国历代线装古籍的书房里，亲切会见来自友好国家新西兰的政府首脑——新西兰总理马尔登。
按照毛泽东晚年的惯例，会见外国贵宾、送走外国客人后，要由陪同接见的中央领导人向毛泽东汇报一下近期的主要工作。
担当这一重要任务的人选，最初主要是周恩来。
中共十大后，是周恩来和新选出来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周恩来病重住院后，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
周恩来逝世，邓小平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受到批判，担当这一任务的主要人选便换成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抓紧时间，简明扼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近段时间中央的主要工作和全国的形势。
最后，华国锋概括说：全国总的形势很好，也有几个省的形势不大好……
毛泽东一边认真地听着华国锋的工作汇报，一边认真地思考着。
这时，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没有工作人员的搀扶，他甚至不能自己站起来。
在华国锋汇报完工作后，毛泽东为了表示对华国锋的信任和支持，拿起放在沙发旁小茶几上的铅笔，十分费力地用劲在白纸上写下了几行字：
“慢慢来，不要招（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写罢，毛泽东把白纸交给了华国锋。
毛泽东写下的这三句话，虽然铅笔字写得不太清楚、十分潦草，字迹也有些模糊。但是，熟悉毛泽东笔法的人，只要稍加辨认，仍不难看出，这是千真万确、独具一格的“毛体”。一个年近83岁的久病老人，能够克服身体不便的困难，写下这三行字，已经很不容易了。
毛泽东亲笔写给华国锋的这三句话，表示了对华国锋的无限信任和有力支持。
华国锋深深体会到毛泽东写给自己的这三句话具有重如泰山一般的分量和含义，立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在京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做了传达。
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做了亲笔记录。
后来，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这三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你办事，我放心”，在毛泽东逝世后，被赋予了具有毛泽东生前确立接班人的“指示”的非常重要的含义，成为华国锋正式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据。
其实，无论对于毛泽东的任何话，都应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时间、空间等客观条件下去看待。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科学态度。
对于毛泽东的这三句话也不例外，他只是在听了华国锋的工作汇报后，听出华国锋在工作中有遇到困难的地方，为了鼓励华国锋、让华国锋放开手脚工作，为了表示自己对华国锋的信任和支持，在说话不便的情况下，以笔代口，写了这三句话。
对此，毛泽东的最后一任机要秘书作为当事人回忆说：
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同志陪见。接见后，华国锋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向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儿，华国锋返回来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场。
华国锋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
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经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就把上面的话重复了一遍。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我也听不清楚。主席就要纸和笔，我扶着他，主席就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实，类似的话主席不止一次地当面对周总理、邓小平同志也说过。例如：小平同志推荐赵紫阳、万里同志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铁道部长时，主席也十分赞扬，说：“很好。你办事，我放心。”
1976年6月15日，早已重病在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毛泽东，在病情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将自己最后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召到了病床前。
毛泽东——这位青年时代就写下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气魄宏大的诗句，立志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巨人，直到暮年仍然保持着敏锐的思维和清醒的头脑。他要向自己的接班人华国锋亲自交代一下后事。
毛泽东对华国锋及在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80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如果说毛泽东有“遗嘱”的话，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遗嘱”。
年近83岁的毛泽东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他既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无力去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了。他在1966年致江青的一封信中所提到的“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到临终之际也没有能够实现。
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波及天津、北京地区，京畿为之震动。北京故宫大殿前用汉白玉雕刻的巨龙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震裂的痕迹。在中国，自古以来，从《史记》到其他古代典籍，都有许多每当大人物离世，“地动山摇”、“天降巨星”的记载。
唐山地震，波及北京。随后，人们联想起了1976年4月发生在吉林的那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据当时新华社报道：“最大的三块陨石，每块重量超过了100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1078公斤）。这次陨石雨，无论是数量、重量和散落的范围，都是世界罕见的……”
毛泽东听到吉林陨石雨的消息后，以他那惯常的旁征博引、论古道今的幽默语言和风格，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三国演义》里说诸葛亮、赵云死时，（天上）都掉过石头（陨石），真是有声有色，不同凡响。不过，要是谁死了都掉石头，地球恐怕就沉重得转不动了。”
1976年的中国，地动山摇，天降陨石，真是山崩地裂。
难道真的有大人物离世吗？
但不容回避的事实是：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这是纯粹偶然的巧合？还是“天人感应”？只有让自然科学家们去研究、去解释了。
关于毛泽东晚年的情况，毛泽东的最后一任机要秘书张玉凤最为了解。
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张玉凤介绍了毛泽东晚年的一些情况。
在谈到“毛泽东的最后岁月”时，张玉凤说：
1976年是我们国家多灾多难的一年，1月周总理逝世，7月朱德委员长去世，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那天凌晨2点，地震波及北京。主席在6月因心肌梗塞已经抢救了一次，到了7月，病情才稍稍平稳了一些。他的卧室太小，医疗器械放不下，医护人员连转身的地方也没有，只好将主席的大床搬进书房里，也就是人们常看见主席会见客人的地方。地震发生后，主席的神志还很清楚，也知道发生了地震，但是他说不出话，只是用手摆摆，大概想说不用惊慌。我们正在睡觉，震醒后，起身就往书房跑，当我们来到书房，看见主席躺在床上，就用了一个大被单，几个人拉住四角，罩在主席床铺的上面，防止掉东西下来砸着。
天亮后，经医生同意，我们又将主席搬到旁边防震的房子里。很快，唐山地震灾情开始登在新华社的内参和各大报上，主席躺在床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看。重病之后，他的耳朵也听不见，以前先是眼睛看不见，我们念文件给他听，1975年夏天一只眼睛动了手术，戴上眼镜能看见字迹了，可是听力又减弱了。
在阅读了中央关于处理唐山地震的报告后，主席亲自圈阅并同意华国锋率领中央慰问团去灾区查看灾情，慰问灾民……
1976年9月8日，毛泽东进入弥留之际。
当天晚上，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即将结束对中国访问的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正在举行访华答谢宴会，宴请中国的党政军重要领导人，对此次访华取得圆满成功和受到的盛情周到款待表示谢意。
正当宴会进行到高潮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传来了毛泽东病危的消息。
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这场宴会的主宾，接了电话后，华国锋匆匆讲完话，没有等宴会结束，便向主人告别，驱车迅速赶到中南海。当他走进毛泽东住地时，毛泽东已经停止了呼吸。心电图上显示出心脏已经停止跳动的一条直线。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紧急研究治丧问题：
一、毛泽东的后事如何办理；
二、毛泽东的遗体如何处理；
三、是否邀请外国代表团来北京参加吊唁活动。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认为首先要保护好毛泽东的遗体，供各界人士吊唁、瞻仰。
毛泽东逝世后，首先需要起草一些全面评述毛泽东历史功绩的文献。
对此，中共中央其实早已有所准备，提前准备了讣告文稿和悼词文稿等，予以封存。
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回忆说：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逝世。清晨5时10分左右，汪东兴同志打电话到我办公室，他哀伤地对我说：“老周，你带上那两件封存的文稿，速到主席住地会议厅来，政治局等着讨论。通知李鑫也来这里。”我急速打开保险柜，取出封存的文稿，下楼直奔毛主席住地会议厅。半路上看到汪东兴正在毛主席住地外边马路上来回踱步，不时地朝我来的方向看。他在急切地等着我们。
汪东兴对我说：“毛主席今天凌晨逝世，政治局两点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开到五点。江青在会上捣乱，干扰会议议程。现在政治局正等着讨论讣告和悼词文稿，你赶快进去。”我急步走向主席住地会议厅，厅内灯光暗淡，一片沉寂。我走到第一副主席华国锋面前，把密封的文稿放在他座位的茶几上。他示意我坐在他左后方的沙发椅上，并把文稿启封。
这时，江青从会议厅大门进来，她边走边叫：“我还是要求政治局讨论邓小平的问题，今天会上要作出决定，要把他开除党籍。”这句话她重复了好几遍。此前她在会上就曾提出这一问题，经与会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抵制，江青未能得逞。现在她旧话重提，会上无人吭声。
华国锋怒视着江青，当江青走到她的座位坐下后，华国锋拿起茶几上的两份文稿，环视了一下会场，说：“现在继续开会，讨论中央预先准备的讣告和悼词文稿，今天主要讨论讣告文稿，会上要定下来，下午要对国内外广播，时间很紧；悼词文稿也过一遍，不讨论，会后印发给大家，另择时间开会商定。”
华国锋指示我把讣告文稿在会上读一下。讣告文稿是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发布，定名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全文2500多字。我以较慢的速度读完后，华国锋说：“大家看有没有原则性修改或补充意见？有，请提出来讨论；如没有，我意先送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印刷厂加急排印，印出清样，人手一份，我们再仔细推敲定稿。”
与会成员同意华国锋的这一意见，不到一小时印出了清样，我在会上分发给与会成员。在排印讣告文稿期间，李鑫在政治局会上读了悼词文稿，华国锋批示后，交我会后印发政治局各成员。
经过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决定9月9日下午4时对国内外广播。
毛泽东逝世当天，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9月11日至1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周隆重的吊唁仪式。
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吊唁和守灵。
首都30万干部、群众、各界人士和国际友人参加了悼念活动。
60多个国家、政党送来了花圈。
200多个国家、政党、组织以及著名人士发来唁电或唁函。
9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具体讨论、研究悼念毛泽东的悼词文稿和追悼毛泽东大会的有关事宜。当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周启才回忆说：
9月16日下午3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开会，讨论毛主席悼词文稿，研究商定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通知悼词起草人李鑫和我列席会议。
下午两点多，汪东兴把我叫到他在人民大会堂的临时办公室，对我说：“有两件事你代我报告国锋同志：一是，今天下午的政治局会议，我不能去参加，我要在这里保护毛主席的遗体，你替我向国锋同志请假。二是，悼词文稿我看过三遍，认为基本可用。有一条补充意见，就是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讲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条重要指示。我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指示，很有必要。”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怀仁堂，国锋同志一到我就向他报告。”这时已是下午两点半，我走出大会堂北门，乘车进新华门直到怀仁堂会场。
下午三时整，华国锋宣布开会。他让我把汪东兴对悼词文稿的意见讲一下。我转达了汪东兴同志的两点意见后，华国锋说：我认为东兴同志这个意见很好，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重要指示，对我们党的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这条重要指示，我赞成加上。说完，他看了看旁边坐着的叶剑英和李先念。
这时，王洪文侧身看了看江青，江青扭头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紧闭双眼，默不作声。姚文元则低着头翻看悼词文稿。
叶帅发言说：我同意国锋同志的发言和东兴同志这个提议。“三要三不要”是主席留给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引导我们党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进的指南，在主席悼词中加上这条重要指示，对我们党的建设和发展，意义非常重大。
李先念发言说：国锋和叶帅讲得很好，我赞成东兴同志的提议，悼词中加上毛主席这条重要指示。
接着，除了“四人帮”，所有到会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表态同意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重要指示。
当时坐在一起的“四人帮”个个沉默不语，既没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华国锋指着姚文元说：“没人提出不同意见，那就把主席这条重要指示加到悼词的适当地方。”当时姚文元被指定为会议上的悼词修改人。
除加了毛主席上述指示外，经过讨论，对悼词文稿的个别文字也做了些修改，经华国锋审阅并把补充和修改的地方读给大家听后，政治局通过了这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反映当时政治背景的悼词。
这次会议还一致同意毛主席的追悼大会由华国锋致悼词，王洪文主持，并对大会程序作了安排。会后，我根据华国锋的交代，把会议情况向汪东兴作了汇报，也谈了“四人帮”在会上的表现。汪东兴听后说：这几个人骨子里是反对悼词里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指示的，因为主席就是批评他们针对他们讲的。但他们看到，政治局多数人同意，他们反对也没用，而且他们如公开反对加上这条指示，政治上就会陷于被动，所以他们不说话，不赞成也不反对。
1976年9月18日下午三时，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百万群众参加，同时向全国转播大会实况。下午两点二十分左右，我到达天安门前东观礼台下面的休息室，检查了各项准备情况。两点五十分左右，规定在这里休息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宋庆龄等全部到齐。我将到齐的情况报告给华国锋。当时他在休息室外面与汪东兴交谈。华国锋让我回休息室再讲一下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的程序，以免大家在台上动作不一致。
这个程序是：在追悼大会开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按顺序走上追悼会高台，先面向广场群众；追悼大会开始，当主持人宣布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时，大家向后转，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后，再转回来，面向广场群众。
我刚说完，张春桥发难说：“那怎么行？转过去，屁股对着广大群众，不行！”“四人帮”其他成员也跟着说：“是啊！屁股不能对着广大群众啊！”我说：“这个程序是上次政治局会议上定的，因为毛主席遗像竖立在大家站的高台后面，向遗像三鞠躬必须向后转过去才行。”
叶剑英、李先念、吴德、许世友等都说：上次政治局会上已经定了，就按定好的程序办！“四人帮”没再吭声。
我把“四人帮”的这一情况报告给华国锋，华国锋说：“这是他们故意捣乱！”
1976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百万群众参加的“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
全国各个县以上地区都召开了追悼大会。
朝鲜等30多个国家和政党也先后举行了追悼大会。
第三章 来历不明的“按既定方针办”
毛泽东逝世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
然而，“四人帮”却加紧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活动。
1976年9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中，出现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
这篇社论说，“按既定方针办”，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从9月17日起，姚文元多次给新华社打电话，再三强调要反复宣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各中央新闻单位据此对“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进行了反复的重点宣传。
“四人帮”大力宣传“按既定方针办”这一“临终嘱咐”的目的，是想造成一种毛泽东临终时作了“临终嘱咐”的假相，借以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既定方针”，继续打击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和大批领导干部，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其实，毛泽东在临终前一直处于弥留之际，根本没有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
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并提出她和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以及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毛远新，都要参加会议，却不让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会议，以便研究她所提出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华国锋问江青：“会议讨论什么问题？”
江青说，有紧急事情，你来中央不久你不懂。
江青又到人民大会堂，纠缠着要求华国锋同意将毛泽东的所有文件、档案、资料、手稿交给毛远新整理，企图由“四人帮”来垄断毛泽东的文件、档案、手稿等资料。
在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的问题，图谋篡权。
毛远新本来在会前写信给华国锋，提出毛主席逝世了，他的联络员使命也结束了，要求同意他回辽宁。但是，当华国锋念了毛远新的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政治局委员都同意让毛远新回辽宁的时候，江青却大发脾气，坚决反对。
张春桥也提出毛远新不能走，要让毛远新整理毛泽东留下的手稿、资料，要由毛远新“准备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等等。
当“四人帮”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央政治局委员否决之后，江青胡搅蛮缠，闹得中央政治局会议开不下去，只好不了了之。
以后，江青又多次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索要毛泽东的文件、手稿。
汪东兴征求了叶剑英的意见后，予以坚决拒绝。
这时，面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造成的严重内乱，面对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图谋篡党夺权的严重局势，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健康力量决心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彻底粉碎江青集团，消除造成“十年内乱”的根源。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等决心依靠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和集体力量，彻底解决江青集团的问题，割除这个毒瘤。
为此，华国锋与叶剑英通过深入交谈，沟通思想，在解决江青集团问题上取得共识，形成了一致意见。
同时，华国锋还分别同一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进行谈心、交换了意见。
叶剑英则一方面与邓小平、陈云、邓颖超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保持经常联系，征求他们对如何解决江青集团的意见，一方面经常和华国锋接触，坚决支持他顶住江青集团篡党夺权的一切无理要求，决不能让江青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
在粉碎江青集团的生死搏斗中，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是一个关键人物。他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是中央警卫部队八三四一部队主要负责人，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华国锋、叶剑英在分别与汪东兴谈话中，了解到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是坚决站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立场上的。他们一致认为，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一定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至于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
与此同时，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还与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要负责人粟裕、宋时轮，总参谋部主要负责人杨成武，总政治部主要负责人梁必业，空军主要负责人张廷发、吴富善，海军主要负责人萧劲光、苏振华，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傅崇碧，北京卫戍区主要负责人吴忠、吴烈等，保持着密切联系，要求他们加强战备，掌握好各总部领导机关、陆海空军和海防边防，掌握好部队，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对付一切突发事件。
9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委派革命战争年代的老部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去找叶剑英，建议“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华国锋下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后，委托李先念去找叶剑英。李先念向叶剑英谈了对形势的看法和华国锋的意见。
叶剑英说，我们同他们（指“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你死，才能我活，没有调和的余地了，要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还要有周密的部署。
隔了一天，叶剑英去拜访华国锋，两人单独进行长谈，详细讨论了对“四人帮”及其主要成员实行隔离审查的时间和措施，研究了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通报的步骤以及接管重要新闻单位的人选。
这一期间，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分别进行了多次商量，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进行了个别沟通。
华国锋曾经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那段时间里，我和政治局不少同志都进行了接触，进行过酝酿。”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取得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一致意见后，如何选择适当的时机、采用适当的方式去解决“四人帮”呢？
毛泽东逝世后，许多老一代革命家、党政军领导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十分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姚依林回忆说：陈云在家里琢磨的是在即将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有无可能利用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他把中央委员名单反复研究，算来算去，感到十届三中全会上“四人帮”的力量还是雄厚的，何况毛主席刚刚去世，党内因循守旧、封建传统思想仍成风气，恐对局势敢怒而不敢言者大有人在！三中全会上以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是无把握的事。陈云当时和叶帅时有来往，叶帅住在西山。他们恐怕情况暴露，常令孩子们传话。叶帅掌握着军委的部队、西山警卫部队……叶帅和陈云研究要打倒“四人帮”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大会合法斗争，二是武装解决。通过十届三中全会解决，算来没有把握，叶帅坚决同意采取第二种办法，他下了决心。
当时有人主张用召开中央会议的方式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认为，“四人帮”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不是一般的斗争，其性质已经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必须采取特殊方式彻底解决。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经过多次个别商量，最后决定：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隔离审查，采取果断措施，彻底解决，然后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向会议报告。
叶剑英认为：“这是一着很险的险棋，又非走不可，必须果断，又要周密。要万无一失地办好。”
10月2日，华国锋审定外交部部长乔冠华送审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时，根据毛泽东亲笔给自己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原话，删掉了原稿“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并特意批示：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张春桥看到华国锋的批示后，在文件上批示：“国锋同志的批示，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稍后，江青找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说：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的“既定方针”。而恩格斯逝世以后，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江青还要人写文章，说刘邦死后，吕后如何坚持了刘邦的“既定方针”，等等。
10月4日，《光明日报》第一版发表“四人帮”控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梁效”撰写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说：
“‘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
“学习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我们信心满怀，斗志更坚。”
“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一切修正主义头子要篡改这一既定方针，必然要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阉割它的革命灵魂，磨灭它的革命锋芒。”
“‘走资派还在走’。这个‘走’的基本内容，就是反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就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不斗争就不能进步’的教导，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准备迎接二十次、三十次的路线斗争，在同党内资产阶级，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许多人看到这篇文章后认为，这是“四人帮”向毛泽东最后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发出公开挑战，是“四人帮”公开发出的篡党夺权动员令，说明“四人帮”要闹事了，要动手了。大家认为：事态发展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关头。